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做我們這行的，有很多人只是在青中壯年時「吃老本」地打拚。到了大概50歲以後，每個師傅身上都會開始留下一個一個不同的傷痕或是病痛纏身。工地現場的醫藥箱，優碘、紗布、棉花、繃帶可以放到過期，最常被使用的，就是止痛藥。

當然我必須承認，自己也是其一。我也有和他人不盡相同的常備藥品，即使現在的工作已經沒有了工務所，但我的隨身包包以及公司車上，仍放有止痛藥。並且在淋雨工作後那頭顱發脹的狀況下，我就會吞下一顆。另一個則是支氣管擴張劑，隨著自己逐漸有了運動習慣，倒是比較少用到。

說真話，我到現在還是搞不大懂那些止痛藥的差異。師傅們也搞不懂。我們對這些藥品的最大理解程度就是口耳相傳。有些師傅非普拿疼加強錠不吃；有些人，例如粉塵甚大的木工、泥作，則是一定要吃專門的鼻塞喉痛膠囊。久而久之，每個人都有一些私傳的口袋藥品。

男工們普遍相信，這些藥品配上高粱酒後藥力更強，因此，真的有師傅將高粱酒裝入水壺中，和止痛藥物一併服下。女工們則比較流行服用感冒糖漿，有一種甘草止咳水，據說可醫治百病，從手痛腳麻，到任何呼吸道疾病，一飲見效，沒有什麼是「喝一罐」不能解決的。

另一些女工則是長期地負重，一旦天冷氣寒，便立即喘不過氣。我因為有這經驗，備有支氣管擴張劑，這也幫過不少工地女工。往往在地下室暈眩，呼吸困難時，帶到工地外吸入「備勞喘」，便會慢慢恢復。

其實，這是老工人或年紀比我長上許多的工人，那一輩分的人才會有的習慣。年輕的工人不需負起管理、指揮及調度責任，這時候就可以離開工地，請假蹺頭去就醫。看醫生也是在工地過勞時，蹺班離開的一個好藉口。但年長的師傅們受到養家的壓力，以及其他師傅的期待，不能隨便請假就醫。每個人都想要健康。身為領取日薪的人，每一天前往就醫的時間就代表失去一天的薪水。更擔心的，是一去之後所得到的醫生警語。

工地的現場工作量繁重勞累，所以食物的分量往往極多，味道也極重。工地便當不算好吃，很多準時送到的便當常是2小時前做好的，只是加了辣醬油和菜脯而勉強下肚。這些都讓每個師傅有得高血壓和心臟病的可能。酒精以及大量的飲用飲料，也都傷肝、傷腎，但天熱時，不靠飲料無法舒緩一身燥熱；天冷時，不靠酒精又無法升高體溫。5年、10年下來，原先一身精瘦的鮮肉都會成為和我一樣，兩臂結實壯碩，但肚腹凸出的大叔。

身為工人，要保持健康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任何人都會有身體上的毛病，但有錢人可以在病情惡化前得到良好的醫治，中產階級們往往有時間，給薪的休假和特休假是坐辦公室的人可以運用的，下班後的診所大門也隨時敞開。

但真正的工人階級則是不願前往。老師傅們不習慣於說明自己的身體狀況，且擔憂慢性病的醫治將要花上大筆開銷。加上這些過勞的師傅們所得到的醫生建議，千篇一律地難以和現在的工作互相配合。孩子上大學的生活費和膝關節開刀手術的一個月修復期，勢必不可兼得，該犧牲哪一方面，不言而喻。做不到的醫囑轉換為對醫生的虧欠，從此不敢再面對醫生。繼續使用麻痺的藥物配合高粱飲下，只能在廟宇前求告，期待兒女長成後自己還能支撐。

有些則是轉往偏方，迷信吃了某些來路不明的藥物可以解決這些困境，然後陷入更嚴重的病痛和依賴。花費了大量金錢後，換來回到醫院內被醫生斥責的慚愧。

於是，從牙醫到骨科，慢慢地，每一個醫生的診間大門都再也不敢跨入，無臉面對醫生的內疚轉為自我欺騙：看了沒用。還是回到一些診所中，自費注射一針止痛，再拖著身體前往工地現場施工，灌下甘草糖漿和高粱普拿疼。

有些運氣好的，等兒女漸長時，通常是孩子死拖活拉地帶到醫生面前，像個小孩一樣招供生活作息。差一點的，就等到再也不能支撐的時候，一次倒下。一人倒全家哭。還能見得到面的，大概也無法再回到當時正常的身體狀況。

有些人回到家裡，成為一生中在最後幾年拖累家庭的重擔，然後痛恨自己失能的無能，變本加厲地飲酒，止痛解憂。有些人則終年閒晃，離開了家，毫無未來可言。

有的人甚至放棄一切，在戒治所旁尋找更強的，稱之為「毒品」的藥物。過去在西部沿岸，師傅都知道：某些稱為毒品的藥物注射後再飲下烈酒，即可結束一切痛苦。醫生也會體面地開設死亡證明以讓家屬支領保險。這傳言已久，我卻不敢前往細問。

現在的健保已經不會鎖卡了，我都告訴這些師傅，前往診所好好看病，注射疫苗。但多數師傅一笑置之。他們能不看醫生就不看醫生。他們的車上以及包包內，依然放著他們私傳的藥品組合。這些藥方依然存在，完全沒有比正規醫療便宜。只是捨不得見到身邊的人，聽到自己身體的真實狀況時，那無比擔心卻又無能為力的面容。

※本系列文章出自林立青新書《做工的人》（寶瓶文化出版），由林立青及寶瓶文化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