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Choice牌菸草，放上捲菸紙，用手慢慢地捲。當口水沾上菸紙，捲好的菸就多了一份與身體的連結。「放慢自己，」陳健朗說，抽捲菸不是為了菸草風味，而是從捲菸節奏裡，能找回一份現代都會生活鮮見的人情味。

「現代人抽菸，抽得很快，但在我爸爸、爺爺的年代，抽手捲菸是一種生活態度，」順著捲菸，他的思緒回到遙遠時空，父親的菸草會小心翼翼地放在鐵盒裡，當要享受的時候，再緩緩地拿出來、慢慢地抽，抽上一根菸，總要花上半個小時。

在陳健朗眼裡，捲菸能沾上情感基礎，聯繫時代與情懷。「如果你是陌生人，我不會借，但如果你是我的朋友，我可能會讓你抽一口。」就如同他的電影，用一根菸，試圖搭起兩個世代的傳承與橋梁。

拍攝《手捲煙》的緣起，就從一根在片廠點燃的捲菸開始。

青少年時期，陳健朗立志做劇場演員，沒想到，最後卻到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念電影。「念完大學，我發現自己還是想做演員，到處尋找機會、參加casting（選角），」陳健朗提起，當時他在香港獨立製片導演陳果的《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得到演出機會，這部2014年問世的作品，不僅入圍第64屆德國柏林國際電影節「電影大觀」、獲得8項香港金像獎提名、也拿到第51屆金馬獎的最佳視覺效果獎。第一次演出電影就是大作，陳健朗說是「運氣」，採訪過程中，聊到演出、聊到執導作品，他總不避諱去提哪裡還不夠好、哪裡還可以多做一些，總在檢視自己尚未圓滿的瑕疵。

2017年，一回在片廠工作的休息時刻，陳建朗與編劇凌偉駿，一起抽著捲菸閒聊，「在片廠，看到年紀相仿的人就容易去搭訕，我們談電影、談小津安二郎、一起抽捲菸⋯⋯」兩個熱愛電影的年輕世代，不僅只是渴望拍片，想的更是發展屬於香港的電影，希望電影裡要有現代香港年輕人的特色，「我們聊出來的的命題就是 identity，是香港人的身分。」在數個月打磨劇本的時光中，他們構思出兩個關鍵角色：一個落魄的中年華籍英兵，還有一個淪落天涯的南亞裔青年混混。

一支菸，讓《手捲煙》開始發生。

在陳健朗眼中，《手捲煙》的兩個主角是一種符號，是電影敘事的方法，用以表現他對於兩個世代的理解。林家棟飾演的窮困潦倒中年華籍英兵關超，是父親世代的縮影，「他們懷念以前的香港，懷念自己曾經是英國人的身分，但是對於現在自己是誰，他們不太瞭解，」陳健朗說，由南亞裔演員比平．卡瑪（Bipin Karma）所演出的文尼，則是對青年世代的投射。南亞裔混混文尼在香港生存，兩面不是人──在香港不被認為是本地人，回到印度或尼泊爾，他們也不被承認。「這很像香港年輕一輩人的處境，我們到底是誰？有人覺得是英國人、有人覺得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其實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手捲菸」是他在影片裡形塑的願景符號：用一根菸的交流時間，讓不同世代的精神可以相互傳承。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重創香港經濟。《手捲煙》以九七為電影故事開始的時間點，把香港歷經的風風雨雨，用最簡單的方法重現在觀眾眼前，關超的人生，便寫成一段香港近20年來的世代縮影。

關超居住在香港重慶大廈一隅，空間裡的氣味混雜著老舊建物與走味菸草，住所堆滿雜物，有播放機、有老相本，有招財進寶的風水擺設，更有舊時代裡的風風雨雨。在這空間中，關超常點上一根捲菸，一沉思就是半响。煙霧渺渺的屋子，彷若一個時空膠囊。陳健朗說，「這個房間也像是他（關超）失敗的證據。」關超的掙扎，正是陳建朗印象中的父輩世代，九七之後，20年來拼命做生意、設法賺錢，錢是生命中的一切，卻又屢屢碰壁，「關超的房間是他生活的積累，他身處其中，並沒有察覺到自己是失敗的，只是不斷沉醉在過去。」

2020年，香港歷經延續自反送中運動的風波、COVID-19疫情衝擊、港版《國安法》頒布後各界動盪，中美貿易戰的角力拉扯，社會數度劇變。《手捲煙》於2020年2月開始拍攝工作，沒有因而受阻，也意外讓電影成為見證時代的一環。電影裡，可見疫情影響下，民眾戴起口罩上街的影像印記，也能從背景的新聞播報聲中，聽出社會動盪的蛛絲馬跡。

承繼香港經典的幫派電影，《手捲煙》暴力場面驚人、手段殘酷。香港惡霸在重慶大廈內霸凌南亞裔居民、黑幫則在密室動刑，動輒斷肢放血，讓人心驚膽跳。銀幕上直面暴力展現，陳健朗揉入對社會的感受，「現在的香港，好多時候不是想法問題，而是誰拳頭比較硬的問題，」影片中暴力與霸凌，是他以類型片思維表現社會現貌，將訊息藏在作品中，「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到，電影中的香港黑幫多穿白衣，這也是另一個符號。為了對稱他們的顏色，台灣黑幫則穿黑衣，」他提及此處，語氣輕描淡寫。

《手捲煙》原訂於2019年底開拍，受社會動盪影響，延至2020年開鏡。2019年7月21日，香港元朗爆發「白衣黑幫無差別襲擊」事件，大批疑似具幫派背景，身著白衣、手持棍棒的不明人士衝進地鐵站，針對市民與記者進行無差別襲擊。白衣人群聚攻擊的背後真相，至今仍未查明。現世之下，白衣暴行，又豈會比銀幕上的血腥更易入眼。

時代脈絡下，陳健朗沒有多言，選擇用作品回應一切。

電影結尾有一場驚人的長鏡頭暴力打鬥。陳健朗則解釋，這顆長鏡頭部分參考自韓國導演朴贊郁經典暴力美學「復仇三部曲」第二部《原罪犯》（Oldboy），但陳健朗他的構思重點，是想站在局外人的視角，去看眼前這些香港人的混戰，「我想抽離一點去看，鏡頭位置讓觀眾並非參與其中，而是旁觀眼前的混亂。」

香港電影中的南亞裔形象，常見對種族角色的刻板印象。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陳錦榮與研究助理教授何建宗共同編撰的《若隱若現：香港電影的非華人形象》 ，曾從1970年至2010年代挑選出187部出現非華人角色的香港電影進行研究，發現南亞裔角色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出現較少，2000年後才開始增多，但其中常與笨拙、好色、危險、暴力等負面形象掛勾，多扮演負面角色，或諧角、閒角。

對於設計南亞裔角色文尼做為《手捲煙》的男配角，陳健朗想傳達一切要回到本質，南亞裔朋友在香港居住，就是香港人。「我不想強調差異，強調文化與宗教差異，這樣強調，其實已經當這些人是外人，香港本來就有各種膚色的人，我就是這樣去拍。這對我來說是最沒有discrimination（歧視）的方法。」要不帶歧視地呈現電影中的南亞裔社群，陳健朗選擇把焦點放在香港重慶大廈──這棟大廈，正是香港族群的取樣。

談重慶大廈，陳健朗承認，自己的早期印象來自王家衛作品《重慶森林》，後來才較常去吃咖哩、買東西，四處逛逛，發現裡面並不若一般人想像中陰暗。「主要是南亞裔的朋友比較常在裡面做生意，但也有華人住在裡面，」陳健朗談，關超居住在重慶大廈中，與南亞裔社群互動自若，便想打破一般影視的獵奇視角，還原重慶大廈面貌，「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它給觀眾的感覺，去說教是沒用的，我就是要單純把它拍出來。」

對陳健朗來說，重慶大廈另一項有趣之處，在於它位於香港鬧市位置，周邊都是高消費地帶。「重慶大廈，就像是在『裂縫之間』的感覺，關超跟文尼住在裡面，他們也都是身處『裂縫之間』的人，永遠在往上爬，他們可能永遠沒辦法爬到最前面，但不爬的話，會往下掉進隙縫。」掙扎於夾縫中的意象，讓作品增添更多理解空間。

「不談一、不談三，談二 ；不談風、不談雨，談雷 。」

為了一袋贓款，關超收容被香港黑幫追殺的文尼，與他待在同個屋簷下生活。陳健朗不避諱承認，兩人的關係從開頭劍拔弩張、互相對立，逐漸到相互理解，甚至相知相惜，這個過程有部分是他自己身為創作者的情感投射，「關超的形象，有很多是參考我爸爸去描寫。我一直想要把自己跟爸爸的關係拉近一些，關超跟文尼就是這樣相處的。」

但陳健朗將故事劇本提供給父執輩檢閱，回饋卻不如預想。「我爸爸、一些叔叔看《手捲煙》的劇本，會告訴我真實的黑幫不是這樣講話的、不夠寫實、舊香港不是這樣⋯⋯」他頓了頓，「現在出來的成品，可能是我個人的願景，但我還是希望能得到兩代人的認同。」細察香港電影，陳健朗想跳脫寫實在地，用類型片的方式抽空角色，重新注入自己的理解。

就他來看，香港近幾年都以人文寫實電影掛帥，但類型電影要有更多發展機會，「不是說人文寫實不好，而是健康的市場要有很多類型，所以拍攝的平台要多、要更接近國際化觀眾，」講著講著，陳健朗也透露他的憂慮，「如果我們只注重單一市場，之後可能就會要開始自我cancel、自我限制，這樣作品就沒有活力了。」談起未來，深受北野武、杜琪峯影響的他笑說，如果還有第二部作品，會想拍一部風格類似杜琪峯《放．逐》那樣的電影，再抒情懷。

得知《手捲煙》獲選金馬影展閉幕片之際，陳健朗發表了38字感言，感謝金馬獎對於《手捲煙》的肯定，也是對香港電影人的鼓勵。

11月初已便搭機來台準備參加金馬盛會的陳健朗，在飯店隔離期間，房間不能點菸。接受記者視訊採訪時，他正悶得難受，「別提菸啦，我現在只能在心裡抽。希望隔離快點結束，能出去抽一根。」從香港到台灣，路程遙遙，不論是疫情影響、社會情勢緊張，難受和困擾的，又豈只有菸癮。

儘管隔離、禁菸等等不便，也要來參加金馬獎，陳健朗說：「為了呼吸。需要呼吸，才能生存。」簡短一句，道盡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