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收到新書《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的當下，我剛結束又一個學期在美國大學的授課。這學期的東亞政治學課堂上，美國大學生們（其中許多同時正在當兵並準備輪調到東亞）對於中國的民主化特別有興趣。為何中國還不民主化？隨著課堂進行，當我們翻出位於台灣大學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研究中心（Asian Barometer）針對全亞洲各國的學術民調資料，美國大學生們驚訝地發現，政治學專家們定義下的非民主國家，例如中國、越南、新加坡等，該國民眾對於該國的「民主」非常滿意；反而是學術定義下的民主國家，例如韓國、日本、台灣等，這些國家的受訪者對於自己國家的民主程度十分不滿。學者對民主的定義跟民眾正好呈現相反的趨勢。

這個趨勢與東亞各國的經濟以及民主化的過程息息相關。因為亞洲特殊的發展過程，使得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高喊亞洲具有獨特的亞洲價值（Asian value，意旨民主人權不適用亞洲，亞洲是靠儒家文化的階級跟和諧來促進發展），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也接棒高喊「民主不能當飯吃」。而最近10年，這更成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世界以及聯合國推動「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理論依據。

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推動「經濟發展權」（Right to Development）成為人權的定義，意指因為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不同，所以每個國家──或是其潛台詞，執政的獨裁者──要完全不受干擾地獨立自主決定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其他國家不可以有任何干涉，尤其不可以以西方個人人權的觀點來攻擊非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權。這個經濟發展權的定義受到大量獨裁小國的歡迎，也成為中國抗拒民主化、並據此定義進一步抨擊美中貿易戰是美國打壓中國『人權』的根據。中國在全世界推廣的經濟發展權，極端強調每一國的獨特性，並把對個人人權的保護全部卸責到經濟發展不佳上、而非執政菁英的責任，並以中國過去30年來的經濟成就作為證據。然而，一切的因果關係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嗎？

這本來得及時的新書《從經濟發展到民主》，告訴我們不是如此。

《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丹．史萊特（Dan Slater）、黃一莊（Joseph Wong）著，閻紀宇譯，春山出版

這本書一共有三大貢獻。第一，這本書從比較政治出發，系統性地比較了東亞12個國家近100年來政治與經濟交錯發展的關係，並從中汲取其系統性的相同與相異之處，並提綱挈領的舉出一個理性選擇的模型，這本身就是極大的貢獻。對於做比較政治研究的學者來說，光是要瞭解2個國家就要耗費無數心力，而樣本數目一增加，要瞭解的面向跟變數更是以等比級數上升。這本書光是系統性地以菁英、民眾、經濟、政治制度的角度整理出12個國家的異同（雖然難免有些小錯），大大省下了後進學者進入這個領域的時間與心力，無論是教書或是繼續深入做研究，都是絕佳的文獻資料。

第二，這本書直接對決了近年來民主化理論遇到的最大阻礙：亞洲價值。民主化理論在過去是非常線性史觀的，也就是國家經濟發展起來後，民眾開始想要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所以開始跟國王要法律、要人權、最後就要民主，然後獨裁者們狼狽地下臺讓位給民主制度，最後人們就組成政黨自由競爭左右派的優劣。但如同本書所提，這個現代性理論在東亞的案例中要大大的轉彎。基於東亞過去的官僚制度發展、受到殖民的經驗、冷戰的影響，使得政治的競技場一開始就不是平的。獨裁政權可能受到冷戰、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重塑等、天然資源與地理位置的影響，使其政治菁英具有絕佳的政治敏感度，可以透過經濟發展取得合法性、也可以透過觀察有限度的選舉跟抗爭來偵測民意。如同本書的理論與實證資料顯示，東亞各國的民主化或民主倒退的過程中，政治菁英扮演了極大的決定權，許多威權政黨成功地度過民主化，不只沒有被清算，甚至還能在民主化之後持續或重返執政，許多民眾對這些後威權政黨也抱持著威權懷舊的信仰，認為這些政黨至少以前還很會拚經濟。

然而，東亞各國特殊的「亞洲價值」，並不能直接無限上綱到中國推廣的經濟發展權，好像每一國都完全不一樣、完全不能比，所以其他國家完全不能干預，如同孫悟空的觔斗雲一樣，自命獨特，一下就翻出去5,000里，不想要跟任何國家做比較。本書的第二大貢獻，就是成功地從這12個不同的案例中，提取出重要的「理性選擇」的成分，尤其是分析出各國的執政菁英們，如何在經濟發展、美蘇競爭、國內抗爭、有限選舉的變化中找出對自己有利或不利的訊號，再根據這些訊號來理性計算出要不要民主化、民主化後是否能持續執政的決定。

這個理性選擇的模型以及菁英有決定權的新民主化理論，就如同如來佛的手掌心一樣，把東亞12國不同的政經互動整整齊齊地放進4個不同類別中，雖然每一個國家菁英跟民眾互動的理由或事件不同，但都可以從中找到共同的理性選擇成分，無論是自私自利、迫於壓力、短視近利、或是判斷失利，本書提供的理論框架，充分發揮比較政治的優勢，穿透每一國各自詮釋歷史時的理所當然，讓我們看出政治菁英在每一個當下是有所選擇的，而我們讀者也能更進一步去詮釋其選擇、並針對其選擇進行課責。

而這個理論框架也進一步推衍出本書的第三個重要貢獻：另闢蹊徑的民主化希望。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廢除了連任限制後，歐美各國對於中國的友好程度跌落谷底，各種國際民調都顯示歐美各國的民眾對中國的信任程度，比天安門事件之後還要更低，甚至在中國2023年疫情之後宣布要重新開放邊境、開放經濟後也沒有好轉，反中甚至成為美國兩大黨幾十年來少見的共識，兩黨紛紛加碼更多對中國的經濟與科技限制。

這個民意快速轉變的深層原因，在於過去50年來華府菁英相信那線性的現代化理論，認為只要協助一個國家搞好經濟，該國就會自動地民主化，最後成為跟美國一樣理念相近的夥伴。然而中國經濟起飛之際，中國政府藉由科技的快速發展而有更為強大的國家能力，牢牢控制住了中國的公民社會，共產黨內也更為集中權力，使得中國民主化似乎看不到曙光、中國民眾似乎也對民主化沒有特別的追求。過去相信線性現代化理論的歐美菁英們，對理想的信仰幻滅而轉成憤怒，認為要透過制裁與貿易戰來打擊中國菁英，讓中國領導階層脆弱時才可能促進中國民主化與政黨輪替，而這直接衝擊中國領導階層的個人利益，成為現在美中冷戰的遠因之一。

但本書透過12個國家的比較分析，發現這些國家許多威權獨裁的領導人並非意識形態的死腦筋、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會好好計算民主化後持續執政的好處、也會偵測當前政體遇到由下而上的民意風險，最後選擇由上而下的菁英主導的民主化。當這些菁英會計算得失時，代表他們會接收並考量外界的資訊，也代表著與這些菁英交流互動是有影響力的，這也給了對中交流派的支持者一劑強心針。政體變動雖然充滿風險與不確定性，但本書提供的理論框架以及案例可以作為參考的指標，讓東亞未來的民主化有了另一種可能，而非只是亞洲價值的聳立或是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預測的價值衝突而已。

最後，筆者想要在這裡分享一個小故事：筆者於2016年舉辦北美台灣研究（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NATSA）研討會時，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舉行，並邀請本書作者黃一莊（Joseph Wong）教授演講。黃教授以日韓台政經比較研究起家並成名，但他在這個台灣研討會演講時，帶著鼓勵跟我們說：「最近台灣研究都很無聊！」他認為2016年的台灣已經是一個經歷3次政黨輪替、經濟高度發展的正常國家了，跟其他歐美國家水準相當，也就失去了台灣本身作為一個有趣案例的獨特性。當時這評論震撼了還是博士生的我。

經過7年以後，成為助理教授的我，在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2023年年會負責安排50篇台灣研究相關論文發表的場次，而黃教授特別跑來聽了好幾場。我重新問他說：「台灣研究還是很無聊嗎？」他笑著稱讚台灣研究在方法論上的扎實與多元，但也提到了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在比較研究之下更能凸顯其獨特性與普世性。這本黃教授身為共同作者的新書《從經濟發展到民主：現代亞洲轉型之路的不同面貌》，就是他以身作則的答案，讓未來的台灣研究學者知道台灣近代政治相較於各國的獨特之處為何、又能從什麼角度進行比較，進一步讓台灣研究可以在學術界壯大，並貢獻人類知識以及民主發展。

（編按：本文由春山出版提供，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