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阿拉伯之春民主化的希望、唯一在革命之後走上民主化改革的突尼西亞，近來似乎正在走回頭路。今年2月11日，女性權益運動家琪瑪．艾薩（Chaima Issa）與其他多名反對派領袖忽然遭到逮捕，成為突尼西亞近年首位女性政治犯，這也透露該國令人不安的發展。

琪瑪是突尼西亞的記者、作家與社會學博士，曾一度在法國從事學術工作。2014 年參選推翻獨裁者本阿里（Zine EI Abidine Ali）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落選，當年她年僅36歲。

其實，琪瑪不是普通的女性運動家，而是政治家族出身，她的父親是突尼西亞溫和伊斯蘭政黨「伊斯蘭復興運動黨」（Ennahdha）的重要成員，但琪瑪並沒有跟隨父親的政治意識型態，而是走自己的路，她的母親也曾因為惹惱當局而被關押。根據身旁人士描述，她立場世俗，試圖拉近宗教與世俗派別的人。

落選不妨礙她的目標，接下幾年她持續為女性權益奔走。2020年她被任命為女性與家庭部長，同一年她出版了《性別，女性主義與宗教》（Gender, Feminism and Religion），一本為女性發聲的書籍。

然而，諷刺的是，琪瑪被任命與被逮捕，都是在同一個總統底下。就在今年2月，琪瑪在家忽然遭捕，這段期間被逮捕的還有其他20名反對派領袖，可謂突尼西亞版本的「大抓捕」。但琪瑪可能早已預見到這個情況，因為總統凱斯．薩伊德（Kais Saied）近兩年開始加強權力控制，突尼西亞的民主化正在受到侵蝕，國會遭到暫停、司法獨立性也被破壞。琪瑪是一開始就強烈批評總統作為的反對派。

琪瑪被當局指控「密謀對抗國家安全」。在4月一次出庭當中，她發表了一次動人的演說：

「這是突尼西亞？這是你和我一起讀書長大的突尼西亞？這是我們夢想中的突尼西亞嗎？」

在支持者的抗議之下，突尼西亞法院於7月13日讓琪瑪保釋出獄，然而對她的刑事指控並沒有取消，這次國際特赦寫信馬拉松便是要要求總統薩伊德「撤回對琪瑪毫無根據的調查和限制」。

要了解琪瑪的處境，還是得認識突尼西亞的情況。

突尼西亞在2011年推翻獨裁者本阿里，並展開民主化改革，成為阿拉伯之春以來唯一走向民主國家的案例，這有賴於突尼西亞原本就深厚的工會力量，而突尼西亞還有一點傲視周遭國家：女性權益相對高。

2019年突尼西亞總統大選中選出了無黨派的薩伊德，之所以當選部分是因為最大執政黨Ennahdha的支持。薩伊德當選不久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發，打擊了原本就相當掙扎的突尼西亞經濟；俄烏戰爭還影響了小麥供給，對政府的抗議也不斷上升。實際上，由於革命的衝擊，革命之後的突尼西亞經濟一直還未能回到革命之前，物價高漲、工作機會減少等都讓突尼西亞人們不滿。

薩伊德在2019年當選總統後寄望與現有政治勢力合作，但總是窒礙難行。2021年薩伊德動用憲政權力凍結國會，此舉連執政黨Ennahdha都表達反對，接著薩伊德祭出了一系列強化自身權力的作為，包括在2022年解散由57位法官組成的委員會，同年更通過新憲法提升自己的權力。

若看到這裡以為薩伊德正在變成一個不得人心的獨裁者就錯了，恰恰相反。我一個突尼西亞朋友告訴我，不少突尼西亞人對檯面上主流黨派都非常失望，因為他們長期只會空談無法解決經濟問題。不少突尼西亞人寄望無黨無派的薩伊德可以「拿出魄力」，進行必要的改革，或許就像是現代突尼西亞國父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那樣，民眾擔心的反而是薩伊德作為一個法學教授「不夠強硬」。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文章更指出，造成政治僵局的原因還包括2014年憲法所設定的雙首長制，總統與總理共享權力的雙頭馬車，再加上國會議長，導致突尼西亞長期政治僵局，民眾不滿已久。

然而，隨著薩伊德擴權，也開始侵蝕著公民社會，在國際特赦組織今年7月一篇報告就指出突尼西亞人權這兩年急劇惡化：「距離突尼西亞總統薩伊德奪權的第二年，突尼西亞當局進一步採取壓制行動，逮捕數十名政治反對派和國家批評者，侵犯司法獨立，拆解了機構人權保障，並煽動對移民的歧視。」

突尼西亞作為一個正在經歷轉型的民主國家，卻遇到了民主倒退。與台灣相似，突尼西亞在中東北非區域只是一個小國，但在革命期間卻綻放出強大的公民社會力量，足以為周遭國家的表率。

在《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的全球民主評比當中，台灣從2006年的7.82分一直上升到2022年的8.99分，躋身為全球前十完全民主國家。但突尼西亞就沒有這麼幸運，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上升到5.33分，中間一度提升到超過6分，但這兩年的發展卻又倒退回到5.31。我們都知道，民主發展並非一直線的，中間往往有許多曲折，在其他國家遭遇困難的時候，台灣作為一個過來人應當伸出援手。

就這些點，我認為值得身在台灣的我們關心突尼西亞的發展，並寫下一封信為琪瑪發聲，並表達對突尼西亞民主的關注。然而，在信件當中，可能不必過度批評薩伊德總統的擴權，而是向他表達解決政治僵局不必然要侵害公民社會的監督，更重要的，若過度極權破壞民主體制，可能會降低其他民主國家對突尼西亞的支持，尤其是目前採取觀望態度的歐盟。

如果沒有參加過由國際特赦組織發起、台灣民間也長期參與的「寫信馬拉松」行動，或許會好奇寫信真的有用嗎？如同我在2022年的寫信馬拉松所指出：

「國際關注不應只有各國政府或聯合國等國際組織才能做的事情，普通人也應該要有參與的機會，而國際特赦組織的『寫信馬拉松』正是依這個目的所發起。每年的『寫信馬拉松』，都在全球各地募集信件，支持10名需要聲援的對象。或許會懷疑寫信真的有用嗎？這封信，極權政府大概不會看，甚至可能無法送達收信人手上。然而幾萬人同時發出聲援，那麼即便極權政府充耳不聞，也能更好地匯聚國際社會對案件的注意力。」

實際上，寫信馬拉松的活動確實有所成績。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資料，像是在中國遭到非法監禁的台灣民運人士李明哲，因為寫信而改善他的監獄情況。阿根廷的婦女運動因為寫信成促成當局修改法律，台灣的信件更占全球信件20%。台灣人也寫了17萬封信聲援沙烏地阿拉伯女權人士納斯瑪（Nassima al-Sada），以及台灣人寫了4.6萬封信請求伊朗當局釋放女權運動家亞絲曼（Yasaman Aryani），兩人都最終成功獲釋。寫信不必然是直接原因，但確實盡到全球公民壓力能達到的效果。

可以說，寫信馬拉松不僅有影響力，台灣人更出不少力。

台灣官方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式相當受到限制，而類似寫信馬拉松這樣由有信譽國際組織所舉辦的活動讓台灣人沒有參與障礙，更能發揮我們公民社會的力量，在世界的民主領域貢獻我們一份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