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爭取公部門通譯經費，就是爭取人權──那些鋼索上的譯者與移民權益

無論商業或法律文件翻譯、商務口譯或司法通譯，翻譯服務的最終使用者都有權期待服務提供者達到一定水準。但即使在這些領域，由於接收方對於譯文內容一知半解，而且除了他們不熟悉所用語言之外還有其他因素，評判譯文優劣也就變得很困難。「沒人抱怨，」一名資深聯合國口譯員曾告訴我，「就表示譯得很好。」無論翻譯得好或壞究竟是什麼意思，用有無負評來定義會比較容易。標準或許很難制定，但品質下滑時通常顯而易見。

法庭上沉默的謀殺嫌疑人，與未盡完善的通譯

伊芭．貝古姆（Iqbal Begum）涉嫌殺害對她施暴的丈夫，於1981年在英國受審。她被控犯下謀殺罪，她承認犯罪後即遭判無期徒刑。直到後來才傳出消息，原來會講旁遮普語（Punjabi）並替她翻譯的事務律師並未告訴她謀殺罪和非預謀殺人罪的差異，可能是因為律師和她講的是不同方言。

「本院難以理解，」上訴聽證紀錄記載著，「被告自遭到收押到接受傳訊，始終沉默不語，竟無一人想到⋯⋯只是因為從沒有人用她理解的語言對她說話。」最後結論為：「明顯缺乏溝通的原因出在未能適切翻譯。」貝古姆上訴成功，於1985年獲釋，但家人和她斷絕關係，她在數年後自殺。她的案例以及其他冤案，在社會上引發設置獨立機關規範全英國口譯員的呼聲。

英國公家機關原本是有需要通譯時自行找人，亟需建立相關系統和規範，於1994年始成立「公家機關通譯人員資料庫」（National Register of Public Service Interpreters）。譯者如想登錄，必須先通過包含口譯和筆譯等不同項目的考試，可依據個人專長選考醫療、法律或行政專門用語。報考資格已經降低，也開放以僅修課不考試方式取得遠距教學學位者報考。目前此資料庫開放免費使用，可供尋找司法通譯、醫療口譯，或在社工訪談、就業服務站面試陪同的合格口譯人員，但是循此途徑聘用通譯的公家機關愈來愈少。

《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第6條保障刑事罪被告免費獲得口譯協助的權利，而從刑事法院和法庭的通譯開始，公辦通譯服務逐漸轉為民營。我在2011年開始擔任司法通譯，當時是由法院直接聘任，報酬為工作3小時85英鎊（約新台幣3,200元），第四個小時開始的費率較低，車馬費另計。

但在英國政府自2008年開始力行撙節的氛圍下，聘請通譯的開銷甚鉅，司法部（Ministry of Justice）於2012年開始將司法通譯服務外包。9,000萬英鎊（約新台幣34億元）的標案由一家小翻譯社得標，這家得標廠商旋即由外包服務龍頭「加比德」（Capita）公司收購。

加比德公司開始聘任資格不符的口譯員，只支付時薪16英鎊（約新台幣600元），工作時數不限且車馬費更少，造成口譯界大亂。很多專業口譯本於良知或財務考量展開抵制；相關人員紛紛到國會前抗議、投書議員，還出現「可恥事件大全」詳述外包口譯種種不專業的表現。口譯失約、遲到和接案檔期的衝突狀況頻傳之外，甚至出現誤稱「妨害司法罪」（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被告為「性變態」（pervert）的疏失。

為刑事罪被告提供口譯協助是人權保障的一環。圖為2015年9月4日，在泰國曼谷大都會警察局，被政府認定為曼谷四面佛爆炸案嫌疑人的維吾爾族男子Adem Karadag（中）在接受調查時與口譯人員（左）交談。（攝影／AFP／Christophe Archambault）

自由市場機制下，劣譯與低薪成惡性循環

雖然2013年一份報告中稱委外經營的新制「一塌糊塗」，但新制依舊存在。委託加比德公司經營的合約於2016年到期後，下一家得標提供通譯服務的廠商是「寶閣文」（thebigword），他們毫不在意品質，照樣「只拿出香蕉」低價轉包。新合約生效首日，由於先前負責該案的通譯不克到庭，一場幫派販運人口案的審判只能休庭；8週後，一名男子偷竊價值600英鎊（約新台幣23,000元）的生活用品未遂，遭拘留48小時之後，有關單位才終於找到通譯。

英國司法部聲稱，將通譯服務委外之後節省了數百萬英鎊，但相關數字並沒有計入訴訟延宕的衍生成本。找不到通譯的情況下，很多案件只能休庭。尼泊爾軍官庫馬爾．拉瑪（Kumar Lama）上校涉嫌犯下酷刑罪一案，檢方2015年一度因無法找到通譯而暫時放棄追訴，一年後檢方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起訴，但此案耗費的100萬英鎊（約新台幣3,800萬元）全由納稅人買單。

其他破壞性的後果，無論道義或實質層面，更是難以量化──前提是這些後果真的能夠予以定量。誤譯、劣譯不僅在司法體系內釀成悲劇，更會有全面性的災難。2015年，英國某工地發生事故，造成一名羅馬尼亞建築工人雙腿失能。調查發現，他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時，只有非正規口譯員替他翻譯。

由於愈來愈多專業口譯不再與公部門合作，公家機關通譯服務水準持續下滑──然而更多證據（還需要證據的話）顯示，外包也無法改善品質。翻譯時難免出錯，也許是用字不夠精確，或是在文化上的細微之處有所疏漏，但法院報告中指出的一些錯誤簡直令人髮指：把「bitten」（被咬）和「beaten」（被打）搞混；「charge」應譯為「控告」卻譯為「罰款」；把「Home Office」（英國內政部）誤認成「書房」等等。由於翻譯很容易自由發揮，我原本半信半疑，覺得聽聽就好，直到我自己也親身經歷了類似事件。

司法部顯然也很清楚情況，委任了另一家廠商提供「獨立的品質保證」服務，廠商會派評鑑員（業內稱之為「神祕客」）至法庭隨機抽驗，而他們的薪酬也只比通譯的微薄酬勞稍高。

至於獲得通譯協助的當事人，有些人對任何協助都滿懷謝意，有些人已無力顧及，有些人除了自己誰都不信。曾有一名被告拜託我安靜坐著就好，因為他先前使用通譯服務的經驗都很差。另一方面，口譯員也努力維護自身權益：有些人呼籲政府廢止通譯外包，有些人搬出傲人學歷，怪罪新手降價接案破壞行情。業界持續有人討論要成立工會和專業組織。公部門約聘通譯的酬勞和地位皆低，即使有譯者想熱心投入，也無法獲得持續進修的資源，或為每個案子挪出充裕的準備時間。自由市場並未帶來健康良性的競爭，而是低薪和劣譯的惡性循環。

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翻譯領域令人憂心的發展趨勢不分國界。全球語言服務市場由大公司主宰，為首的美商語言連線公司（LanguageLine Solutions）營收超過4億5,000萬美元（約新台幣138億元），寶閣文公司排名第四，他們大部分的生意多來自公部門，尤其是接美國、北歐諸國、英國和荷蘭等國的標案。其中許多金額介於1,000萬到8,000萬美元之間（約新台幣3億到24億元）的標案與醫療衛生有關，這個市場預估將持續成長，在美國發展得尤其蓬勃。廠商會不會因此意識到，他們提供的語言服務應具備一定品質？2014年，接線中心口譯員通知派救護車的地址有誤，造成耽擱，美國奧勒岡州（Oregon）一名年輕女子因此喪命。為了追求績效，就能忽視這類憾事嗎？

在這場品質和成本──或者良譯和劣譯──的拉鋸戰中，有些國家的表現略勝一籌。例如德國就很重視公部門通譯服務，至於西班牙則跟英國處於相同困境；義大利的司法通譯抱怨受到黑手黨（Mafia）威脅；而在丹麥，政府於2018年將全國司法體系及執法機關通譯服務外包給一家廠商時，口譯從業人員醞釀罷工。譯者罷工不是新鮮事，有時也確實帶來成效。2016年，在口譯員預告將罷工抗議減薪政策後，英國內政部撤回減少通譯報酬的決定；2018年，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的同步口譯員為爭取改善工作條件罷工，會議也因此中斷。

限縮的口譯服務、被排拒在國門之外的難民和移民

令人擔憂的是，大西洋對岸同樣發生了體制化的不專業翻譯表現。加拿大近年有一個案例，是一名伊朗婦女申請庇護，卻因翻譯內容發生爭議而遭拒。該名婦女是受過訓練的助產士，她在移民聽證會上表示曾在家鄉施行「處女膜重建手術」。有一名病患家屬發現此事後，威脅要殺了她並向當局舉報，於是她不得不離開伊朗。移民裁決官請申請人描述該項手術的步驟，她用波斯語回答，通譯翻譯時用了「virginity curtain」（處女幕）和「virginity tissue」（處女組織），而非醫學名詞「hymen」（處女膜）。移民法庭認為這是申請人假造經歷的證據，駁回她和女兒兩人的庇護申請。所幸，在申請人提起上訴，指出「將醫學名詞從波斯語譯為英語時用字並不精準」之後，得以推翻原判。

美國對於「語言服務」（language access）有相當嚴格的規範，醫療院所和公家機關依法必須為英語能力有限的民眾提供口譯服務，但是相關法令也有變動。川普政府於2019年宣布，移民聽證會初始階段將停止提供口譯服務。移民若要了解自己的權益，就必須改成觀看配上英文以外語言字幕的「迎新影片」（我撰寫本書時只有西文字幕，不過已有計畫預計再增加20種語言）。律師警告，這種做法可能會引起爭議，他們認為影片可能造成混淆，而移民以後如果不是碰到剛好語言相通的律師，就再也不能請法官說明清楚。移民法官可以選擇在法院內找口譯員，或是要求使用電話口譯服務，但據《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所刊載某位法官的說法，那種方式往往「錯誤百出而且有嚴重時間差」。

政府削減預算無可避免會影響移民在法庭提出主張的能力，甚至讓他們難以理解即將面對的處置──但首先也要他們能進入這個階段。以2019年於美國邊境遭攔阻的25萬名瓜地馬拉（Guatemalan）難民為例，其中至少半數是馬雅人（Mayan），很多人只粗通西語甚至完全不會，但因為政府只提供西語口譯服務，於是他們遭到遣返。另外，美國移民有關單位在決定難民的未來時，也會參考難民在社群平台的個人檔案，他們閱覽時也開始採用線上翻譯工具作為輔助。有人於2019年指出這類線上翻譯服務皆附有免責聲明，政府的回覆是有關單位「了解線上翻譯工具的侷限」。

「主管機關的義務並不限於指派譯員，」《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的指引寫道，「但是⋯⋯亦得擴展到在某種程度上充分控管所提供之翻譯是否妥適。」最低價得標向「主管機關」承包的廠商沒有上述義務，他們的主要準則就是壓低成本（否則無法得標）。如果問翻譯公司以什麼標準評選口譯員，他們甚至會堅持自己的外包譯者「負責可靠」，而語言能力只是次要考量。比起考核語言能力，考核出勤狀況當然容易多了。

「爭取保留公部門通譯預算，就是爭取保障人權」

專業譯者對這一切有何看法？會議口譯喬納森．唐尼（Jonathan Downie）寫了一本相關書籍，他和我聊到業界關於價值的概念時，強調「絕對價值」與「知覺價值」之間的差異，前者是最終使用者付出的實際成本，後者是他們獲得服務後的印象。「如果一切只是試算表上的數字，」他說，「他們會想辦法殺價；如果他們知道沒有你不行，價格就不會是最重要的考量。」質比量更難以捉摸，評估翻譯品質的方法之一，是看口譯員的表現是否符合客戶的期待。

唐尼在文章中指出，案主通常是「為了滿足特定目的才委託譯者」，達到目的「有時候可能比翻譯得很精確更重要」。我想到公部門通譯品質每況愈下，於是問唐尼覺得大眾是否還需要品質優良的翻譯？「爭取保留公部門通譯預算，」唐尼說，「其實就是爭取保障人權。」如果找通譯只是應付法律的相關規定，那麼大家就會想辦法用最低價找人。另一種方式是讓案主知道，找對譯者既可以省錢，也有助於達到目的，例如可以節省看病時間，或者讓遭羈押的犯人更快出獄。

另一位口譯員坂井裕美雖然知道某些領域的情況很不樂觀，仍然抱持相當正面的看法。她告訴我，曾有一場會議，主辦單位重複發案給她跟另一位口譯員，她就留下來旁聽。她聽出太多誤譯，於是寫信告知發案給口譯員的翻譯公司。「他們把我封殺，」她回憶道，「之後再也沒發案給我。」坂井明白吹哨揭弊沒有用之後，將心力放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的事：盡可能達到精確無誤，另外也營造互信的氣氛，最重要的是讓客戶開心滿意。有一些細節，客戶多半認為無關緊要，例如設備品質和發言步調，專業口譯也可以提醒客戶留意。最後一提，但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如果想受人重視，絕不能自貶身價。「即使會失去一些客戶，我還是調高報價，」坂井說，「而且我不打算委屈自己。」

《脫歐白皮書》譯文挨批「像在讀神話」後，英國政府通譯服務的「委內」轉向

英國投票脫歐期間，多語溝通的問題變得格外敏感。2018年發行的《英國脫歐白皮書》有22種歐盟語言版本，有些部分的翻譯特別糟糕──某位德語人士婉轉評為「像在讀神話」。另一位德語人士問：「『Fischergemeinden』到底是什麼意思？為魚祈禱的人？」（這個自創複合字是將德文的「漁夫」和另一個表示「社群」或「教區」的字拼湊而成。）愛沙尼亞文（Estonian）版本中的「Estonia」拼錯，芬蘭文版本中的「Finland」、德文版中的「German」跟克羅埃西亞文（Croatian）中的「UK」也都拼錯。「principled Brexit」（原則上的脫歐）在法文版中為「un Brexit vertueux」，成了帶有道德意味的「具有特定原則」的脫歐，而非「根據特定原則」的脫歐。威爾斯文版本中將「mission」（使命）譯為意思相近但帶有宗教意涵的「cenhadaeth」。從德語人士的反應來看，德文版誤譯情況顯然最嚴重，甚至將「letter (of the law)」（意指「〔法律的〕字面意義」）譯為「字母」。一名荷語人士在推特發文：「親愛的英國政府，您們的努力有目共睹。您們現在很可能還沒搞清楚，但如果想要我們理解您們的意思，請用英文就好。太可怕了。荷蘭敬上。」

很多歐洲人認為這種混亂情況表示英國政府沒有做好脫歐的準備，而且一點都不重視歐洲。然而，原因可能很平凡無奇：英國人的外語能力長期衰退。2018年，英國付給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150萬英鎊（約新台幣5,700萬元）的翻譯服務費，有些政治人物譴責這筆開銷「浪費時間和納稅人的錢，令人難堪」。這筆費用包含脫歐談判期間付給歐盟口譯員的酬勞，例如歐盟執委會主席尚－克勞德．榮科（Jean-Claude Juncker）於該年12月的發言稿就由其中一位口譯員翻譯。榮科談及英國對脫歐的立場時，用了法文字「nébuleux」（模糊不清）；英譯用了對應的「nebulous」（含糊），引發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不滿，認為是針對她個人。榮科後來用英文解釋：「順帶一提，我並不知道英文也有這個字。」他想表達的是他看不出英國國會要往哪個方向走，無論如何，他說的不是梅伊，而是「英國國內脫歐討論的整體狀況」。

有這麼多前車之鑑，證明花錢確保翻譯品質是值得的，如今可以在英國看到一些好兆頭，例如出現了「內包」或「委內」（insourcing）。英國的分析報告於2019年指出：「地方政府相信業務委內有比較大彈性的占78%；認為這樣也能省錢的比例為三分之二；表示業務委內的服務品質提升且管理作業簡化的超過半數。」再次引述唐尼：「大規模外包的時代即將告終。」已有跡象顯示局勢或將翻轉，情況也許會有所改善，端看接下來的經濟發展。「再等5到10年，」唐尼說，「我想我們對公部門口譯就不會那麼悲觀。」

電腦輔助翻譯工具，有望提升譯者產能與翻譯品質？

國際標準化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於2019年4月頒布的司法通譯標準中寫道：「由於財政困難、缺乏專業訓練，以及對於讓非專業人士擔任司法通譯的風險欠缺了解，目前數個國家的趨勢是走向去專業化。」其中包含數項一般及專業能力相關條件，但不令人意外的是，沒有任何嚴格具體的規定。評估翻譯的難度之高，就跟翻譯要達到完全正確一樣艱難，但不表示我們要放棄。無論有沒有人要求翻譯品質，譯者仍堅守崗位，有時表現好一些，有時表現差一些。

「我常將自己的工作比擬為煤氣技工，提供我已練到很純熟的基本服務。」羅伯特．沃克登（Robert Walkden）在2018年寄給《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投書中寫道，他是在回應另一位讀者認為任何翻譯都能達到藝術境界的看法。

「非文學文本的翻譯絕不只是機械性不停重複的活動，但也不表示從事這類翻譯的譯者能夠成為藝術家。」為了佐證自己的論點，沃克登提到現在很流行的電腦輔助翻譯（computer-assisted translation）工具，基本上是將翻譯內容切割成片段後儲存的資料庫，供使用者查詢前後文與待翻譯字句有關聯的片段。有些專業譯者從數十年前就開始運用這類工具，現在已經開始改為採用全機器翻譯（fully automated translation），結果好壞參半。

發明翻譯輔助工具是為了提升翻譯產能，但工具的表現是否總是符合預期？某位同業告訴我一個很典型的案例：他翻譯了一份法院判決書，工作時使用了從資料庫抓取既有資料的翻譯輔助軟體；他的客戶用比對程式檢驗全文，偵測出有4個段落「生成的譯文與機器翻譯結果相符比例為百分之百（一字不差），完全未以人工進行法律文件翻譯。」然而，所有標註相符的段落都是那一類判決書引用法條的固定寫法。譯者表示機器翻譯的結果「精確完美，我如果更動任何一處，反而會讓譯文品質變差。」但客戶拒絕付費。無論翻譯工具的設計初衷是改善翻譯界整體情況，或只是想加快工作速度並壓低成本，翻譯品質好壞如何定義的問題依舊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