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鐘響了，時間下午4點鐘。育宸（化名）中斷採訪，低頭用手機傳訊息，「要接小孩了，我叫我妹妹去幫我接小孩。」

育宸一回到家，即將滿3歲的軒軒馬上衝進她的懷裡。「今天在學校發生什麼事？」面對媽媽的提問，調皮的軒軒開始裝睡，但沒多久後又逃離媽媽的懷抱，在客廳裡跑來跑去、大吼大叫。育宸在一旁打開軒軒的書包，拿出聯絡簿，在家長簽名欄蓋上自己的印章。

自從軒軒開始上幼兒園後，這是20歲的育宸每天的例行公事。

若將時光往前倒轉一些， 2018年1月，育宸當時18歲，還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與全台灣其他13萬名高三生一樣正在考學測；唯一的差異是她挺著9個月大的肚子，為了移動、作答方便，她在一樓的特殊考場裡，使用較寬敞的空間、桌椅作答。

幾天後，她生了軒軒，成為一名母親。

根據內政部統計，像育宸這樣未滿20歲生子的小媽媽，全台灣每年約有3,000名。當這些懷孕少女決定將孩子生下後，會有三種選擇：第一種為「出養」，將親權移轉給他人，孩子由其他家庭養育長大；第二種為「寄養」，暫時將孩子交由其他家庭養育，待原生家庭生活狀況好轉後再接回來；最後一種為「留養」，也就是由小媽媽親自扶養。

自2000年開始進行「青少女懷孕暨青少年父母支持服務」的勵馨基金會，近年服務個案統計指出，小媽媽留養比例穩定升高，2019年勵馨服務的小媽媽個案中更有9成5選擇留養。專職未成年懷孕服務長達8年的勵馨基金會台中分事務所社工督導高藝洳表示，這個世代的青少年較有自己的想法，「她們會覺得，這我的孩子，我為什麼不能自己養？」

然而，留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對仍在就學的「中學生小媽媽」而言。教育部統計指出，103到107學年度高中職以下知悉的懷孕通報案件每年約300到400件，且平均每5個就有1個休學。

在大眾的刻板印象中，中學生小媽媽可能因為學習動機不強、學業成績不理想，在學期間懷孕、生產、選擇休學照顧孩子也不令人意外。但其實有一群想好好讀書的中學生小媽媽，正在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徘徊，卻不被人們看見。

如果不中止懷孕，又選擇留養小孩，她們在目前的環境與體制下，有可能兼顧好「媽媽」與「學生」的角色嗎？

面對進退兩難的處境，中學生小媽媽們會如何抉擇？

潔昕（化名）16歲懷孕時就讀五專一年級，她在體態開始有外顯變化時，便以家庭經濟問題作為理由休學。從懷孕到孩子出生，整個過程裡，潔昕的同學和老師完全不知情。

「我不相信學校能給我什麼幫助，如果老師知道只會叫我休學而已，而且會有懲戒問題，再加上這一定會搞到全校都知道，所以我並不想讓他們知道我懷孕。」潔昕的家人也不贊成她挺著肚子去上課，他們認為如果讓學校知道，會有社會局跟警察介入，造成後續麻煩。不告知老師自己懷孕，其實是潔昕仔細思索後下的決定。

在各縣市政府辦理「未成年懷孕處遇服務」的流程圖中，教育單位是重要通報的單位之一，這個處遇服務的第一步是期待學校能即時掌握與通報懷孕學生，若學生選擇留養，學校要再進一步接住她們初為人母的慌亂與不安。

然而，實際上承報到地方或中央的個案數量很少，原因是懷孕學生經常不敢向老師坦承自己懷孕，又或在學校那一關卡，也會有學校建議學生以休學等其他理由先離開校園。

此外，高藝洳觀察到個案除了因為擔心懲戒或觸法而不敢跟學校坦承懷孕事實，也經常有家長或監護人覺得子女年輕懷孕不光彩，要求個案隱瞞的狀況。衛福部社家署家庭支持組組長簡杏蓉也表示，公家單位介入需要法定代理人同意，但許多家長會拒絕幫助，就算政府想協助也難以掌握個案。

因此，學校在實務上沒辦法在學生懷孕期間掌握情形，造成政府統計上的缺漏。監察委員尹祚芊和王美玉於2017年指出，衛福部及教育部均未能確實掌握未成年少女懷孕人數情形，跨部會間的服務資源缺乏整合平台，造成政府對未成年少女懷孕問題的了解與現實嚴重脫節。「內政部、衛福部、教育部掌握的數字都不一樣，」王美玉表示。

「我們透過小孩報戶籍，去比對她（媽媽）有沒有學籍，就可以反映給學校，讓他們去關心、注意就學權益有沒有被保障，就是從另外一端來補強這個有可能漏接的狀況，」新北市社會局兒童少年福利科科長劉倩如坦言，在個案服務的經驗中發現，轉介到社政單位的個案，往往都已經生下孩子。

而在孩子出生後才回頭追蹤教育單位，發現許多中學生小媽媽早已選擇休學。

按下休學這個暫停鍵，切斷的是學習的權益與懷孕期間可能獲得的支持性資源，例如：心理輔導、孕產知識的補給，以及生涯規劃的諮商。

教育部2005年訂定「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並於2015年將名稱修正為「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以下簡稱「輔導協助要點」），強調《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4-1條「學校應積極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並提供必要之協助」的精神，要求各級學校在知悉學生懷孕後，應提供包含諮商輔導、彈性成績考核、適性教學等面向的協助。修法目的也是希望教育單位除了輔導，能更積極提供協助讓懷孕學生完成學業。

然而，高藝洳指出「輔導協助要點」只是一個指導的守則，「學校能不能依要點配合懷孕學生做適切的調整，或給予課業上的幫助，其實並不盡然。」教育部國教署學務校安組商借教師胡薇倫亦表示，因為各校情形不同，中央法規難以詳細規範細部措施。目前「輔導協助要點」規定學校應於每學年末將學生懷孕事件的處理狀況回報各縣市教育局處，教育部並不會主動追蹤校方是否如實通報。

對希望持續升學又同時要留養小孩的「中學生媽媽」來說，留校並不是容易的抉擇。

「愛玩才會出事」、「潛在兒虐加害者」都是中學生小媽媽如影隨形的標籤。為了閃避社會的偏見與歧視，小媽媽的父母經常落入「家醜不外揚」的想法，學校對外也盡可能低調。「學校也會擔心回報懷孕人數，教育部會不會覺得他們性平教育沒做好，」胡薇倫提及學校端顧慮。

我們在採訪過程試圖聯繫了幾間高中，面對學生懷孕的問題，校方都表示不方便回應。比較坦然願意受訪的，是育宸之前就讀的高中。

育宸就讀南部一所普通高中，她在升高三的暑假發現懷孕，但因想繼續讀書，決定坦白告知班級導師，該校便依循「輔導協助要點」，在開學第一週召開會議、成立工作小組，動員各個處室：由輔導老師負責個人及班級輔導；教務處負責調整成績計算標準；學務處負責請假標準上的放寬；總務處負責協助申請補助。兩週內，就按照「輔導協助要點」完成作業流程。

「在學校的感覺是很好的，我想說我怎麼那麼幸運！」孩子即將滿3歲，育宸回憶當年在懷孕期間繼續就學，從來沒有感受到來自同學的歧視或異樣眼光。「後來聽說班導跟同學們說，我會決定去學校，也是相信大家會對我很友善。」

高中輔導老師當時到育宸的班級進行輔導，主要向同學說明育宸懷孕的狀況，透過這次機會，解釋「性自主」的法律概念，讓同學了解未滿16歲欠缺性自主同意能力，但年滿16歲的育宸可以自主決定要不要發生性行為，以及懷孕後要不要生下小孩、自己撫養。

老師也提醒同學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多多幫忙育宸，「18歲的女生有時候是很粗魯的，她們講話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優雅、可愛，也會講一些不雅的字。」同學們靠近育宸時會小聲說話、注意用詞，「全班都要一起幫她做胎教，因為小孩在肚子裡會聽到。」

育宸是這位輔導老師在學校任職13年以來，第一個懷孕後選擇將孩子生下來的學生。她認為學校可以針對育宸的狀況立即有所反應，主要是因為時任校長看重這個事件，「我們校長強調應該要給這個小孩、這對新人祝福，」在處理的過程，校長也要求資訊透明公開，「大家都可以討論這件事，而且老師也公開提，就不會有同學竊竊私語。」

即便學校老師遵循「輔導協助要點」運作，但校方在我們多次徵詢後，仍不願意在報導中曝光校名。由此可知，老師們再努力營建校園對小媽媽的友善氛圍，也敵不過圍牆外的社會眼光。

育宸順利完成高中學業，畢業典禮當天育宸帶著孩子參加，那一天，她是被祝福鵬程萬里的畢業生，也是還有些慌亂的新手媽媽。

和同學們一樣，育宸的人生在離開高中之後，確實翻到新的篇章，只是故事的走向跟原本預期的不同。

「我之前還參加了成大財會營，準備很多資料讓備審看起來很豐富。」孩子出生以後，育宸從女孩變成母親，當時大學的推甄資料都放在抽屜裡，再也沒有拿出來過。

中學生小媽媽們生產完回到校園的比例相當低，以新北市社會局為例，2020年3到5月服務的82名個案中，17人在懷孕時仍有學籍，但最後只有2人繼續就學。

3年前，育宸選擇留養，其實心裡也掙扎過。曾因跟不上課業而休學過一次的她，在復學後下定決心為學測衝刺，卻在此時發現自己懷孕了。懷孕的頭3個月她在「生下孩子」與「流產後繼續升學完成人生規畫」之間猶豫。最後她還是選擇留下寶寶，未繼續升學，照顧的重擔也落到育宸身上。

中學生小媽媽獨自帶小孩，身邊同儕育兒經驗有限，無人可求助之下心理壓力大，「寶寶哭我只能跟著一起哭，眼淚擦一擦還是要照顧。」

怕辜負了老師們對她繼續讀書的期待，育宸生完第一胎後心裡一直過意不去，即便朋友相約回母校，她也不敢回去找老師敘舊。跟著從前的同學溜進她們的大學校園、過過乾癮，是育宸離大學最近的時刻。

高中的朋友們紛紛到外地念大學，育宸心裡也有過不平衡，但她先生擔心育宸念大學，有了新的生活會忘卻家庭，「我漸漸就不說了，因為沒有人會回應我。」只能安慰自己等孩子長大，未來還有機會繼續升學。

中學生小媽媽懷孕後，若希望將孩子留在身邊，同時繼續讀書，原生家庭的支持相當重要，若原生家庭可以提供協助，這些青少女將擁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目前就讀科技大學的亞璇（化名）在高二暑假懷孕生子，因為有原生家庭與男友家庭全力協助照顧小孩，男友也選擇工作分擔家中經濟，亞璇有機會重回學校考統測、繼續升學，而孩子則暫時託給父母養育，自己假日回家照顧，「我認為我可以學業、事業、家庭兼顧，目前也確實是這樣。」

然而，亞璇有個健全的原生家庭，但多數中學生小媽媽來自脆弱的家庭，能給的支持有限。

高藝洳指出，2019年勵馨輔導的個案中，有33%小媽媽來自單親家庭，若加上繼親或隔代教養，則將近5成。許多小媽媽的原生家庭經濟狀況不佳，通常為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或是家族成員有身心障礙者。

2019年衛福部委外執行「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分析」，研究2011年到2016年間104件重大兒虐案，結果顯示，施虐者中有43%的父或母在生育第一胎時，年齡在20歲以下。

對未成年父母而言，孩子哭鬧、不知如何處理會造成相當大的壓力，中學生小媽媽們選擇留養孩子，但若本身對孩子的照顧能力不足、原生家庭的支持功能又不完整，而學校也無法確切掌握學生情形以提供協助，等到社會事件如虐嬰、照顧疏失等問題出現時政府與社會資源才介入，恐為時已晚。

因此， 教育資源和社會的協助，如津貼、職涯輔導等，對這群在學的小媽媽們來說更為重要。教育部在2015年將「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修正為「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原本旨在強調「維護懷孕學生受教權」的重要性，在學生懷孕事件發生時，即時提供協助，保有受教權，且能夠同時讓不同部會的資源進場協助，但現實情況卻跟不上學生小媽媽們輟學的速度。

她們匆匆離開校園，學著長大。極少部分的小媽媽有強大的家庭後援，還能追夢，但更多數的年輕媽媽在照顧孩子之餘，空不出多的心來做生涯與職涯的探索和規劃。

曾接觸未成年懷孕個案的力人心理治療所諮商師白家瑞表示，中學生小媽媽不像一般成年女性已經過了迷惘的青少年時期，小孩與家庭限縮許多自我追尋的可能性，「很難當很穩定的媽媽，因為自己還處於需要別人關注或注意的階段，而作為母親，有時候卻是一種需要拋棄自我的狀態。」

「比起成年女性，小媽媽畢竟還在青少年發展階段，有自我認識與自我滿足的需求，與成年媽媽的心智成熟情況差別大。」劉倩如指出，小媽媽常常因為自身還在追尋身心發展，也身兼照顧下一代的重責大任，而對生活感到迷惘且摸不著頭緒。

欠缺空間和視野思考自己的興趣、職涯，就算投入職場，主要為了家庭溫飽，沒有餘裕思考「什麼是自己最喜歡的」。

「其實未成年懷孕在各方面都比成年人需要幫助，因為她們還沒完成學業，應該是在就學的年紀，但卻在此階段懷孕，就會阻斷學習，能不能回到學校確實有很多的困境跟考量，」高藝洳說。

「當社會為她們冠上小媽媽的標籤時，我們常常會忘記，其實她們也不過是青少女而已，」侯雯琪表示，中學生小媽媽面臨到的是社會觀感與自我定位上的拉扯與轉變，「很多青少女懷孕都是在找愛的過程，所以對自己小孩充滿期待，腦中就會有很多美好的藍圖在跑，而忘了自己也是個學生。」

天平兩端，留養和學業之間，她們需要學校和社會給予更多的協助。

在育宸現在的人生裡，孩子是第一順位。從懷孕到養育孩子，她不斷上網爬資料，到書店買了一堆書籍，希望可以給軒軒最好的照顧，「我現在開始在幫他鋪路。因為他有點靜不下來，但要讀書至少要能坐得住吧！所以打算送他去學書法。之後會不會讀書再說，至少我有為他努力過。」

「我希望之後讀大學對我是有用的，不只是單純想要完成一件事情。所以我目前想要讀護理系，之後去考個護理師，有個專長，而不會像我現在這樣。」有了孩子後，育宸放棄原先讀商的想法，認為念護理似乎可以更快為家裡經濟提供實質幫助。

如同大部分的母親，育宸將自己的願望排序在孩子的人生之後，「等他大概國小吧，等到我去上課時，完全不用擔心他在幹嘛的那天。」

看著仍舊年幼的軒軒，育宸只能繼續將這個願望埋在心底。她將簽好名的聯絡簿放進書包裡，但軒軒在一旁大喊「這是我的」，拉扯著不給她放進去。

這樣的拉扯，是育宸日復一日與軒軒上演的劇情。她內心也糾結、等待著，重回校園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