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拍攝這部紀錄片以前，我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知道得很少，如果你自己沒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非常難對人分享這種經驗。可以說直到現在，當全面戰爭開始了以後，我才算百分之百了解什麼是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紀錄片《無跡可尋》導演艾莉娜．戈爾洛娃（Alina Gorlova）在烏克蘭首都基輔接受《報導者》越洋專訪時如此強調。

這部2018年戈爾洛娃的首部作品，於同年的萊比錫紀錄片暨動畫影展（DOK Leipzig）獲選為「優秀東歐電影」，並被烏克蘭國家電影中心（Dovzhenko Centre）列為100部最佳烏克蘭電影，使戈爾洛娃一舉躍升為當代最知名的烏克蘭紀錄片導演之一。日前也於2024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舉行亞洲首映。

然而會選擇這個主題純粹出於偶然，剛開始她只是想尋找關於女性在軍中處境與權益的題材，當與剛從烏東戰場退伍、正在治療心理創傷的歐桑娜相約咖啡館，聽到她的故事後，戈爾洛娃當下馬上決定要以紀錄片的形式，拍下她當時正在接受治療的過程。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就像一種精神疾病，不只會發生在參與戰爭之後，這可源自於日常生活中任何形式的暴力，比如時常出現在性暴力後，症狀看起來很類似，在經歷過類似的經驗之後，你再也無法回到像之前同樣的人。治療的目的之一，是要接受新的自我，日常生活再也不會一樣，」戈爾洛娃表示。

這個首次出現在20世紀人類第一場世界大戰，用來形容士兵在戰場槍林彈雨與砲擊震撼下造成身體與情緒的麻木狀態，最初被命名為「砲彈休克症」（Shell Shock）──1915年由英國心理學家查爾斯・邁爾斯（Charles Samuel Myers）首度在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使用的名詞，預示著接下來100多年一整個世代的人類世界，被猛烈拉入戰爭的恐怖與瘋狂中。

「數千名原本健康的年輕男性出現了過去只在急性神經疾病患者身上才有的症狀：幻覺、癱瘓、無法控制的顫抖，以及因為歇斯底里引發的視盲⋯⋯剛開始，它被視為懦弱與佯病逃離戰場的藉口：數百名士兵因此遭到處決，人們後來才明白，即使是最終極的威嚇也毫無效果⋯⋯全歐洲的私人和公立收容所的被徵用於接納因戰爭而產生精神傷害的病患，這類患者人數往往與受到身體傷害的患者不相上下。」 ──英國精神醫療研究者、倫敦大學學院健康人文中心的研究合作夥伴麥可・傑伊（Mike Jay），《瘋狂之所在：瘋人院、精神病院到治療型社區，一段顛覆想像的300年精神醫學史及未來》

1970年代越戰結束後，返回故鄉的美國大兵，仍深陷在越南叢林裡的夢靨，難以掙脫戰場慘狀與死亡陰影而出現的種種脫序行為與近似精神症狀，「砲彈休克症」又在相隔半個世紀後，被賦予正式的精神醫學診斷名稱「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為的是以病理化的醫學理論建構，使越戰結束後龐大的復員退伍軍人，能以國家的醫療資源介入，協助他們盡量回歸正常的生活。

在美國精神醫學會將PTSD納入診斷背後，是一群退伍軍人拒絕被遺忘、更拒絕被汙名化，「他們強烈要求大眾公正且有尊嚴地看待軍人的苦難」，因此這些參與過越戰殺戮戰場的人們，進行了一場幾乎史無前例的「反英雄」式行動，自發組織許多「交談團體」，在這些與同袍的私密聚會中，越戰退伍軍人重述和再現戰爭的創傷經驗。這近乎治療的「談話過程」，在越戰過去40年後，重現在戈爾洛娃記錄歐桑娜的攝影鏡頭裡。

「整個（紀錄片製作）過程中，最神奇的時刻是：拍攝成了她（歐桑娜）的治療的一部分。不只對著治療師說話，她也對著攝影機說話，對她而言這非常重要，因為她同時可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在2018年俄烏戰爭第一個階段，沒有人談太多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時，我們即有意識地向觀眾倡議這個議題。首映時，我們的主角說，她很感激影片拍攝小組，她感覺拍攝小組救了她的命。」

戈爾洛娃表示，這部作品猶如藝術治療，完整記錄一個親身經歷戰場的女性，如何從創傷，到治療與復原的過程。

在世界電影或文學創作的經典中，不乏戰爭創傷的主題，前者如美國經歷越戰打擊後成為好萊塢熱門題材的《越戰獵鹿人》、《現代啟示錄》等；後者則有德國作家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出版於1929年的反戰經典《西線無戰事》──2022年改編為同名電影又被新一代觀眾所熟知。當代英國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派特・巴克（Pat Barker）1991年出版的《重生》則將場景拉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年代，藉由最早觀察到「砲彈休克症」的醫師李佛斯（W. H. R. Rivers）與同時兼具詩人與病患身分的年輕軍官薩松（Siegfried Sassoon）之間的互動與對話，重返世界大戰的永劫輪迴。

在2018年的《無跡可尋》中，歐桑娜敘述著另一個倒在狙擊手槍管下、代號「貨物200」的同袍，回到現實生活的解離與倖存者的罪疚感，1917年從戰爭中存活下來的薩松的幽靈仍持續徘徊：

「砲彈震撼著。數不清的砲擊，雖然短暫，卻留給倖存者心中永難磨滅的餘震；有那麼多弟兄，眼睜睜地看著尚在言笑中的同伴瞬間被死神帶走。最可怕的時刻並不是發生的當時，而是現在。現在，在惡夢狂亂窒息時、在四肢麻痺癱瘓時、在結結巴巴、語無倫次時。而最糟的是，他們原本擁有的雄偉英勇、無私無我、無怨無悔的高貴特質也全都瓦解了。對那些高尚傑出的人而言，這就是砲彈震盪出的難以啟齒的悲愴⋯⋯在捍衛文明的大旗下，這些士兵成了殉道者，但到底是不是一場醜陋的騙局，還有待文明的世人去證明。」

在這些仍然是「男人的戰爭」創傷敘事中，《無跡可尋》最特出且無可取代的一點，戈爾洛娃在俄烏戰爭即將全面蔓延前夕，完整記錄下戰爭之於女性的意義──她們不再僅是退居大後方或照顧傷患的輔助角色，而是投身前線砲火、親手挖掘同袍屍體的戰爭主體。

在此之前，幾乎只有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新聞記者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出生白俄羅斯的她同樣來自廣義的前蘇聯文化語境，處理過類似的題材，其出版於1985年的《戰爭沒有女人的臉：169個被掩蓋的女性聲音》，以紀實的體裁，第一人稱敘事的形式寫下俄羅斯這片廣大土地上參與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女性們的故事，在傾聽過形形色色戰場中女性的聲音中，亞歷塞維奇在作者後記中，解釋她為何要寫「女人走向戰場的故事」，這也是戈爾洛娃的攝影機鏡頭中凝視的目光：

「在這些女人的敘述中，沒有或者說幾乎沒有我們過去習慣於讀到和聽到的那些事，比如一些人如何英勇地打擊對手，取得了勝利，或者另一些人又是如何失敗的；她們也沒有描述軍事技術的落差或將軍的指揮若定。女人的故事，是另一類人講另一類的事。女人的戰爭有自己的色彩、自己的氣息，以及自己的解讀，還有自己的感情空間。她們都是在用自己的語言說話，沒有英雄豪傑和令人稱奇的壯舉，只有普普通通的人，被迫幹著非人力所能及的事業。當時，不僅僅是人在受苦受難，就連土地、鳥兒、樹木也在受苦受難。它們無聲無息地承受著苦難，而這讓回憶顯得更加可怕。

「為什麼？我不住地問自己？在曾經是男人獨霸的世界裡，女性站穩並捍衛了自己的地位後，為什麼不能捍衛自己的歷史，不能捍衛自己的話語和情感？而答案就是：她們不相信自己。整個世界對於女人還是有所隱諱的，女人的戰爭仍舊不為人知。」

在世界又陷入新一輪的軍事對峙與戰爭陰影下，從俄烏前線毫髮無傷返家的歐桑娜，令我們得以在官方的保家衛國敘事中，窺見真實且持續存在日常之中的心靈苦難，無法輕易遺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