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5日，台灣社運人士李明哲，終於熬過在中國5年的牢獄之苦，刑滿獲釋返家。

李明哲返回台灣後第一次公開露面，與妻子李凈瑜召開記者會，表達他被中國非法監禁的5年來，深切感謝國內外人士、非政府組織為他奔走救援。

「感謝大家沒有忘記李明哲。」李凈瑜語帶哽咽堅定地說。

李明哲服刑完畢能立即回台，而未因褫奪政治權利2年被限制出境，他將此歸因於外界的高調救援，讓威權政府有所忌憚，並指外部國際救援的確能對中國獄中政治犯產生絕對性的改變。

服刑期間，他也感受到外界的援助讓他在獄中不至於被過分虐待。例如他在監獄內的勞動工作沒有像其他犯人有任務壓力，最後一年也被調到相對輕鬆的監區，每年都安排他到當地醫院做健康檢查。

從2017年，李明哲被捕的消息傳出後，海內外的救援不斷，其中國際特赦組織積極發起全球倡議與緊急救援行動，邀請世界各地的人，寫信支持在獄中的李明哲。獲釋後，李明哲首度出席2022年寫信馬拉松活動時向眾人表達感謝：

「即便政治犯不一定收得到，收到的是警察、獄所或其他人員，但這些信件會讓他們知道大家所寫信的聲援對象有非常多人關注，不能以不當方式對待，或造成其他正面的影響。」

這個概念，源自1961年英國律師彼得．班納森（Peter Benenson）在英國倫敦報紙《觀察者》（The Observer）投書，他發表了〈被遺忘的囚犯〉（The Forgotten Prisoners）一文，聲援因為舉杯互敬自由而遭囚禁的兩位葡萄牙學生。當時班納森發起「1961年特赦呼籲（Appeal for Amnesty ‘61）」的聲援活動，國際特赦組織也應運而生。1965年，「聲援良心犯每月明信片行動」正式展開。

國際特赦組織從2001年開始，延續班納森的精神，每年在大約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舉辦全球「寫信馬拉松」活動，邀請世界各地的人，寫一封信，給受迫害的當事人，或是他們的家屬，給他們堅持下去的力量；或是寫一封信，給有權做決策的政府或單位，讓他們知道，世界正在關注，沒有遺忘。20幾年以來，「寫信馬拉松」已成為世界最盛大的人權活動之一，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已經做出超過500萬次行動，超過100人因為寫信馬拉松而獲得正面影響，許多人甚至是在各方的聲援後，重獲自由。

其中一例，是緬甸的學生領袖及孔雀世代（Peacock Generation）劇團的成員班斐敏（Paing Phyo Min，又稱De Yay），因於2019年4至5月間，與其他團員表演傳統說唱藝術妲恰（Thangyat）時扮演軍人並諷刺軍方，被以「煽動罪」判刑6年；也因上傳表演的照片、影片到網路上，被以「網路誹謗罪」起訴。

在2020年寫信馬拉松期間，30萬人採取行動支持；2021年4月，班斐敏與其他兩位孔雀世代成員一同被釋放。

另外一例，是一位來自泰國的青年民主運動領袖帕努莎雅．蓉．西提集拉瓦達那恭（Panusaya "Rung" Sithijirawattanakul）。她在2020年參與針對社會和政治改革的示威行動，到同年8月，她在數千人的注視下，成為抗議領袖，高聲呼籲平等、言論自由以及君主制度的改革──這在泰國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她因此被推上了國際舞台，也被當局貼上了麻煩製造者的標籤。2021年3月，泰國當局以「煽動叛亂」和「冒犯君主」的罪名逮捕了蓉，以及面臨數十項指控。如果這些罪名都成立，她恐將面臨終身監禁。

2021年，國際特赦組織迅速展開聲援活動，支持在獄中的蓉。當時的她，在確診COVID-19的情況下，仍在獄中絕食抗議，要求當局撤銷所有指控，立即釋放她。

在國內外的高度壓力之下，泰國政府終於在2021年4月30日讓蓉保釋，但仍未撤銷對她的指控。國際特赦組織將蓉列為2021年「寫信馬拉松」救援對象，持續向泰國當局施壓。

「這些字句，讓我更有信心，也大大鼓勵了我，點亮了我最黑暗的時光，我感受到素未謀面的人們的愛。」蓉在獲保釋之後表示這些信件的力量：「如果沒有國際壓力，沒有認識了我，並為我寫信的人，我可能會在監獄裡更久，這對我來說就是奇蹟。」

當然不是每一個案件當事人，都那麼幸運獲得釋放，但寫信仍提供獄中人士精神上的支持。

2022年3月，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幾日後，俄羅斯境內全面打擊反戰的抗議人士，限制人們上街遊行抗議。來自俄羅斯的藝術家和人權倡議者亞莉珊卓・史科奇連科（Aleksandra Skochilenko），思考上街以外的抗議行動。她把當地超市的商品價格標籤，換成寫了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相關資訊的小紙條，引起高度關注。隨即遭當局指控「向大眾傳播關於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相關的假訊息」。這項指控，是俄羅斯政府於2022年3月緊急制定的新刑法條文，試圖阻止俄羅斯人民批評此次入侵烏克蘭的軍事行動。

自2022年4月起，亞莉珊卓被關押在俄羅斯的監獄裡，監禁條件惡劣。2022年寫信馬拉松期間，有將近60萬人採取行動；雖然亞莉珊卓仍身陷囹圄，但這些來自陌生人的支持，讓她感受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沒有遺忘她。她在監獄裡畫了一幅畫，想要為所有人寫給她的卡片和信件說聲謝謝。

今年的11月17日，俄羅斯法庭判她7年有期徒刑，即使國際的聲援，並未降低俄羅斯對打擊任何境內反戰活動、鎮壓異議的力道，但也持續給亞莉珊卓力量，讓她持續為和平發聲。

「戰爭不會因為戰士而結束，而是在和平主義者的倡議下結束。」根據她的支持者在Telegram上發布的錄音，她在法庭上說了這段話：「當你把和平主義者關進監獄時，你就會讓期待已久的和平日變得更加遙遠。」

歷年來國際特赦組織皆針對聲援對象的經歷擷取具有代表性的關鍵字，今年國際特赦組織，選了10位聲援對象，除了延續去年的「示威權」、「和平集會自由」、「歧視」和「表達自由」，今年也涵蓋至「死刑」、「原住民族權利」、「種族正義」、「性與生殖權利」及「企業責任」等關鍵字。

其中一位聲援對象，是被指控殺害一名白人女子、卻在證據不足、各方證詞矛盾下被判死刑，被迫扛著罪名長達30年的非裔美國人洛基．麥爾斯（Rocky Myers）。

麥爾斯是一位被認為溫和善良的人，並在教會的合唱團擔任鼓手。在11歲時因有閱讀和記憶上的困難，而被診斷為智能障礙。1991年，在阿拉巴馬州的迪凱特城，一名年長的白人女子在主要為黑人的社區被殺害，而洛基就住在事發地點的對面。他雖然持有受害者的錄影機，但他聲稱是在街上發現的，並且缺乏其他證據證明他曾在案發現場。洛基被判有罪，但在法庭上，各方證詞前後矛盾，甚至有些因警方施壓受到影響，有關鍵證人事後承認撒謊。

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認定他有罪，建議判無期徒刑，但法官卻判處死刑。在現今的阿拉巴馬州，法官以這種方式推翻陪審團的決定是違法的行為。美國最高法院也判定，對智能障礙的被告判處死刑，他們將會「面臨被錯誤處決的特殊風險」。儘管如此，因為洛基的訴訟律師和上訴律師並未盡力為他爭取權利，導致他錯過上訴期限。他現在唯一能做的是，請求在阿拉巴馬州的州長能夠赦免他。

另一位聲援對象，是因為幫助處在暴力關係中的女性安全墮胎，而遭到定罪的波蘭人權倡議者尤斯蒂娜・​​維申茲卡（Justyna Wydrzyńska）。 ​

維申茲卡在自己接受人工流產時，沒有得到任何協助，也無法取得可靠的資訊。這樣的經驗給了她力量與動力，她在全歐洲墮胎相關法規最嚴格的國家波蘭，創辦了「墮胎夢之隊」（Abortion Dream Team），為墮胎去汙名化奔走，並在波蘭提供安全墮胎的諮詢服務。2020年2月，尤斯蒂娜協助一名同樣在暴力關係中懷孕的女性，把自己的墮胎藥寄給她，但對方的伴侶攔截包裹並且報警。2021年11月，檢察官指控尤斯蒂娜「協助墮胎」，並在2023年3月，尤斯蒂娜被判有罪。

來自中亞吉爾吉斯的莉塔．卡拉薩托娃（Rita Karasartova），在2022年10月呼籲民眾上街，反對政府將水庫的控制權交給烏茲別克的協議──因為莉塔等人擔憂此協議，恐讓烏茲別克限制或禁止吉爾吉斯在該地區取得水源的權利。

莉塔同其他26人被當局以「組織大規模動亂」而遭到拘留，她本人被控試圖「暴力推翻政府」，最高可判15年有期徒刑。莉塔是一名人權捍衛者、公民治理專家，也是一名喜歡陪伴孩子、縫製吉爾吉斯傳統服飾「袷袢」外套的母親。在她被捕之前，她在非政府組織「公共分析研究院」（Institute for Public Analysis）工作，也是「吉爾吉斯聯合民主運動」（United Democratic Movement of Kyrgyzstan）的一員，致力於打擊國內的貧窮和不公不義的問題。

2022年10月，警察逮捕莉塔後，被拘留在擁擠的牢房好幾個月，沒有管道取得醫療照護，也無法和家人見面或說話。現在政府將她軟禁在家中。

今年被國際特赦組織列為聲援的對象，不僅止於被定罪或是在獄中的政治良心犯， 也包括擔心海平面上升會破壞祖先的土地與文化，向澳洲政府提起訴訟的原住民族社區領袖帕拜叔叔和保羅叔叔（Uncle Pabai and Uncle Paul）；還有要求臉書母公司Meta為助長、煽動緬甸軍方，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清洗暴行承擔責任的緬甸青年蒙．薩都拉（Maung Sawyeddollah）；以及為捍衛史瓦帝尼人們的人權與民主奮鬥，而遭到國家「處置」，卻沒有人至今為他遭到殺害而負責的圖拉尼．馬賽科（Thulani Maseko）。

「這些對象，因著自己挺身而出捍衛人權、或身處不公不義的法律、政策、企業制度而同樣受到侵害，甚至可能被剝奪生命，」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表示，「因此，今年的寫信馬拉松，我們再次利用文字的力量，傳遞支持和希望的訊息給聲援對象，也呼籲有關當局、企業立即採取行動並進行補償，創造一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世界。」

國際特赦組織與台灣的淵源極早──早在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國際特赦組織就已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台灣的人權狀況，針對台灣100多個不同背景的良心犯蒐集資料展開調查，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成員以及小組，都曾為台灣這些救援對象執筆寫信表示支持。

例如1964年，時任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的彭明敏，因與謝聰敏和魏廷朝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而被逮捕與判刑8年，海外的台灣留學生積極向國際特赦組織求援。當時總部即指派瑞典分會接納彭明敏為救援對象，他們致函時任總統蔣介石，要求政府釋放彭明敏；隔年，彭明敏獲得特赦。

1970年，時任國際特赦組織的祕書長馬丁．恩諾斯（Martin Ennals）來台，帶來彭明敏的家書，並探視彭明敏的妻子李純。同年，謝聰敏、李敖在其他「難友」們的協助下，像是蔡金鏗、蔡財源、陳中統等人，將214名政治犯的名單提供給恩諾斯以及國際特赦組織在倫敦的總部和日本，得以陸續將白色恐怖時期遭關押的事實刊登於日本《台灣青年》雜誌和《浪人》雜誌上，戳破當時國民政府對外宣稱「台灣沒有政治犯」的謊言。

時任國際特赦組織德國分會的台灣協調小組召集人克勞斯・華爾特（Klaus H. Walter），從1970年開始，串聯德國、奧地利、瑞士三國共44個小組，對台灣80多位政治犯投入長期營救行動，包括柏楊、陳菊、施明德等人。他也動員小組與全球各分會，展開救援美麗島事件的國際行動，成功遊說德國議院約300位議員施壓台灣政府。

種種救援行動和國際串聯帶給當時的台灣政府很大的壓力，台灣政治犯的人權問題受到國際學術界及人權界的關注。

直至1987年解嚴、政治環境許可後，呂秀蓮於1988年與國際特赦組織的總部取得連繫，表示台灣已準備好推動超越政治性的人權活動，願意依序推展人權工作，隨後組成籌備會。在國外會員多次訪台後，本地會員正式於1989年12月於台北成立台灣第一個小組，並在1994年5月，正式立案登記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自此，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不僅與國際串聯，亦與在地人權團體合作，舉辦各式倡議與人權教育活動，聲援全球與在地的人權議題，例如：邱和順案、王信福案、台灣難民法、跨國同婚、廢除死刑、緬甸、香港與中國人權議題等等。

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成立近30年，台灣從需要國際的聲援，到成為具有強大動能聲援國際政治良心犯的國家之一。2020年，光是在台「寫信馬拉松」的活動，就蒐集到近40萬份的支持，在全球分會中排名第四。

即使是2023年，仍有許多國家的人民，面臨著威權政府長期且系統性的政治迫害，或是當權者打壓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鬥士；即使是2023年，我們還是目睹著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在我們眼前爆發，無辜的人民持續遭到拘捕、殺害、流離失所甚至是種族清洗。

2019年，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百萬支持民主的抗議者走上街頭，換來的是大批的示威者被拘捕、關押。從2020年至今，已有264位遭港府以違反港版《國安法》中「顛覆國家政權」、「勾結外國勢力」或「煽動顛覆罪」等罪名被逮捕，其中148名被定罪，身陷獄中。包括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和香港的人權律師鄒幸彤。

在與台灣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也有許多為土地、氣候變遷議題的倡議者，在近年屢遭逮捕、關押甚至殺害，包括最新一位被越南共產黨政府關進監獄的氣候變遷倡議者黃氏明紅（Hoang Thi Minh Hong），今年9月遭菲律賓軍方貼上「紅色」標籤抓捕的社區維護志願者的卡斯特羅（Jonila Castro）和塔瑪諾（Jhed Tamano），以及據稱在2014年於拘留期間被官員殺害的著名環保活動人士的拉中查倫（​Porlajee "Billy" Rakchongcharoen）。

近幾年來，台灣因為中國政府在軍事、經濟、外交等面向上的威嚇，被國際媒體推上了中美對立的前線。被中國當局關押的居台人士，除了李明哲外，還有遭中國指控「間諜」而失去自由4年、近期返台的台商李孟居；在中國被指控犯有「分裂國家罪」的台灣民族黨副主席楊智淵；以及今年年初在入中國時，被失蹤的知名在台出版商李延賀（筆名富察、富察延賀）。後來中國當局稱李延賀因「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正在接受國家安全機關調查。

這些案例都在在顯示威權的觸手隨處可及，而自由是多麼得來不易。

「全球的公民社會空間愈來愈緊縮，國際特赦組織也遇到愈來愈多挑戰，」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祕書長邱伊翎在2022年「寫信馬拉松」活動上表示，「我們的區域辦公室及香港分會2021年從香港撤離及關閉，印度分會也被政府打壓導致難以運作，我們在莫斯科的辦公室也遭關閉。」

截稿之際，以哈進入第五日人道休戰，哈瑪斯同意釋放50名人質，交換以色列手中150名巴勒斯坦監獄犯，其中有自由記者和人權倡議者，也有在10月7日之前就在獄中數月甚至數年的婦女與青少年。根據「巴勒斯坦囚犯團體」（Palestinian Prisoners Club）統計，在這協議之前，約有8,300名巴勒斯坦人被拘留在以色列監獄，其中有超過3,000人是遭到「行政拘留」（Administrative Detention），也就是大規模、且批准範圍寬鬆的預防性羈押──由於行政拘留可以無限期延展，因此在約旦河西岸，以色列經常以行政拘留為工具，捕抓觸犯輕罪（例如：不服從以軍檢查命令、朝屯墾區建築丟石頭）或缺少犯罪證據的巴人，作為跳過一般刑事審判程序的不平等懲罰手段。國際特赦組織強調，以色列使用「行政拘留」的頻率遽增，以及在監獄中對拘留者實施懲罰性的酷刑和羞辱。

反觀身在台灣的我們，仍享有高度的自由和人權。我們毋須擔憂，因聲援國際政治良心犯的後果，毋須恐懼是否該寫一封聲援信支持遭受迫害的人們。我們能夠在自由的土地上，支持世界各地願意說出真相、為人權奮鬥的人們，即使這些聲援對象看似與我們遙遠，但他們為了台灣人共同珍惜的民主、自由和人權價值，在自己的社區裡不懈地爭取，甚至犧牲生命，這些都值得我們為這些人留一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