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晚上，花蓮縣卓溪鄉中興部落（Valau）洋溢著和樂的氣氛，教會傳來優美的詩歌和音，許多族人聚在院落慶祝部落今天贏得運動比賽季軍，歡笑與歌聲不斷。Qubiaz Tamapima（漢名田照軒）安靜地獨自在家整理裝備，準備上山。

他從工具箱裡取出一顆顆「喜德釘」，沿著外緣貼上膠布，使它更密合槍管口徑。這種原本放在釘槍裡，以其強大的推進力將鋼釘打入堅硬鋼材的火藥，通常使用在建築工地，現在變成原住民獵槍使用的主流材料，從槍膛側面的開口放入，再從槍管前方塞入鋼珠，上膛後就可擊發，較老一輩使用的土製獵槍穩定性高上許多。

以前的族人必須自製火藥，將羅氏鹽膚木燒成木炭，再混合硫磺與亞硝熬煮，點燃火藥的底火，則用發令槍的紙雷管或鞭炮來替代。

瞄準開槍前，要先將底火從槍管前方塞入，接著倒入自製火藥，最後才塞入鉛丸，因為火藥品質不一、底火燃點低，以及最關鍵的，直到現在自製獵槍仍做不出保險裝置，數十年間原住民因為獵槍走火、膛炸而傷殘或身亡的案例不計其數，Qubiaz記得，部落裡總會有瞎了一眼的老人。

1980年代首次在台灣訂立的《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像是緊箍咒，不只（名義上）禁絕了所有民間持有的槍枝，更一舉將持續百年的獵槍使用打回19世紀初期以前，只允許原住民狩獵採用前方逐次塞入底火、火藥、與彈丸的「自製」前膛槍，這三者在19世紀下半葉就發展成結合在同一個殼體裡面的現代子彈，此後進入後膛槍紀元。

活過日治時代的長輩都津津樂道著，日本人雖然強行收繳早年透過貿易與交換取得的各式火力強大槍枝，但換給他們一次可發射單發子彈的改良式村田槍，作為打獵使用，只有中華民國政府，逼得每個獵人家裡都要是兵工廠，用各種亂七八糟的方法「自製」，做出品質堪慮、比祖先還要落伍的槍。

雖然如此，土製獵槍對Qubiaz來說，有一種特殊的情懷。他到現在還保存著阿公自製的火藥以及沉甸甸的鉛彈。

「以前還在用土製獵槍的時候，三不五時就聽到深沉、巨大的槍聲在山間迴響，『登』⋯⋯，當初是阿公帶我上山，一開始接觸的就是土製獵槍，到現在有時候還會懷念那種聲音。阿公的槍傳到我這邊，像是一種使命性的存在，現在部落有些活動比如結婚，還是會拿出來鳴槍，喜德釘的聲音就很不一樣，比較脆。」

雲在玉里西側的山頂積聚，雨絲緩緩飄下，Qubiaz臨時決定改變路線，不去來回需3小時的傳統獵徑，改到鋪上水泥、較平穩好走的產業道路。即使是喜德釘獵槍，天雨路滑仍存在許多風險，去年卓溪鄉就發生一位布農青年因獵槍走火身亡的意外，長期協助科學團隊研究穿山甲的延平鄉布農族人余滿榮（阿勇），也在2016年狩獵返家時因獵槍意外走火身亡⋯⋯。

綁上頭巾、戴上頭燈、背起竹簍，Qubiaz低頭禱告完，提槍在膝蓋的位置，穩步前進，7歲的台灣土狗小胖搖著尾巴興奮地跟在後方。這是阿公的地，他年老後無人耕作，草木蔓生後，許多動物便出現了。

雨滴持續灑落，對面的山腰能看見其他在山間的獵人移動的光點。20分鐘後，他停下腳步，視線順著頭燈朝上45度角，一雙眼睛在頭燈照射下發出反光，是上次驚鴻一瞥的那隻山羌，雨剛降下的時刻，牠們的反應會變得遲鈍。

Qubiaz舉槍抵住右肩，頸脖被汗水浸透，凝神專注瞄準，沉住氣，一分鐘的時間過去，啪一聲，喜得釘火藥推進的爆破聲響起，黑暗中一絲白色煙硝自槍口散開，用通槍條插進槍口退殼後，他嘴裡發出嘶嘶的口號，要小胖先不要衝上前，以免嚇跑萬一未中彈的山羌。

「ia! malahi dang、ia! malahi dang⋯⋯」不出兩三分鐘，Qubiaz從山坡的樹叢中把獵物帶下來，平放在腳邊，用手來回輕撫仍溫熱的身體，嘴裡喃喃念著的布農語，意為「希望好運一直來」。

往昔的布農族過著大家族共居的生活，狩獵是一場集體合作的行動，一次出去以7到8個人為一組，在山豬出沒的路線埋伏，下方的人放狗追趕，其他人分別從其他方向「圍獵」，其中一人守在牠被逼到的角落，拿獵槍射擊。在交通不便的時代，狩獵往往要持續數天，在山上就要先把肉處理並平分，快接近部落時向天空鳴槍，部落婦女們就會準備上前迎接這群Mamangan（厲害的勇士）歸來。

曾幾何時的Mamangan，成了中華民國法律的罪人。狩獵行為與國家制度的衝撞，王光祿案並非個案，且遍及各族：

2008年，屏東縣牡丹鄉排灣族人蔡忠誠，被查獲使用自製獵槍，一二審被認定不涉刑責，卻在高等法院更審改判有罪，最後於2013年底才由最高法院自為判決宣告無罪定讞，此案就是後來逐漸開放自製獵槍可使用喜德釘的開端。

2014年12月30日，台東市寶桑里卑南族巴布麓部落（Papulu）舉行大獵祭，5名族人因自製獵槍未登記遭移送法辦，後獲不起訴處分，後來法務部還派多位檢察官赴部落了解原民文化。

2015年10月，花蓮縣銅門太魯閣族舉辦感恩祭，上山打獵，因未及時向政府報備，返程途中族人遭警方攔檢，並被上銬送辦。

這三起分別發生在排灣、卑南、太魯閣族中的狩獵觸法事件，只是在其他更不為人所知案例中，幾個激起強烈反抗的例子。

除了槍枝使用的問題，1980年代後期在全世界逐步抬頭的生態環境與動物權趨勢下，訂立《野生動物保育法》，適逢當時的台灣正經歷「大山產時代」，加上野生動物的國際走私頻繁，使得原住民長久以來的狩獵行為，處在被高度檢視的核心，被認為是消滅野生動物的幫兇，背負了殘忍與不文明的道德評價。雖然後經修法，在「傳統文化、祭儀」的需要下可獵捕野生動物，但直到2018年，原住民慣常捕獲的山羌、台灣獼猴、白鼻心，才由保育類調整為一般類，此前包括王光祿，即常因獵捕保育類動物而觸法。

「我之前打獵回來，在屋旁處理肉時，阿公還常擔心地說，進來一點，怕被看到會有麻煩，」Qubiaz說，每次回來他最先想到的，仍是把獵物帶到教他狩獵的阿公跟前，進行布農語喚作Mapatvis的儀式，表達對動物的敬意以及感謝祖靈的賞賜。

被部落族人稱為Uang（飛鼠）Haval的阿公，以擅長捕飛鼠聞名，是中興部落現在最年長的耆老。今晚，87歲的他用一生累積的經驗，用手指沾米酒，點在剛帶回來的山羌身上。

在國家法律與道德貶抑的縫隙中，當代的原住民獵人發展出一種低調、隱密、不張揚的傳統，包括獵槍的來源、使用與改造，都愈發進入「地下化」。

「根據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學學系教授孟憲輝推估，登記在案的原住民自製獵槍僅佔總數約11%，依照警政署統計全國登記在案的自製獵槍約5,000把，若只是全部獵槍的11%，那就代表有45,000把沒登記的私造獵槍在民間流傳，」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王光祿案顧問、長年關注原住民狩獵議題的空氣槍零件製造商郭厚志表示。

「王光祿案發生的時候，剛好是我大學剛畢業，一開始沒有很關注，因為之前已經太多類似的情況，只感覺怎麼又被抓，但相較以往，他被判前所未有的重刑，這個議題才逐漸發酵，使原住民更加意識到，在獵槍使用以及自然資源取得上，為什麼沒有更高的主體性？這個事情到現在7年了，所激發的漣漪一直還沒有停，」Qubiaz說道。他剛接下台東縣布農青年永續發展協會（東布青）理事長一職，東布青聚集了一群回鄉青年，致力傳承與推廣布農文化。

王光祿案掀開的，是主流漢人社會長期不願正視的原住民族狩獵文化，被恐懼槍枝的社會以及高道德標準下的保育觀念長久壓抑，逼近臨界點的沸騰狀態。

「母語沒有『獵人』這個字，這就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翻成『獵人』，是因平地人不曉得。打獵不是買賣，家裡人想吃就去打，多的分享鄰居、獨居老人、沒男丁的族人，不是為了自己，」在即將到台北準備出席憲法法庭辯論前夕，Talum來到東布青在海端鄉的據點，與熟稔的部落友人以及關心他的晚輩閒話家常。

這些日子以來接連不斷的媒體訪問以及與法扶律師開會，Talum的臉上難掩疲態，仍不厭其煩地強調著，「以前打獵對我們是一種光榮，會打獵的布農族男人，族人會很崇拜，現在就不是，看到不敢講。應該請那些教授和法官，和我們上山一趟，才會真正了解打獵的意義。」

「我自己也在狩獵，覺得這個案子是一個開始，比較辛苦的還是Talum，在第一線身為打開壓力鍋蓋子的人。若釋憲案真的能還給我們原住民遲來的正義，之前被判刑的那些人，是不是也能回復名譽，證明他們的清白？」Qubiaz問道。在無給職的東布青理事長之外，他現在的正職是承接林務局的計畫，協助台東縣海端鄉崁頂部落進行「狩獵自主管理」。

為了解決國家與原住民之間在狩獵議題上的矛盾，近年來許多原住民部落在生態專家與法律學者的協助下，逐步成立獵人協會，在法制與族人需求的折衷下，訂立狩獵公約、頒發獵人證等，並以協會的名義，向政府呈報每年預估的狩獵量，相較現在需事先申請要打幾隻特定物種的不切實際，讓獵人獲得更大的彈性。

能較以部落主體的角度進行狩獵的同時，還要擔負起義務，協助林務局在山上架設攝影機，監測物種波動狀況，以提出科學數據證明狩獵與生態平衡可並行不悖，就像原住民百年來在山林裡，不依賴文字與理論所累積下來的經驗與智慧。

獵人協會這個平台，扮演國家與族人之間的中介，至今已有阿里山鄒族、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部落正式立案；東部的布農族部落，正加入這波狩獵自主管理的行列。

近日忙於工作的Qubiaz，已沒有辨法像過去一樣，維持每週至少上山狩獵一次的頻率了。而在這一輩青年中，他幾乎成為唯一的獵人，再上去的就已年長10歲；直到去年，他才開始帶回到部落的堂弟，「一方面少子化，一方面真正在原鄉生活的族人並不多，6、7成原住民都在都市討生活，尤其我爸爸50歲那一輩人，幾乎長年都在外面工作，留在部落的只剩3成，還要考量個人意願以及是否有長輩能教，我相信以後的獵人會愈來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