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藍，35歲，台北人，工程師，用藥10年

軟體工程師小藍（化名），自承「從小就是很乖的小孩」；他因渴望親密和被認同而用安，磕磕絆絆躲著親友用藥多年，直到在福和橋被臨檢。當時，他著急到跟警察下跪，深怕當教授的父母知道。從小到大沒被記過，卻因用藥而與警察和司法打交道，等待人生暴風雨停歇，他經歷了怎麼樣的生活反轉和人生重啟？

以下訪談內容經由訪問者整理，以第一人稱自述呈現。

我的家庭背景是小康，爸媽都是教職人員，從小我就是一個很乖的小孩，叛逆期很晚吧，家裡沒人會打麻將，也不會喝酒抽菸，很規矩的。直到大學我的叛逆期才出現， 2011年開始上交友軟體「GayMap」，這是以前還沒有Grindr時的軟體，有點像進入Google Maps，會顯示你位置在哪，附近有哪些朋友。

接觸非法物質大約就是2011和2012年左右，當時我25歲，一開始是在聊天室裡面約炮，然後沒有預期地，對方拿出搖頭丸跟愷他命（Ketamine，又名K他命），我大概知道那應該不是合法的東西，但有了那次的經驗，後來就想要試。當時的我有一個迷思，我認識的一些圈內的朋友，比較有名氣的可能也在玩藥，覺得自己是不是也該這樣，或者說可能羨慕他們。

我後來回想，覺得那是一種渴望親密的關係，害怕寂寞。我不諱言說，使用藥物有時會增加自己的信心，會願意去嘗試跟別人交往，它是一種比較快的捷徑，而且使用藥物是跟性結合在一起，比較放鬆。我常用的是安非他命，但也不是所有的男同志都用藥，我有很多同志朋友他們是不碰這個物質。

同志族群很容易被別人貼上標籤，社會很難想像我為什麼要去使用非法物質，但有些人其實是面臨到困難和很難受的處境，才開始使用。

一開始跟別人拿藥時，曾有被賣藥的人用鹽巴、砂糖欺騙，所以當我找到真的藥的管道時候，我也會跟社群裡的人分享，但也因此有過被（警察）抓的經驗。

當時對我來講是滿衝擊的，因為我人生從小到大一路都不曾被記過，可是我第一次被記過是因為藥物案件，那是在研究所時，被警察抓到，還好當時結果是緩起訴，不然會被學校直接退學。我是乖乖牌，不敢讓家裡知道這件事情。

我第一次被抓、從看守所出來之後，在坐計程車在回家的路上，經過福和橋時忽然覺得，天啊，我是不是人生被毀，一度想要跳下橋去，因為覺得人生很沒有希望，覺得我是不是做了別人看不起的事情。在緩起訴時，我會定期去見我的觀護人，但沒想到緩起訴期間，我又被抓了一次，那時候是在福和橋被臨檢，我身上帶了殘渣袋被抓。警察臨檢時，因為害怕，我還跟警察下跪求情，覺得自己滿沒有尊嚴的。

原本檢方是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毒危條例》）裡的販賣罪來起訴我，後來在法扶律師的協助下，律師向法官爭取我並沒有販賣的意圖，最後以轉讓的罪名來判，判了行政處罰，讓我進到新店戒治所勒戒，也讓我勞動服務。

媽媽以前就很擔心我。我17歲時，她知道我是同志，就擔心我會得愛滋。我做為一個兒子，剛好跟她對我的期待，走了一條不太一樣的路。

44天的勒戒，和用藥者關在一起，用安非他命的異性戀跟用安的同志關一起，同志還是會被欺負，會被異性戀不喜歡。那段時間對我來講是滿痛苦的，關在一個完全沒有時間感的地方，不會告訴你幾點，每天只有幾次的點名，我記得那時自己的希望感很薄弱。

有次輔導老師要我們畫出自己的想像，那次的設定是要我們畫「如果可以回到過去，你要回到哪一天？」我就畫我想回到福和橋被警察臨檢，因為我原本好不容易被判緩起訴，結果因為緩起訴階段用藥再次被抓，進來勒戒，出去之後我會被列管2年，固定密集地去地檢署驗尿，而且還被判了540個小時的義務勞動服務。這整個過程打亂我的人生，反反覆覆被消耗。

勒戒出來後，我無法像其他研究所同學一樣正常上課，經常得請假去土城地檢署做勞動服務，有點像念書念到一半去當兵變笨的那種感覺，心思無法放在課業上，後來對於研究所的動力變得很弱，最後肄業。

假如是判戒癮治療，對工作影響還不會到這麼大，但勒戒的話，學校和公司很難接受一個人莫名其妙要消失30到40天，被勒戒了或曾經觸犯《毒危條例》，你是不能任職某些職位或職業的，像計程車司機或卡車司機。

另一件成為我人生裡面覺得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在第一次被逮的當天，警察跟我說，「你帶我去看你的（藥頭）來源是誰，你供出來，也許刑度可以減。」我後來發現這不是真的，我的刑度還在，不足以可以減輕刑責，但這卻是我唯一一次供出上游，我帶著警察一路開車到新莊，去到以前拿貨的地方。那個狀態讓我很痛苦，一方面覺得自己沒義氣害到人家，另一方面，我也很怕自己被白道和黑道追殺。

我是同志，也曾是用藥者，我經常會感受到社會上習慣給我們貼上的各式汙名，但在各種汙名裡，對用藥者的汙名應該是最多的，接著才是愛滋，然後才是同志。當我們被外面的主流文化排斥，就只能進入自己的圈子裡尋找認同，渴望被接納。

我曾跟一位男朋友特別好，他使用藥物的狀態比較像有人一天不抽菸、感覺就不對，物質濫用完全進入他日常生活；我跟他相處時，就配合他的作息嘛，他是用藥後兩、三天才會睡一次的人。

前男友用藥嚴重，結果出現了幻聽幻覺，我自己則是還好。但用藥後加上涉入司法案件，我也開始對人多疑，過去我是對人很信任的，後來卻開始想很多；另一方面，也是意識到自己代謝變慢，司法案件、健康等原因讓我開始思考戒癮，加上我後來找到一份我喜歡的工作，如果身體狀況不好，持續請假會影響到工作，我不想搞壞名聲被辭退，工作圈子小，萬一有過錯，再找工作不容易。

我剛開始戒癮時是反反覆覆，會嫉妒那些還可以再使用的人，中間有偷用了幾次，但是我就設定一個目標，35歲以後就跟藥物告別。

戒癮的關鍵，我想是持續地諮商、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加上身邊有重要的朋友關心我愛我，當我處於低潮，他們願意聽我說，不然很容易放棄。我的主治醫師陳亮妤告訴我，「就算你破戒，也不要說這就是失敗。」這個提醒對我很重要。其實我的個性也剛好是這樣，如果療程走到中間，然後你跟我說失敗，我也許會選擇自暴自棄，怕別人用譴責的方式看待我又回去使用了，那就會選擇不跟別人講。但愈隱瞞，跡象就會又回來。

我相對其他用藥者來說比較幸運，我至少知道有哪些資源協助，我現在已經持續2年的戒癮治療，慢慢離開安非他命了；但台灣的司法花了很多資源在處理藥物施用者身上，如果又特別愛抓同志的話，裡頭根本容納不下這麼多人。

與安非他命糾結了10年，我感覺除非一個人是真心想要跟這個物質、或這樣的生活階段有個句點，才有機會戒癮。我現在就希望回到一個自己可以掌控的人生軌道。

註：從1999年到2018年，針對安非他命涉案者的統計，其中有業者人數從1999年的9,888人，2018年提高至28,266人，而10年間，無業者人數從8,377增加至10,018人，但佔比上來看，有業人數從52.4％提升至72.2％。（資料來源：《安非他命毒品人口上升成因及防制對策研究案》，台灣高等檢察署委託研究計畫，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