在這本書中，我們提到了許多政局不穩的因素與相關的研究。所以，未來我們是否註定會重蹈這些歷史的覆轍？又或者，自二戰以來政治治理上的進步，代表著當今的民粹主義分子無法像過去一樣，掀起政治滔天巨浪？

先前提到，全球金融危機和隨之發生的撙節措施，都給主流政黨帶來極大的打擊，而且在2016年給民粹主義者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他們興起。當然，金融危機帶來的驚嚇退去後，民粹主義潮流也會消失。我不認為未來會有國家步上阿根廷衰敗的後塵，我也相信希臘能快速復原。

話雖這麼說，我覺得未來要面臨的挑戰，遠大於一些出人意外的選舉結果。有些國家正在一步一步地落入難以脫身的圈套。因此我也提出幾個建議，避免不愉快的歷史重新上演。

大多數的人談到政治，尤其是拯救國家的議題時，幾乎馬上就討論到如何讓對手陣營下架。美國的政治非常兩極化，到了極端對立的程度。我有不少朋友和點頭之交都已經無法通過「螢幕測試」，也就是如果總統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或是網路，這些人的厭惡之情馬上溢於言表，馬上轉台。歐巴馬執政的那幾年，我有幾個從年輕時就認識的朋友，也同樣無法通過「螢幕測試」。（我成長於南達科他州和印第安那州，2016年的總統大選，川普在這兩州贏得多數選票。）而我那些比較左翼的朋友，對川普政府的反應也是很激烈。

不過，請再思考一下泰國與阿根廷的歷史。就算是推翻裴隆和塔克辛，甚至讓他們流亡海外，國家並沒有因此得救。這種勝利也可算是代價慘重。大家只要談到自己國家的政治，通常都是以所擁護的政黨、而非政治風險的角度去考慮。但總體來說，若要思考國家完不完蛋這個問題，誰執政其實所只佔了這個議題的一小部分而已。當大家都只顧著討論讓誰下台的問題時，這可能象徵著：事情基本上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

希拉蕊在她的自傳中提到，她和柯林頓重新閱讀了艾瑞克．霍夫（Eric Hoffer）的經典之作《狂熱分子：群眾運動聖經》，並且在2016年的總統競選過程中，分送幾本給在她手下工作的資深員工。我可以理解希拉蕊的用意。本書第二章提過，《狂熱分子》宣稱大型群眾運動通常會吸引到那些絕望又憤怒的魯蛇。假如我們是以這個角度看待川普的支持者，那麼柯林頓夫婦肯定覺得非常滿意。

但是，就像我們在前面幾個章節所讀到的，把所發生的政治事件歸咎是群眾情緒集體失控，這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革命之所以會發生，並不是由於群眾情緒集體失控，也不是極端困頓的個人生活導致暴力出現。《狂熱分子》一書中所提到的論述，正好和會形成有效率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原因完全背道而馳。霍夫指出，發動俄國革命群眾運動的，是那些人生失敗的魯蛇，這群人在崩潰的社會底層苟延殘喘，極度想逃脫因為自己錯誤的選擇而造成的後果，這些人正好成為列寧教義眼中的獵物。

可是我們也看到，俄國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完全不是霍夫所說的。事實上是那群在社會中有機會往上爬的俄國工人，這群人所凝聚的群眾力量之所以所以變得強大，並不是因為社會結構的崩解，而是因為他們本身不斷提升的社區組織效率，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幫助他們克服群眾弱點的工會。

當然，任何人都有權利稱呼對手是瘋子，這是民主自由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但是一直計算這個國家有多少人瘋了，絕不是評估國家風險的好方法。

與其擔心那些孤僻又憤怒的個人，不如把重點放在義憤填膺的團體，因為政治是群體運動。人們透過選票讓政府下台的主因，並不只是自己的荷包縮水，而是因為不滿政府在治理國家經濟上的無能。我們會起身參與政治，跟我們個人所受的痛苦沒什麼關係，而是當我們覺得「自己所屬的群體正在受苦」，於是挺身而出。

2016年，美國和英國那些感到委屈的社會群體，在大選中投下支持川普和脫歐的一票。這些選票中也許有參雜著部分選民的種族歧視和排他的心態。不過最近的研究顯示，這些社會群體本身也有滿腹的牢騷：全球化衝擊著他們、職場就業不順利、自己有過親友因濫用藥物而死亡的切身經驗。在這些社會群體中，有些人還是過得不錯，有的就過得很慘。無論個人處境是什麼，處於這種社會群體的人，容易把票投給民粹主義者。

有人說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其實見證了一場階級的戰爭。如同《紐約時報》記者奈特．柯恩（Nate Cohn）在他的一則現在已經出名的推特上所言：

「如何解讀這場選舉？就是白人勞工階級選民，想以弱勢族群之姿投票，而他們所佔的比例就超過總選民人數的40％。」

我並不完全同意階級之戰的這個說法。我所認識把票投給川普的友人，都有受過大學教育，他們剛好處在一個正在苦苦掙扎的群體中。事實上，那些勞工階層中相對處境比較好的成員，比較容易把票投給川普。這也不難理解，如同我們在稍早的章節所看到的，在一個滿肚子怨氣的社會群體中，通常是境遇比較優渥的成員，例如俄羅斯的工人，首先發起動員之戰。

2016年令人驚訝的選舉結果，起因是突發的。例如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士．柯米（James Comey）在不對的時機點上，決定宣布有關希拉蕊郵件門的新證據；而英國的強森（Boris Johnson）決定加入脫歐的陣營。我認為滿腔怒火的社會群體所發起的動員運動早已行之有年，歐洲的社會群體為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帶來重大的紛擾，讓英國和法國的右派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議會中成為最大的陣營。投票率低的地區容易成為發起動員的領頭羊（就像歐洲議會選舉中，英國的合格選民只有不到37％的人投票），因為規模不大，但意志堅定的族群就可以帶來改變。

同樣的道理，美國的右派民粹主義茶黨運動，多年來都不斷發揮其影響力，尤其是在投票率不高的議會初選。

動員政治並不是在2016年造成民粹主義紛擾現象的唯一力量。許多會針對議題投票的慣性選民，也把票投給民粹主義者，例如恪守宗教教條的美國白人也容易投給川普。但是，當今政治的兩極化態勢是否會繼續升高，主要還是取決於動員政治。社會特定族群為生活載浮載沉的掙扎故事──特別是當那個族群式微且受到不平等待遇時，會激發出群體認同感與影響政治的機會，讓上百萬非慣性選民投下支持英國脫歐的一票。如果這些社會群體依舊對政治不滿，他們就會將想法轉化成政治行動，也有可能會繼續發起動員。

動員政治當然也有優點。當政治出現新的聲音時，常能為社會公正帶來進步的動力。2017年，眾議院議員在全美各地的市議廳為大眾所舉辦的公民會議，平均出席率從原本不到50人增加至280多人。看到美國民眾參與自己國家民主的熱情，的確很振奮人心。

川普總統大選勝選後，是女性發起引人注目、大規模動員的活動。這可能是美國有史以來，女性遊行活動單日人數最多的示威抗議；而參與群眾較為多元的反性騷擾抗議活動，人數也不遑多讓。

許多人讚揚這種類型的動員，因為這樣才能帶來實質的政治改革。回顧歷史，歐洲的民主曾是富人的專享權利。更早之前，統治階層則由世襲貴族所掌控。當然，動員中產階級參與歐洲民主運動的人士，可算得上是英雄而非壞蛋；歐洲政治能不斷進步，與法國大革命脫不了關係。

不過，動員政治所帶來最大的危險是分裂社會。稍早的章節中提到，當人們認定自己所屬的社會群體出現了政治問題，他們就會決定採取政治行動，因此一個社會族群所發起的群眾動員，會引發其他社會族群的政治動員。動員會導致動員，展開循環，使對立情勢升高。在塔克辛讓鄉村選民成為泰國選舉政治的一股勢力後，黃衫軍搶先一步走上街頭，接著大批紅衫軍也湧入曼谷市中心，而事情的演變就是從此開始每況愈下。

不穩定的政治，也成為民粹主義者大展身手的表演舞台。民粹主義分子常是成功動員了對政治不滿的非慣性選民。民粹主義分子也能在經濟動盪的時局中，藉著打擊執政的政黨而獲得利益。民粹主義者在兩極化的環境中壯大，因為他們發現，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不同政治立場選民的支持。希臘的主權違約讓左派民粹主義者贏得勝利，之後又與右派民粹主義者共同組成聯合政府。這種做法著實跌破評論家的眼鏡，但是裴隆肯定能夠理解的。

從更廣義的面向看來，如同我們在前面的章節所讀到的，民粹主義者喜歡鼓吹大家起來反對「危害人民的這個國家」。而民粹主義者在這種情況下的宣傳，如果摻雜著些許事實的話，那就更容易贏得選票，在「封建路易斯安那州」的脩義龍（Huey Long）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日的民粹主義者，更容易做出類似的宣傳。在美國政治中，金錢可以買到很大的影響力，而左派民粹主義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選戰中特別呼籲大家提防這件事。在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的人民，普遍認為歐盟的治理方式走菁英路線，一般大眾無法影響歐盟政府。這種「民主上的不足」，會導致一般人對政治領導人逐漸失去信任感，這也反映在選民用選票支持民粹主義者的投票行為上。美國和英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則民粹主義者用「政治體制真糟糕」作為藉口，很可能會繼續贏得選票，為自己增加政治勢力。

一般來說，有錢人是平淡政治最好的密友。保守派慣於拘泥守舊，偶爾也會打打馬球、獵獵狐狸打發時間。不過如同稍早所提，自從1980年以來，學術界對民主失靈做了詳盡的研究，結果發現有錢人的干政與貧窮人所發起的暴動相較下，前者更容易讓民主失效。

大多數人認為，在阿根廷式的恐怖平衡中，必須要有像脩義龍這樣的人物──巧取豪奪的駭人野獸，也是富人們的惡夢，脩義龍積極發動階級之戰。但是到了今天，像脩義龍的這種行徑，只有外表可怕，卻無法發揮太大效果。1980年之後研究民主失靈的統計數字顯示，這種造勢行為很少真的會威脅到民主。有關財富分配的研究也指出，這種挑起階級戰爭的行為，幾乎從未真正造成財富的重新分配。

已有證明顯示，近年來的恐怖平衡更加常見。有錢人不滿長期受到課稅，也不爽平民百姓一天到晚覬覦富人財富，想分一杯羹，於是把他們的怨氣轉化，變成對抗民主制度的行動。這是恐怖平衡原本就帶有的一種反差。「民主」與「財富不均」這兩者處不來，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最好的辦法就是吸乾有錢人。

換句話說，在貧富高度不均的國家，「重新分配財富」的想法對普通的投票者是有號召力的。而會製造這種恐怖平衡的政治人物，通常是思路細膩、溫文儒雅甚至是專業的政治家，簡言之就是像歐巴馬那樣。歐巴馬的「平價醫療法」（Affordable Care Act），或是俗稱的「歐巴馬健保」，就是最近30年來美國最具有財富分配性質的立法內容。歐巴馬把從有錢人那課徵來的稅，用來擔負窮人的健康保險費用；內容包括對那些高額的醫療保健計畫課稅、對醫療保健公司課稅、從薪資裡扣繳額外的0.9％聯邦醫療保險稅，以及外加3.8％的投資收益稅。

許多持右派民粹立場的人們並不喜歡「歐巴馬健保」，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健康保險會受到牽連。而美國有錢人對財富重新分配的激烈反應，更是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記者珍．梅爾（Jane Mayer）曾報導，美國共和黨大金主、石油大亨柯氏兄弟（Koch brothers）組成了反歐巴馬政府論壇，並且募得將近十億美元的政治獻金。我知道不應該將恐怖平衡套用在美國身上，因為在希臘的案例中，是沒辦法對有錢人課稅的。不過柯氏兄弟的資產，多半是與美國本土息息相關的重工業，因此不像希臘船舶業者的財富具有流動性而可以免於課稅。

理性的人可能認為，柯氏兄弟的反政府計畫，其本質並非是「反民主」的。基本上來說，這只是柯氏兄弟先想出來的聰明政治策略罷了（現在民主黨也急起直追採取行動好加以反制）。歷史上看來，有錢人熱衷投入政治，通常只會讓事情往壞的方向演變。

如果有人撒下大把銀子想贏得選舉（像柯氏兄弟還有泰國塔克辛那樣），那麼社會大眾不會把這種行為解讀為「有錢人有錢有閒的嗜好」；相反地，這一定是追求更大政治影響力的行為。如果柯氏兄弟和其他富豪能有其他的嗜好，我大概會睡得比較安心。過去數十年來，富裕國家都不會遇到阿根廷式恐怖平衡這個問題，財富不均的情況在富裕國家也不嚴重。然而現在，財富不均的情況愈來愈嚴重，我們還真是「幸運」。

「牛津分析」年度會議閉幕晚宴，於金碧輝煌的布倫亨宮殿（Blenheim Palace）舉辦，所有與會者都盛裝出席。台上講者演講完畢後，一位與會女性（有支持民粹主義的傾向）說：「這聽起來簡直就像是法國大革命前夕，在凡爾賽宮所發表的演說。」我語帶風趣的回說：「而且我們還吃著山珍海味。」她又說：「我們在這會場中支持全球化，外面則有90％的人想終結全球化。」

她說的沒錯。在布倫亨宮裡出席會議閉幕晚宴的人，都想改善世界，這群人絕大多數是地緣政治專家，大家集思廣益計畫著如何拯救全球化和自由民主。但是這群專家並沒有考慮其他人是否也認同他們的觀點。政治科學家卡斯．穆德（Cas Mudde）也提出類似的觀察，他注意到歐洲政治科學領域的學者，非常有興趣研究極右派民粹主義的崛起，可是沒有一個學者認同民粹主義。所有的學者，都是把民粹當成一個「該被根除的社會問題」來研究。

進步主義者在這樣的形勢下，免不了受到牽連。有抱負、高成就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總是持續拼命提升自我，而他們也希望全世界跟他們一樣努力。但歷史上進步主義者拯救世界的計畫也是一波三折。在脩義龍時代，進步主義者就曾走偏，帶著錯誤的科學認知投入一些領域，其中最糟的負面案例就是優生學：以優生學為題材的書籍曾是排行榜暢銷書，農業博覽會中也舉辦「美滿家庭」和「健康寶寶」比賽。進步主義者對提升人類基因品質的信念，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還鼓吹立法強制絕育精神病患者，美國也竟然有30多州實施強制絕育。進步主義者的這種想法的確是走在科學的尖端。後來希特勒將此思想「發揚光大」，把社會帶往一個進步主義者不想要的境界。

如同歷史學家薛爾頓．史托若姆奇斯（Shelton Stromquist）所指出，進步主義者不喜歡玩階級戰，但是到頭來，他們打的正是一場代表自己的階級戰。「牛津分析」年度會議閉幕晚宴的與會者也差不多一個樣：想運用專業拯救這個世界，但我們真正想的是拯救我們自己的世界。這可能就是進步主義的原罪。

當社會變得兩極化，或是民主受到威脅時，挽救政治穩定的責任，往往落在中產階級的社會進步者身上。但是，他們的努力有可能會出錯。最糟糕的情況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最後可能會動員起來，對抗傳統的中產階級或是窮人。伊朗革命結束後的混亂時期就曾發生這種事，阿里．沙里亞蒂（Ali Shariati）夢想中的理想伊斯蘭革命，後來演變成獨裁。而1980年代，希臘和阿根廷的中產階級起身對抗貧民。最戲劇化的例子莫過是當今的泰國。這些都是不利於政局穩定的情況。

進步主義者也常稱呼投票給川普及贊成英國脫歐的選民是瘋子，會被民粹主義利用。這種想法對任何跨階級結盟的動作來說，都沒有幫助。這種想法同時也忽視了大多數研究的重點，也就是造成政局不穩的成因到底是什麼。當一個社會群體對政治不滿而被動員起來，此時的他們絕不是一群待宰的羔羊。他們會積極參與傳講自己的苦難故事，形成更多群體認同，讓他們能夠動員。他們之所以會站出來，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能夠改變局勢，而2016年證明這種想法的確是正確的。

這也帶我們進入最後一點：當心兩難抉擇，而且如果你看到它迎面而來，感到恐慌之餘趕快逃得愈遠愈好。我最近收聽波士頓公立廣播電台所播放的節目，內容是一名記者的訪談，她出版的書獲得國家好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主題是有關俄羅斯總統普丁執政下的俄國。她說當川普當選總統時，歐巴馬和希拉蕊應該要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並宣布選舉無效。

這聽起來的確是兩難的抉擇。

當社會變得兩極化，兩難的抉擇很容易成為政治議題。最常發生的是，在民粹主義者取得勝利後，下一場選戰反而是民粹主義者彼此之間的對抗，而非民粹主義者與中間路線者的競爭。人民可能會被迫在「犧牲經濟發展」或「犧牲民主」這兩者間做出選擇。當阿根廷的經濟長期陷入衰退，阿根廷的民眾就得不斷在一籃爛蘋果中做出選擇。這樣的兩難抉擇，容易造成政局不穩。有時候，受到動員的團體之間會仇恨彼此，他們在爭執之於就會開始搞破壞；或是當情勢失控後，乾脆一把火同歸於盡。

《民粹與政權的覆亡：如何擺脫重蹈覆轍的歷史》 （圖片提供／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