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對台中車站的記憶停留在高中就學階段的舊樣貌。高中畢業之後，我就離開台中老家在外地念書工作，也少有機會造訪位在台中車站和周圍的老社區。我對台中車站周遭的歷史記憶，往往不是關於建築──例如1917年改建完成的挑高斜體屋頂和拱型牆面的車站主體，而是關於車站內外，不同族群移動而交織出的「居所」（dwelling）。如同英國人類學家蒂姆．英戈爾德（Tim Ingold）在《活著》和《製作：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和建築》兩本著作中都提及的，「居所」能帶來區位再造和意義創造，不只是「建物」而已。

利用週日，我回到台中車站，跟隨出站人群移動步伐，出站的指示符號指引了我欲前往的方向，也區隔了人群中的差異。我欲前往的是位在綠川西街和繼光街間的東協廣場（2016年改為此名，舊稱第一廣場）及其鄰近的青草街。出站時，一路上與我同行之人中，不少是選擇乘坐票價較便宜的火車的台灣年輕人打算到附近公車站轉車，有些則是拖著行李來台自由行的香港遊客和陸客，他們欲搭車前往南投日月潭旅遊。而當我往前步行約100公尺左右來到東協廣場時，我身旁的行人不少是來自東南亞國家的藍領移工。

2000年代中期，東協廣場和附近商店在週末期間已成為台灣中部地區東南亞移工購物和聚會最主要的地點。當我重新走入停格在記憶中屬於1980年代台中老社區的空間時，我彷彿經歷了阿君．阿帕度萊（Arjun Appadurai）在《消失的現代性》一書中談到的現代性的斷裂。這是遷徙移動造成身分認同的斷裂，包括現代和傳統、繁華和沒落、數位手機和閒置商業空間、移工和在地居民間的斷裂。

更具體地說，我所見到的是相互對立的元素共存的都市空間，就如同一幅舊拼圖中存在許多已剝落的空缺，在這些空間裡被重新黏貼上具有東南亞異國特色的圖像和語言符號。東協廣場大樓周圍所呈現出的空間圖像裡，沒有台中七期豪宅區的奢華，也沒有高檔服飾百貨大樓林立的榮景，更沒有台中逢甲夜市入夜後人聲鼎沸的熱鬧。這裡也幾乎看不見在台北大稻埕老街裡訪古尋幽的遊客。

再者，東協廣場大樓也不像美國芝加哥、紐約或世界其他大都會區的中國城，它無法完全適用以少數族裔聚居的都市「族裔聚集區」（enclave）或「貧民區」（ghetto）的概念進行解釋與分析。東協廣場一帶的特色是本地居民與東南亞移工們來來去去的老商業區。移工往往只利用假日造訪，他們並不住在這裡，而住在老社區裡的多數是年紀較長的老台中人。這裡的空間意象就彷彿一座城中城，一個由本地老居民與外來移工相遇而拼湊出的都市空間，一種由網狀（meshwork）關係形塑出既熟悉又陌生的異溫層。

在日常生活中，移工往往不會以「東南亞」作為身分認同與建構的基礎，也清楚區隔自己人與他國移工的差異。但在東協廣場的商業公共空間裡，以台灣外勞市場為中心思維的「東南亞」和「東協」觀念與商業符號，往往強加在印尼、越南、泰國和菲律賓勞工身上。除了商業符號之外，東協各入口的牆面上也可見由大樓管委會以4種語言呈現的標語「請勿亂丟垃圾」。出現在公共空間的生活標語是一種規訓符號，也是一種極具階級區隔意味的語彙，凸顯台灣往往歧視性地認定外籍勞工是需要被「管教」的群體。

勞動遷徙是人、信仰和異文化的接觸和跨越，也是語言階序關係的重新定義。東協廣場的老社區和新族裔呈現新舊語言交錯的在地秩序和溝通方式。來自越南的小吃店以醒目的越南文、中文和英文的多語招牌吸引不同族裔的顧客，店員則精通越南語、華語、閩南語的多語能力。多語使用的情況也出現在東協廣場附近印尼人經營的小吃店、菲律賓人經營的美容美髮店、越南人經營的美甲護膚店、台灣人經營的跨國匯款公司內。印尼人之間的口語溝通多以爪哇語為主、印尼語為輔；菲律賓人的口語溝通則以他加祿語（Tagalog）為主，英語為輔；泰國和越南移工間多使用家鄉地區的語言變體（泰國北部、中部標準語、南部方言，以及越南北部、中部、南部、清化方言）進行交流。老社區內的台灣阿公阿媽則多以閩南語、或夾雜日語詞彙的閩南語為日常溝通語言。東協廣場的公共空間則常以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國旗作為圖示，展現東南亞意向，公共標語也會使用各國通行的標準書寫文字。店內／店外、東協廣場／老社區、公領域／私領域的多語使用展現層層相疊的語言階序的展演，這也是異溫層居所的現代性斷裂的新樣貌，而不只是單一語言的語言地景。

走入東協廣場一樓空間時，最顯眼的就是賣手機的攤位。廣場內的手機店專賣中低價手機，有些是販賣專供東南亞移工使用的手機預付卡，各家電信公司所推出的多款預付卡，設定的族群皆是來自東南亞的外籍勞工與外籍配偶。這裡的手機店並不提供台灣電信公司店裡的月租型的門號服務，而僅提供預付卡的門號申請服務。

不同預付卡有不同功能，如貝比卡可從台灣打電話到印尼、越南、泰國和菲律賓4國，但有些預付卡則是特別限定於印尼國內使用，不能從台灣打到印尼。此種預付卡是在台灣工作的印尼移工提供他們在印尼的家人使用，只要知道預付卡上的密碼，他們家人即可在印尼境內開通撥打電話功能，並接聽來自境外的電話。透過此功能，他們的印尼家人即可免費接聽他們自台灣打回印尼的電話。

剛抵達台灣的移工，要是他們的仲介公司沒有幫忙申請預付卡門號的話，他們可自己帶著護照和健保卡到東協廣場的手機店申請台灣電信公司的門號。有些人甚至身上沒有台幣現金，但也可在手機店裡以外幣兌換台幣。大多數使用預付卡的移工會安裝使用手機通訊應用程式，透過上網的方式免費打國際電話與家鄉的家人聯繫。目前移工最普遍使用的手機通訊應用程式是Tango、LINE和抖音，而不是Skype。相較之下，Tango提供了從台灣撥打電話到東南亞國家時較穩定的網路通話品質。另外還有一些移工因在台灣工作的期限即將到期，或是因為更換功能較新的手機，會將自己的手機賣給東協廣場的手機店，或是轉讓給自己的同鄉移工。在週末期間，有時會看到在東協廣場旁的人行道上，以移工市場為主的流動攤販兜售二手手機。

如同東協廣場的手機店和移工的社會網絡關係之建立，在世界各地的移工群體中並不陌生。《遷徙與新媒體：跨國家庭與多媒體》（Migration and New Media: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Polymedia）這本民族誌探討菲律賓母親遷徙到英國打工使用社群媒體的情況。手機和社群媒體不僅成為女性移工與留置在菲律賓家鄉的小孩間維繫感情的重要媒介，也是多媒體的數位實踐，意即手機既是通話的工具，同時可以傳送簡訊、發電子郵件、上Facebook或是在個人部落格裡發表想法。這種多媒體的手機溝通形態也常見於來自東南亞國家的移工在台灣使用手機的情況，這也是理解遷徙打工的個體或群體如何建立和維繫他們人際關係的關鍵。

東協廣場成為來自東南亞移工於週末聚集會面和消費的大樓，讓我聯想到香港的重慶大廈。兩棟大樓相似之處在於它們的部分樓層皆設定以移工為主要消費群，並販賣廉價商品和手機通訊設備，也設有手機通話服務和族裔特色的小吃店。兩者不同的是，東協廣場完全以商業消費活動為主，而重慶大樓內則提供廉價的客房，住戶多數是來自南亞和非洲的移工。麥高登（Gordon Mathews）在《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書中提及，非洲許多國家的手機是以重慶大廈為銷售的中繼通路，而東協廣場的手機店家經營者則為台灣老闆，手機銷售對象是以在台移工為主，並沒有成為東南亞手機市場的重要通路。

每回我步出東協廣場往台中車站的方向移動時，會先經過東協廣場販售廉價商品的商店，如手錶、行李箱等。然後一路會經過台中名產店、販售中高價位手機的商家，由廉價到高價的行走路徑，像是跨越社會貧富階級的鴻溝。東協廣場就如同鑲嵌於人行道的彩繪地磚，看似多彩又華麗，但廉價和高價的意識形態和社會界線卻深深烙印於你我生活的土地上。在週日傍晚的台中車站月台上常可見到正在等候通勤電車返回工作地的移工們，不論是往返東協廣場和工作地的假日移動、或是離開家鄉跨越國境的勞動移動，階級界線不斷在異溫層空間和居所中浮現，人的移動看似是跨越行動，實則是異溫層界線的複製和重置。

《異溫層迷航記【芭樂人類學2】》，左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