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子放在譜架上，羽咲やわら（Yawara）換好表演服，下一步得趕著補妝。日常出租給學生樂團的「杰克音樂」練團室，每逢此般有演出的日子，便移宮換羽成為女孩休息室。狹小空間分據7、8位少女，各個20歲上下，羽咲やわら跪守角落堡壘，無暇理清個人衣件、物品如何散落四周，手上動作儘管持續，鼓組在前方和她相對無語。

過去潛行於女僕咖啡廳、動漫節或電玩展等特定場域的日系展演活動，自2019年年末開始，逐漸浮上檯面。一群以華麗、夢幻裝扮，進行唱跳演出的表演者，於疫情時代凝聚出別於以往的生命力，在台灣鞏固專屬文化──她們是「地下偶像」（簡稱地偶），如今已有45～50多組、總數近200人的個人或團體，以此身分自我定義。

燈暗後羽咲やわら就要上台，她是這波偶像潮興起的浪花之一。談及地偶之路，她笑稱最初想經營的形象是「心事少女」，卻因太常呆站台上和粉絲乾瞪眼，被大家捉弄是「廢柴」，近4年時間裡，Instagram上也累積了1.4萬追蹤。

台灣地偶發展深受日本影響。過去20年，有別於韓流塑造專業偶像在全球強勢擴散，日本開始出現主打「養成系」、「可親近」的鄰家偶像，與粉絲高度互動、並肩成長，最經典代表是2005年面世的AKB48。

如今AKB48早已偏向主流，不過擁有日系可親近特質的表演者，仍在各地暗潮洶湧。

台灣自2004年起，陸續有服務ACG愛好者的女僕咖啡廳成立，無論是女僕還是客人，都因喜愛ACG文化而相聚。為拓展交流，店內推出cover（翻唱）日本歌舞的表演者，例如發跡自高雄月讀女僕咖啡廳的CANDY☆STAR、ジュリリジュリラン未来ゴロゴロコロニー13世，北部代表則有Bonnie Bunny；她們可說是台灣早期地下偶像，為這圈子釀出底蘊。

創作ACG音樂起家、現任黑魔法工作室音樂總監的維尼表示：「當時的表演團體還沒有唱自己原創曲的想法，我和佐藤飛（昼食彼女Lunch Girls製作人）做PPT一起去推銷我們的創作，一輪下來業績是零；大家還是認為要cover別人的歌，台下才會有反應。」

如今，維尼盤點去年（2022）自己在地偶圈參與製作的歌曲，一共多達39首，顯示台灣地偶已走向原創，甚至今年3月還出現全台語演出企劃，展現地下偶像多變的彈性、扎根本土的嘗試。

黑魔法工作室團體姬Revolt的經紀人秋秋補充：「我覺得這是產業必經的一條路，大家都從模仿開始，接著找到自己最擅長、心之所向的部分，再努力做出品牌跟作品。」

日本對台影響不只在文化，主流公司所投注的商業和經濟資源，也是重要刺激。2011年，AKB48當時的經紀公司AKS進軍全球市場，在台灣招募TPE48，並在2017～2018年幾經重組為現在的AKB48 Team TP；2020年日本公司Toyplaトイプラ來台進行偶像徵選，將徵選歷程化為現場活動、累積粉絲基數，推出月宵◇クレシェンテ，成為第一組站上台灣音樂祭的日系偶像。

這些重要節點，一方面讓台灣見識日本偶像經營策略，另方面也吸引懷抱星夢的少女躍躍欲試。

在還沒成為地下偶像前，高中生羽咲やわら因為想見自己「推」（喜歡並支持，可當動詞或名詞使用）的偶像，而報名日本AKB48在台灣辦的徵選。她的推是與岡田奈奈、小嶋真子被歌迷合稱為「14期三銃士」的前AKB48成員西野未姬，沒想到西野卻在同年宣布畢業（從團體離開），羽咲やわら再也沒機會見她。

當西野的畢業被媒體以「苦熬4年依舊是丑角」作結，她徹底放下成為偶像的執著，轉而當起了搞笑藝人。而支持著西野的羽咲やわら，最終也並未通過TPE48審查，但是因為想念粉絲、想念舞台，最終選擇投身到地下偶像。

「我就是想表演、想站在台上，那我就站了。」

曾經見不到偶像的失落，讓現在的羽咲やわら更尊重舞台，也提醒自己做一個為粉絲著想的偶像。

對於地下偶像如何成團？秋秋觀察：

「其實地偶很簡單，只要找幾個人、找一場活動並成功登上那個舞台，你就出道了。高度自由是這圈子的特點和重要元素，大家都當興趣做，所以要促成合作一定是你ok我也ok，保有一定個人色彩，不會有人受委屈。」

充滿可能性、自由且獨立，這些都扣連當今社會在意的價值。然而，對地下偶像或者喜愛ACG文化的人而言，真正的委屈或許在於大眾眼光裡始終撕不下的負面標籤。

羽咲やわら回憶，當年18歲的她告訴父親，自己要做一名地下偶像，父親不理解，只有脫口而出一句：「我可以拜託妳不要去當嗎？」得不到家人認同，她沒有放棄，持續投入表演，換來卻是在校園也遭受排擠。

回顧高中生活，羽咲やわら說道：「我其實不太確定他們對我是羨慕還是厭惡，但我個性很硬，班上同學不跟我講話，我就也不跟任何人講話。整整高中3年，我說話的對象只有老師。」

研究動漫與性別的社會學者王佩迪形容：

「相比藝術電影、搖滾音樂，ACG文化在文化位階（cultural hierarchy）上被視為低俗、不受主流社會認可。當主流社會以事業成就、學歷、人際關係等，作為評斷是否成功的標準，那喜歡偶像或沉迷於某些作品的人，聽來好像不事生產，就很容易被視為魯蛇。」

此外，地下偶像與粉絲間高度互動的關係模式，讓這份工作多少蒙上一層性別陰影。很多粉絲最期待的不一定是看現場表演，而是演出後的「物販時間」──這樣的模式也是地下偶像和主流偶像最不同之處。合照時，粉絲會和偶像協議想擺什麼姿勢，從一起比愛心、牽手到擁抱都有可能，過程中也可以聊天，話題天馬行空。

問羽咲やわら如何處理被周遭人以異樣眼光看待的情緒？她沉默片刻後回答：「我讓自己沉澱很久，時間過去也覺得沒什麼了。」隨後以幽默補充一句「起起伏伏啦」，意圖轉換氣氛。

在形同孤島的世界裡，或許她能為自己做的，除了繼續表演，也就只有不去想太多。

對地下偶像來說，大部分認為表演比較接近是「興趣」。200人當中，全職擔任地偶的人數10根手指數得出來，其餘都還有另外兼職。

隸屬黑魔法工作室、台灣首個以吼腔和重金屬搖滾為風格的地偶團體姬Revolt表示：「做這件事的前提，確實是你已經有經濟支撐才有辦法做。」她們說自己對未來不強求，只希望可以把興趣做好、有機會去日本表演，但其實內心很清楚，付出跟收入很難成正比。

談起創團經歷，成員Anura（呱呱）說有段時間團裡只剩3個人：

「那時候太糟了。當時我等於是沒有薪水的狀態，但因為不想半途而廢所以繼續下去，畢竟是自己弄出來的團體，沒想到現在已經過這麼久了。」

沒有上台的日子，女孩們還得花時間記歌詞、練舞，也要籌備周邊商品、談演出合作或者經營自己的線上社群。若有外地活動邀約，她們更要排除一切行程「遠征」，常常到了活動現場卻發現人流不高，就安慰自己說沒關係，今天是來打知名度的。

姬Revolt的6名成員目前有的在服務業兼職、有的靠舞蹈專長接案教課，還有不少是在女僕咖啡廳工作。她們表示，地偶和女僕很多都喜歡動漫文化，圈子很重疊，而且在女僕店工作也會吸引到客人，若客人因此去看表演，就達到加乘效果。

羽咲やわら現在還是大學生，不過也同樣在思考進入女僕店，或者走另一條路去媒體實習。她說自己已經成年了，不想再當啃老族，雖然現階段是基於生存考量，但真正的心願還是期待繼續往表演藝術發展。

如今一個月大概可以接4～6場活動，收入約是2萬元上下，對羽咲やわら而言，「理想的收入希望可以月結5、6萬，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買漂亮的衣服，」食衣住先搞定，旅行的話則是有錢再去。

地下偶像對表演的熱愛，還得有欣賞演出的人買單。

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學生謝博鈞，於2022年4月宣布參選該年度研究生協會會長選舉，主要政見是在校內推廣地下偶像文化。當時他發布在Facebook社團「NTU台大學生交流版」的參選貼文，至截稿前共計2,170多個表情互動、520多則留言。

此舉確實讓更多人認識地下偶像，卻也因為在政治面前看來太過天真，引發不少爭端和批評。無法應對的他選擇沉寂，在落選之後，謝博鈞說沒想過自己還會因為地下偶像議題被採訪。

2019年開始入坑地下偶像，他說自己的推還不少，包含「存在証明NO FACE NO REaLiTY」的雪薇、「木苺FRUCTOSE」的甘崎紗音，還有「Primulav」的KANA-KANA⋯⋯受訪期間他腳邊始終放著一個白色袋子，直到訪談結束才緩緩打開，原來裡頭裝的是這3年來收藏的偶像周邊──數本拍立得相簿、衣服、信紙、扇子甚至香水等，有些東西他坦承不太會用到，但因為吃住靠家裡照應，在中研院實驗室還有老師給的獎學金，錢就都花在偶像身上。

評估自己去年整年的花費，他表示大概有10萬元投入給喜歡的偶像，然後用略帶自嘲的口吻說：「反正餓不死，也不用擔心房租繳不出來。」他還透露實驗室的老師也在追偶像，可能追得比他還勤。

談到台灣地偶生存難題，謝博鈞感嘆：

「很多人以為地下偶像是學歷、條件不好才來做這些工作，絕對不是。她們都是喜歡這個工作才來做，因為這比超商、加油站打工還難賺，不要虧錢就不錯了。」

謝博鈞說自己對偶像的支持基本上不求回報，但還是希望偶像對此表達感謝，「我已經花錢看表演，沒有義務要多花一筆錢來跟妳合照。偶像還是要對粉絲的支持有基本感謝跟珍惜，要不然有點心寒，不能讓人感覺在妳眼中（粉絲）只是賺錢的工具。」

對謝博鈞而言，他清楚粉絲和偶像間就是個交易，但如果偶像對他說話太沒界線，還是讓沒談過戀愛的他，擔心自己會「暈船」。對他而言，彼此保有一定距離是重要的：「我一直支持偶像，最主要原因還是喜歡看她們站上舞台，那份熱情跟夢想感染到我，讓我得到滿足。」

但詢問他是否會在跑活動時，特意向偶像展現較好的一面？他直覺回覆：「當然會，去的時候頭髮要抓，衣服也要穿好。」或許心裡還是希望自己被偶像看見。

談到未來另一半，謝博鈞在現階段尚未有戀愛打算，當然也會希望對方如偶像般可愛，很享受這種「想像跟偶像戀愛」的狀態，只是他不確定現實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對象，可以接受他的我行我素。

在三宅響子的紀錄片《東京女子偶像流》（Tokyo Idols）裡，採訪了日本知名女權作家北原みのり，請她評論地偶現象。她在影片中說道：

「他們（男粉絲）認為自己不需要做任何努力，因為女偶像們絕對不會挑戰或者傷害他們。這個社會不惜一切代價，去保護男性的幻想，並給予他們慰藉。」

如何評價地下偶像與粉絲間奠基於物質消費的關係？謝博鈞表示：

「這讓我這種比較害羞不會講話的人，也可以去跟偶像互動，我不像有些人真的很會講，但至少我付了錢，我可以得到這樣的對待。」

而對偶像羽咲やわら來說，憶起高中那段眾人排擠的日子，「當時心裡很無力，主要社交的地方是學校，但學校這樣對我。我很難過，不知道除了家人外，還有誰會對我好？」她接著說：

「冥冥之中，發現了粉絲的存在，只要一發文，他們都會馬上回覆我。那時開始，我把粉絲當朋友，到現在還是覺得跟他們互動比跟同學簡單。」

羽咲やわら說，自己基本上沒遇到太超過的粉絲。唯有一次經驗，是在剛當偶像的時候，一名粉絲主動抓她的手，還不斷把臉靠近，讓她直覺噁心。「後來想想，不知道未來會不會遇到一個，一直很想見我，卻久久才能見一次的粉絲？如果好不容易見到，他當然會很激動。所以我覺得，既然偶像就是要給人溫暖和療癒，那這是我要習慣的。」

對此，王佩迪直指這份工作在密集互動下，伴隨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特徵：

「偶像必須用表情、用情緒來服務對象。此外，他們還得在外表上做出很多努力來吸引人，無論是妝容、服飾，抑或講話方式，都維持一定形象。」

同樣的討論對姬Revolt而言，她們表示：「一般藝人沒有什麼近距離，也不用線上聊天，但地下偶像賣的卻是近距離接觸這點，這還包括要經營自己的每一位粉絲，無論線上或線下。可是儘管如此，粉絲有時還是會跑掉。」

有些地下偶像會說清楚，不回粉絲私訊，但姬Revolt沒有這項規定。偶爾有粉絲傳來不雅照片，怎麼面對？女孩們用輕鬆口吻回應：「找歐美的（照片）回傳，然後跟他說『TOO SMALL』！」其他方法還有封鎖、將訊息設定到「陌生」，不要看到就好。

可是人的情感無法封鎖。羽咲やわら用浪漫來想像：「我喜歡把工作跟私下分開，這讓偶像跟粉絲間有種浪漫，我們的關係只有在特定時候才成立。」但現實一點來談，若真的遇到危險，「公司說會保護我們，但不知道會到什麼程度；可能他們說要來救我們，但我們已經掛了，所以還是得靠自己。」

第一線接觸偶像的謝博鈞則言：

「地下偶像最重要的專業，真的就是情緒處理。她們上台必須帶著正向快樂的心，不能有私人情緒。還有，跟粉絲互動其實壓力很大，因為每個人都是花錢來看妳，就為了跟妳講2分鐘的話，要怎麼讓對方覺得錢沒有白花，真的有感受到妳的感謝，下一次還會繼續支持？這種互動的處理，我想應該是最困難的部分。」

正如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在《液態現代性》一書中指出，當今社會最重要的隱喻就是「液態」。生活形式無論消費、勞動抑或親密關係的建立，皆展現「脆弱、短暫易逝，以及不斷變化的傾向」，個體從過去長期穩固的共同體中解放，階級與地位流動切換，人們在不同形式下共同經驗到不安穩感、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不安全感（insafety），使得採取能在當下「立即滿足」的選擇，成為誘人又合理的生存策略。

地下偶像在台崛起，大抵也是當今社會的一種寫照。

環境流動，偶像與粉絲間，難保能有長久關係。不過，羽咲やわら樂觀表示：

「人際關係的應對進退是一種必須，當然過程也會覺得很辛苦，可是有形形色色的人讓我去練習，我想就算以後不做地下偶像，這也對我很有幫助。」

心態調整無疑重要，姬Revolt不諱言那些必然的離開：「每個人（願意投入）的時間不同，各團有各自的優點，大家也有自己的喜好。」乍似釋懷，又顯得有些無奈。

謝博鈞的父親偶爾調侃他，說等年紀大一點，就不會再看偶像了。沒人知道父親的話會否應驗，但此時此刻，謝博鈞說自己很享受：「進來這空間感官會被放大，開心的話劇烈到想喊；感動的話，雖然我是不哭的人，但也會更有感受。」

拍攝那天，我們和謝博鈞約在杰克音樂。配合整修，當天沒有活動，這讓印象中擠滿人潮的空間，頓時被真空得赤裸而陌生。杰克音樂是台北早期唯二有做地下偶像演出的場地，另一個29歐他窟現已倒閉，被更多更新的舞台取代。

我問謝博鈞是否曾夢過這裡，他說：「隱約有畫面，但醒來後都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