咻咻，34歲，博士生，用藥8年

咻咻（化名）是積極參與人權等議題的博士生，因為使用安非他命長達8年，他在多年前開始以研究者的態度，後設地找資料了解人們用藥的經驗，也回頭分析自己用藥的種種複雜成因，包括社會壓力下的少數性別認同焦慮，以及自台中到台北求學後感受到的成就焦慮等等。

周宜賢、小藍和菀婷是告別毒品的故事，但咻咻目前仍在持續使用藥物。他的困頓怎麼形成，為何無法全新開始？

以下訪談內容經由訪問者整理，以第一人稱自述。

我想我會使用「煙」（指安非他命），不是想獲得勇氣，而是想得到活下去的動力。大概在我小學三年級開始，我經歷了整整十多年的，跟醫療體系的糾纏。那時我明顯的症狀是不斷地用沐浴乳去洗眼睛，不斷去洗手，非常表徵化的強迫症行為。

13歲的時候，那是1996年左右，我無法接受自己的性傾向，第一次就診時，記得醫師給我很多很奇妙的名稱，診斷書上寫著：

社會適應差、殘餘精神症狀、焦慮、怪異想法、性心理偏差、強迫性行為、潛伏性精神分裂症。

媽媽帶我去就診的。我爸媽在我小時候就離婚了，我一直是跟著媽媽。

我最近常在跟人講起這個事情，因為那個醫師滿有名的，是一個基督徒。我媽同時也讓我去看一個心理諮商，也是基督徒。我後來才知道，媽媽還曾經寫信給醫師描述我的狀況：

「牧師告訴他，上帝的寶血已經洗淨了他的罪，他已經潔淨了。但是啊，魔鬼的聲音還是一直告訴他，他很髒。他說每天都很痛苦，不知上帝為什麼要讓他受這麼多的苦，他好想死掉，可是他知道上帝不允許。」

因為上帝不允許，不允許自殺，所以我要好好的活著，以一個不祥的方式好好的活著。所以我大概從很小很小的時候，活著的慾望就不是這麼高，我完全沒有自殺過，因為我是很乖的基督徒，上帝不會允許我這麼做。

大學時，手機App還沒有很發達，交友圈還是使用網路界面，我在上面認識了一個朋友，對方要求我過去到他家裡，到他家後他們推出了一個滿大的水車，跟我說那個是水煙。我心裡也大概有底，但是還沒有直接理解到大概會是安非他命這樣子。

所以其實有一點，以某一種半被騙的心態，但其實心裡是想要冒險的。一開始就是在比大家呼氣，誰呼得比較多這樣子，然後在那個氛圍之中就用了滿大量的。

我在2015年才開始頻繁使用＂ice＂（亦指安非他命），我覺得它讓我有一些動力可以讓我，走下去。也就是說我一不用ice，我就會回到那個不知道怎麼活下去的我，然後整天躺在床上。

因為最近新聞在報說因為疫情的影響，葉菜類的價格下跌、銷量下跌，所以我就想說要多支持農夫們，買了一球又一球的高麗菜回來，把葉子全部扒下，丟到鍋子裡面，然後煮成一鍋。但煮成一鍋，卻完全沒有動力在書桌那裡吃，我就在床上吃完了那一鍋。就是我這幾天都沒有用ice，完全離不開床，我的沒有動力是沒有動力到這一種，啊！天啊！我不知道起來又要幹嘛的這種狀況。

因為ice刺激我的中樞神經，然後讓我有一種，從什麼事情都起不了勁兒、對什麼事情都沒興趣，然後忽然醒過來。啊！我還有事情沒做，來做吧，這樣子。

除了性向，我想是我從台中上來台北後，學業、生涯和經濟這些引起的壓力，加上睡眠失調，當然，也跟甲基安非他命的藥理作用有關係。我們這個世代會面臨到的挫折，是經濟壓力和成就壓力，這世代的青年低薪以及就業困難，還有即便有職缺，非典型的勞動型態和不穩定的感覺，一直在折磨著我們。

2015年我遇到了一個好朋友。第一次認識，他就把所有的「東西」放在我這裡，後來我才知道那一大包裡，有一球的安非他命，那時我對一球沒什麼概念，後來才知道一球的單位就是一公斤。

這個朋友本來在彩妝業工作，最後被公司知道他是HIV帶原者而被fire掉，當時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有幫忙打官司，在行政訴訟上面，這一家彩妝公司被罰了行政裁罰，朋友也拿到了民事賠償，都打贏了。但是，打贏的背後就是，他回不了彩妝業，因為整個彩妝業的消息大家是互通的。從那個之後，他其實是，沒什麼選擇了。

他對這些事情都會感到覺得滿不公的，覺得人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被辭退後，甲基安非他命的買賣變得有點像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他後來在路邊被臨檢，檢察官確定他的家裡有超過一定數量，就讓警方持搜索票到他家裡，最後他被羈押。那之後他開始懷疑他的朋友、懷疑他的小弟、懷疑他的交易夥伴，這些其實給他很大的打擊，就是說，一直覺得是別人在害他。

我記得看過他的筆記本，上頭第一頁寫著說，我販毒我對不起大家。然後再下一頁，看得出字跡寫得愈來愈潦草，可能是有時間上面的遞進；下一頁回來說，他覺得可能是有人在背後操縱他；再下一頁，他說操縱他的人一定是最認識他的人；然後再下一頁就是說，他開始懷疑我。

這個其實對我來說是一個滿大的打擊、滿大的傷痛。我到現在還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這件事。我有再去探監一次，我想他的情況，是藥物引起的思覺失調，後來我也跟醫師討論過這個事情，滿多人在這個藥物引起的思覺失調之後，不一定能夠恢復。我想我朋友大概是種例子。

我自己大概到了用藥的第三年，滿失控的。那個失控是到我一天不用，我就會覺得渾身不對勁，滿大地影響了我的學業。很多該交的進度沒有交，這東西對於一個博士班學生來說，是很難被原諒的。因為博士班就是，被期待是一個獨立的研究人，跟老師之間的關係已經不是學生跟老師，而是兩個獨立的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因為這個緣故，指導教授就放棄指導我。

我覺得那個失控，還在於我用ice時都沒有去數數量。有一點隨時想到就會隨時用。我都用水車，大概3、4天就可以用掉一克。

我不喝酒也不抽菸。以前我住在外公家，外公每天抽菸，所以我恨死二手菸了，我這輩子從沒有抽過菸。喝酒，就一陣子才喝，像碩士的時候在跑一些土地抗爭有關的運動的時候，會跟夥伴拼酒，但喝酒一直沒有成為我排解焦慮的一個選項。

但是用「煙」，卻慢慢變成重要的一環，變成一種習慣。然後這種習慣之後，我覺得經過事後回想，才發現自己是用這種方式是在解決我的不安，解決我的無法平靜，解決我的沒有動力活下去。

用藥第三年後，我出現猛暴性齲齒，我才知道原來在英語世界裡就有這個症狀，「甲基安牙齒」的負作用跑出來，那個傷害對我是很大的提醒。本來我的口腔衛生保健就沒有做得太好，但在很短時間，同時蛀光光，一開始覺得某處疼痛，大概3個月時間就惡化。做了功課才知道，吸甲基安會導致體內水分大量流失，也造成唾液量的減少，而唾液能重建剝落的琺瑯質、清除牙菌斑。所以在我知道後，我每次使用ice後就喝大量的水。

後來我去看醫生，我被一位挺好的醫師說服，也同時去修她的課。

這位醫師是我信任的醫療人員推薦的，去那邊有個讓我感到自在的點是，她會很認真地回應我的問題，我覺得那個醫病關係不會那麼權力不對等，她是把我當做一個、相對是學生，師生間可以有些激烈的爭辯。那個感覺不是說被她開藥，透過行為主義的判斷，把我打發走的一個客體，而是一個願意了解我身體發生什麼狀況、並且願意跟我協商、把我的身體當做是個醫病之間可以討論、一個屬於我的身體，可以討論的醫師這樣子。

她也讓我知道踩煞車很重要。當自己無能為力時，就是具有一定的成癮，我自己想了一下，覺得的確有成癮，但我也沒有想要完全戒斷，因為對我來說，完全戒斷我還不如去自殺，因為我就會重新回到那個，我沒有什麼動力可以活下來的日子，然後那個日子好痛苦喔。

她開了利他能和抗憂鬱藥給我，對我也是滿有效的。我最長時間是一個星期沒有用藥。只是我已經習慣用ice，一旦沒刺激就會攤成一灘爛泥。

我有不少朋友因為施用藥物進去勒戒，一方面很驚恐，也覺得很不公平，因為在進入司法流程前就得主動辭掉原本的工作，每次出庭都會哭。司法訴訟的過程，會讓很多人心力交瘁，甚至在刑期還沒出來之前，會擔心職場上的人知道，就先辭職，好讓自己可以專心去應付司法。甚至也有情況是，因為訴訟文件很多人不知道可以申請寄送地址變更，結果寄送到戶籍地址，通常就是家庭所在地，就鬧了家庭革命。

我算是在用藥上面滿come out（出櫃）的人，我會願意去談；作為一個社會上的非主流邊緣，甚至或多或少被排斥的人，我們會去面對需求，討論如何跟物質保持距離。一些在做同志運動、愛滋運動、人權運動的朋友會來跟我討論這個話題。人生至今我只在這個物質上成癮⋯⋯我只能適時踩個煞車。

註：從1999年到2018年，針對安非他命涉案者的統計，其中有業者人數從1999年的9,888人，2018年提高至28,266人，而10年間，無業者人數從8,377增加至10,018人，但佔比上來看，有業人數從52.4％提升至72.2％。（資料來源：《安非他命毒品人口上升成因及防制對策研究案》，台灣高等檢察署委託研究計畫，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