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換好裝備的小朋友，迫不及待地踏上足球場玩起皮球，挑球、射門，與隊友進行傳球練習，在過程中不斷溝通彼此的想法，並對著同伴即時提出各種要求，在運動的同時，大腦也不停地思考。

「不讀書才去運動」、「運動員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印象一直深植台灣社會，運動做為休閒、逸樂，與學習似乎是兩項完全互斥的事情。受到美式運動聯盟的薰陶，我們過往常常以NBA、MLB等運動賽事，和其背後以高額獎學金支撐的校園菁英體育，作為理解運動文化的管道。

但在現代運動的發源地歐洲，發展的是另一種運動文化的典範。透過社區的參與，形塑出逐級而上的職業運動聯賽，並透過運動俱樂部，將運動參與的群眾輻射出去。在運動賽事的背後，由龐大的運動產業和運動文化支持，近年也改變了台灣運動發展的新想像。

英國的俱樂部文化，源自於17世紀中葉咖啡傳入英國後，一家又一家普及的咖啡廳成為文人雅士聚會的場所，透過聚會同歡或文學、甚至政治的交流，結合成一個又一個同好會。這些俱樂部根據招攬成員的理念不同，大抵可分成兩類：一類是擁有固定會址、對於吸收會員有嚴格限制的菁英俱樂部；另一類則是歡迎任何擁有共同理念的成員加入。

體育運動自19世紀逐漸成為英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後，以運動為目標的俱樂部開始出現。最初，運動是屬於公學校和菁英階級，為了培養團隊合作與領導能力而在教育中推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的風氣逐漸走向民間。

不同階級者選擇不同的運動，如高爾夫球、網球、賽馬成為上流階層的社交首選，在封閉的俱樂部中流行，也讓這些運動具備休閒、菁英的色彩；勞工階級則癡迷於更加競技性、對抗性的足球運動。

維多利亞時代的大英帝國黃金時期，英國透過全球殖民與海外貿易，獲得大量財富與原物料，讓本國的城市拉起一座又一座的黑煙囪，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向都市，講不同方言、過不同文化生活、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們，在陌生的城市中聚集。

透過鐵路、電報、報紙媒體等嶄新的交通和通訊方式，運動相關的訊息輕易地在城市間流通，踢球、看球等休閒活動逐漸成為缺乏與過往生活連結的都市人精神寄託，運動俱樂部成為信仰所在。教會、工廠組成一支又一支足球隊，並因此成立一個又一個定期聯賽，彼此之間相互競爭、合作。

這些不同的聯賽發展出一套有效率的升降級體系：更好的隊伍可以到強度更高的聯賽競爭；實力較不突出的球隊，則能在低等級的聯賽享受一爭高下的樂趣。如此一來，市民隨時可以開始參與運動，也隨時能夠找到實力相近的對手。運動俱樂部也是社交的場域，透過人際網絡擴散，讓運動文化進入大街小巷之中。

隨著英國的殖民事業版圖擴張，足球運動也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世界各地都開始出現足球俱樂部以及英格蘭式的足球聯賽，賽事分級、公眾參與的理念也隨著這些聯賽系統與俱樂部，散布到任何一個有足球的地方。

英格蘭式的運動俱樂部文化在台灣早期並不風行。因台灣自1949年開始實施戒嚴，想成立人民團體皆受到限制與監督，特別是血氣方剛年輕人組成的運動團體更是難以想像的存在。當時的運動主要分成軍中體育、學校體育、社會體育三個部分，分別隸屬於軍隊、學校、公營事業三個系統，依靠這些組織的資源維持運作，這讓運動項目的選擇與運動員的培育以既有的資源與慣習自由生長。

比如1949年8月遷至台南安平的聯勤橡膠廠，生產籃球與排球，並定期供給軍中各單位，因此軍隊的球類活動以籃球與排球為主，並在體育官退役轉任體育教師後，將這些運動帶入校園。而台灣民間延續著日本時代以來喜歡打棒球、軟式網球的風氣，在台糖、台電、台灣菸酒公司等國營企業中，組織一支又一支的球隊參與台灣大大小小的競賽。

有鑑於此，1964年底，教育部開始推動「全民體育」政策，一方面企圖鼓勵社會大眾參與運動，另一方面則是打造一套體育升學的制度，讓參與運動的學生有辦法透過在運動賽事中持續打出成績進入更好的學校。1968年，紅葉少棒擊敗日本關西聯隊，被時任台灣省政府教育廳長潘振球視為九年義務教育和全民體育政策的成功，也讓體育保送制度更無窒礙地推行。

這使得台灣的體育事業以學校和升學為中心推動，隨著1971年中國開始推動乒乓外交，企圖以「小球轉大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台灣官方的體育政策變為更加強調需要能在國際賽打出成績的運動選手，以在國際上與中共抗衡。

因此，政府為了獲得能夠參與國際運動競賽的運動員，學校為了獲得教育部的補助，學生為了贏得升學翻轉人生或是出國的機會，三者共同的目標構成近代台灣運動的圖像，「勝利」是眾人一致追求的目標。

自此之後，以台灣省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全國運動會及各縣市舉辦的運動賽事，逐漸變成競逐升學的舞台，也出現體育留級生、非體育生透過列名團體運動項目獲得升學機會的現象。

而體育班的設立、集訓制度的推動、無止盡延長的訓練時間，這一切都是將個人爭取為數不多進入大學、專科學校的機會，以及獲取國家榮譽綑綁在一起。如同篩子篩選過後，最優秀的選手退役後進入學校擔任教練或體育老師，保證這套運動員流水線得以順暢的運作，背後則是大量被淘汰下來、無路可去的體保生。一般人視體育為畏途，而體保生則是在沒有回頭路的情況下繼續前行。

沒有人保證經歷多久的訓練可以確保勝利，這使得比賽競爭的樂趣被枯燥、機械式的訓練所取代。運動選手從國小開始就不斷透過訓練拉開與普羅大眾的技術差距，讓無法從小開始進入這套系統的人們，逐漸被排除在參與運動的行列。運動選手與運動愛好者被明確地區隔──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很難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消費獲得專業的運動知識或適宜的技術訓練，運動多是為了維持體態和健康──直到今日。

換句話說，1960年代開始推動的「全民體育」政策，由於過分強調競技因素與競賽成果，忽略了運動做為社會動員機制的一環，台灣民眾對於運動文化的認識被限縮在運動場上，讓運動成為少數人的事，只有在如節日慶典般的國際賽時，出現在客廳的電視之中。

近年，體育改革聲浪開始湧現，在升學之外，運動還可以有不一樣的道路嗎？同時，學校體育老師、教練缺額的飽和，讓許多在體制內的年輕選手開始思考是不是有一條有別於以往的道路，可以結合自身的專業來持續經營？

從台南的足球名校勝利國小一路至台北市立大學畢業、曾入選U19代表隊的曾柏翰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在國訓隊退役後，他開始思索未來的出路，「除了當學校老師外，足球人有沒有其他生存的方式？」

回憶起學生時期的體育班生活，為了參與各項競賽，大量的時間都被投入訓練，學生也集中住宿在學校，方便管理、訓練，曾柏翰說，「當時幾乎沒有時間做其他事。」因此，「想讓孩子擁有選擇的機會」便成了觸發他投身足球俱樂部運作的一個重要理念。

曾柏翰尋找留在台南的隊友一同合作擔任教練，從在後甲國中兼任代課老師開始，利用週末的時間尋覓適合的場地進行足球教學，希望吸引更多人參與足球運動。

「一開始是透過Facebook招生，透過夏令營的方式尋找有興趣的家長與學生參與。從第一堂課免費體驗開始，讓小朋友感受這項全世界最受歡迎的運動。」除了曾柏翰之外，其他教練團隊成員也在各間國小中尋找對足球有興趣的學生、家長，在2013年時匯聚了5、6所國小的學生，「東門城俱樂部」就這樣誕生。

歷經數年的發展，目前在東門城俱樂部各年齡層的興趣班、培訓梯隊一共有800多位學員，若算上成人會員，甚至已有近千人的規模，成為台南目前規模最大的俱樂部。曾柏翰說，「包含鐘點教練，我們現在教練團隊一共有12位教練，在台南各地推廣足球。」

「俱樂部的核心價值是透過足球一同成長，教練、家長、學生透過參與足球的過程，發展各項不同的能力與培養個人特質。希望孩子們透過足球學會獨立自主的人格特質，學會規劃自己的時間，並理解其他人的立場，在不影響別人的同時還有團體行動的能力。」這是東門教練團隊對俱樂部的期盼。

然而，場地的問題仍然持續困擾著俱樂部的經營，由於學校週末活動繁多，不一定能穩定租借場地，公園的草地也不是理想的訓練場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讓俱樂部和家長們必須密切關注社群的訊息，在各個可能適合的場地打游擊。

「每個星期在哪裡訓練都不固定，甚至有一次為了參與全國賽，晚上還在台南棒球場與台南體育場中間的磚塊地上訓練，」回憶起那段時光，曾柏翰笑道，同時也感謝當時一同參與的家長、學生的體諒。

2020年，東門城決定蓋起一座屬於俱樂部的專用足球場。「受到疫情的影響，學校禁止校外人士進入學校，也停止舉行週末的活動，這讓我開始思考蓋一座足球場的事情，」回憶起蓋球場的契機，曾柏翰提到，「算一算每個月租借場地的費用，和蓋一座球場的場地租金相去不遠，所以最後評估以後還是決定放手去做。」

曾柏翰以青年創業貸款加上自籌投入了200萬元，租借台糖位於南台南車站鐵道旁的荒廢空地，蓋起一座8人制的足球場，「貸款的時候，銀行的經理也覺得我在作夢，但他仍然相當支持我們的理念，因此最後也很順利地取得興建球場的資金。」

而在開闢場地的同時，場地的維護、與街坊鄰居的關係，一系列的挑戰也接踵而來。「場地是訓練不可或缺的一環，每一次栽種草皮都是一次實驗，台灣有很多教練長年經營學校草地都有自己一套維護的觀念，沒辦法互相傳承、交流實在是很可惜。」談到草皮的保養，曾柏翰有說不完的話，甚至也有教練的工作是鑽研如何保養草皮。

曾是成功大學足球隊隊長的魏以恆，畢業後加入東門城俱樂部，「因為他擅長蒐集資料，這是我們教練團隊過去比較缺乏的部分，所以請他找找有沒有維護草皮更好的方法。」曾柏翰在介紹魏以恆時提到，由於許多體育人過去較少接觸文書軟體以及電腦技能，對這塊相當陌生，因此在精進的同時，也向外尋求擅長資訊蒐集、同時喜歡足球的夥伴。

魏以恆說，「自己過去沒有接觸過草皮保養這一塊，就從網路上找資料慢慢學習，用球場的場地一塊一塊嘗試，找出更好的辦法。」綠草如茵的球場，正是努力的成果。

曾柏翰補充，「因為我們有割草的設備和技術，所以後來就一起把附近的雜草割一割，也算敦親睦鄰。現在足球場邊的草地成為周邊住戶的小公園，也有散步的爺爺奶奶會順便看小朋友踢球。」球場夜晚的燈光、訓練的喧嘩聲曾經讓周邊住戶過來反映，也讓足球場的興建不只要關注場內的經營、訓練，同時要和過去不熟悉足球的人們持續地溝通。

現在，從市區搭乘火車前往高鐵台南站、或經由縱貫鐵路往來高屏地區的人們，都可以在窗外看到一座漂亮的足球場，這是東門城俱樂部的基地，也是俱樂部成員的家。

「目前會來鐵道足球場訓練的，多是培訓梯隊或是想加強訓練的小朋友、興趣班。一週一練的興趣班仍然是利用週末時間在各地學校進行推廣，但如果小朋友想加強訓練、或是想多踢球，就會在週間選1～2天來到鐵道足球場，」曾柏翰解釋，「目前U15的培訓梯隊是和安平國中合作，訓練時間和傳統校隊是沒有辦法比較的，但至少讓他們能夠在自己有興趣的地方持續鑽研。」

「如果小朋友為了踢球而不寫作業，我們會不准他踢球，結果小朋友反而會為了和朋友一起踢球，很認真地先把作業完成，」曾柏翰笑著說。過去我們以為體育人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觀念，在這個地方似乎逐漸地翻轉。

除了踢球的孩子以外，家長更成為俱樂部的後盾，甚至會透過各自行業擅長的領域，提供俱樂部所需的支持，比如球場旁的停車場，就是透過家長贊助而來。「也有家長在球隊座談會上，互相介紹相關的工作和談到異業合作的機會，」提到和這些家長相處的經驗，曾柏翰說，「因為全國賽時小朋友都必須跟著團隊移動，有些家長很訝異自己的小孩在家不做家事，但出門一趟回來都會自己洗球衣、摺衣服，變得很獨立自主，進而更加支持俱樂部的經營。」

「而且不只是孩子在學習，家長們也一同在成長。」過去幼兒足球比賽時，場邊時常會有家長因為求好心切，大聲指揮著小朋友的動作，甚至對裁判的判決大聲抗議。「這個在近年的幼兒足球已經很少見了，家長們都知道要讓孩子學習自己下判斷，也會尊重教練的專業。」利用每一次比賽的機會，不論勝負、都成為學習的機會，親子之間不只有了共同的話題，彼此也一同學習著：運動的世界不只是勝負。

「即使小朋友升學後沒有留在俱樂部繼續踢球，有些家長和球員仍然會回到俱樂部，有了這個球場，也讓他們有一個回來的地方，甚至能夠讓畢業生和俱樂部的成員舉行交流賽。」而其中一位畢業生令曾柏翰印象深刻：「有一個孩子，國小畢業後離開了俱樂部，比較少玩球，但在國中的時候因為受傷，連足球都沒有辦法玩，後來在考試時又因為一些意外，發展地不是很順利。最近再次碰到他，發現他整個人變得很沒自信；因為我在成功大學當教練，就問他要不要一起來訓練？現在看到他在踢球時又恢復自信、開朗的笑容，讓我也覺得很開心。」

小朋友參與俱樂部平均每堂費用在3、400元間，但場地月租就要30,000多元，加上草皮養護，東門城俱樂部雖然很熱門，營運上也只能勉強打平。不過因為足球而相聚，因為運動產生更多的連結，進而陪伴彼此成長，俱樂部成為人群相遇的原因，也成為傳播理念的渠道。

這幾年受到國民運動中心、健身房陸續設立的影響，「參與運動需要合理花費」成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觀念，這點也讓台灣各地的足球俱樂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

這些足球俱樂部成為聯絡足球圈內外的重要渠道，讓家長和學童都能透過俱樂部不斷汲取各種足球相關常識、正確的運動觀念、合理避免受傷的動作技巧等知識。而專業訓練環境的形成，讓小球員能透過參與運動不斷成長，更讓家庭有了共同的話題，「一人踢球，全家到場」的畫面，成為城市中常見的圖像。

然而，2022年教育部體育署運動設施組統計，目前全台的11人、8人與5人制社區型足球場共計有40座，並不足以支持正在持續成長的足球人口使用，因此近年掀起建立社區型複合式足球場的討論。如台南的東門城或北部的磐石俱樂部這樣擁有自己足球場的俱樂部，是少數中的少數，卻也讓東門城有了讓更多人看見的機會。

「這幾年和成功大學合作，協助校方維護操場的同時，也希望利用學校坐落在火車站旁容易滙聚人潮的優勢，未來當東門城俱樂部挑戰企業乙組聯賽時，能夠打造出吸引觀眾圍觀的觀賽環境。」曾柏翰更期盼，大家能注意到球場不足的問題和風險，「因為台南的足球場地稀少，許多喜歡足球的愛好者和俱樂部都苦於尋找場地，目前許多場地都被過度使用著，讓場地狀態惡化，增加球員受傷風險。」

蓬勃的足球俱樂部發展，開始翻轉過去以體育保送、參與國際競賽為目標的體育生態，讓體育圈內新舊觀念不斷碰撞、激盪出更多火花。在電視轉播、職業運動的視野看不到的地方，草根足球正在蓬勃發展，在更貼近我們生活的地方成長茁壯，但硬體和城巿運動空間的規畫，也必須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