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57歲的男人，會有幾種身分？

來自達瓦蘭的撒古流・巴瓦瓦隆（Sakuliu Pavavalung），有個令人意外的答案。

燙紅的落日面前，他一邊生火，一邊一筆、一筆雕刻。這個背靠排灣族聖山「大姆姆山」、俯瞰高屏平原的位置，33年來，是工作室、是畫廊、也是咖啡店。撒古流自己，也從水電工、公務員，變成了剛出爐的國家文藝獎得主──國家文藝獎美術類首度頒給原住民藝術家。

幾個年輕人在他身後忙進忙出，一件件作品搬，把卡車塞的滿滿。再過幾天，是撒古流一家三代、四口，第一次的家族特展。若從車上的展品回推，撒古流的身分有作家、畫家、雕刻家、陶藝家，有的作品無法搬上車，像是在司馬庫斯，以古法、石板建成的部落學校，台灣第一座石板屋教堂，或是第一個以原住民文化美學打造的鄉公所，這些，又給了撒古流建築師、社區營造、城鄉文化講師的身分。

家族特展的展品還有文件。「原住民藝術發展年表」上頭，有太多藝術家是撒古流的學生了，他於是又成為老師，或者，如他形容的，「生產水滴的人」。

「要讓大家知道，這些（發展）不是憑空而來的」，他特別要求在年表上註明哪些藝術家上過他的課，因為開課30年之後，他不只是「作杯子的人」，而是讓祖靈的智慧，如水般長流、滋潤更多生命的「水滴生產者」。

彷彿這些身分都還不夠。另一種年表上，26年前，他是「山胞十大傑出青年」、「台灣省山胞專業人才」，26年間，「山胞」慢慢變成「原住民」，直到12月5日，國家文藝獎宣布，不見原住民三字，他是「藝術家」，撒古流。

「排灣族根本沒有藝術家這個字，只有『Pulima』（多手），也沒有藝術品，只有『Lalang』 （美的事物）」，撒古流解釋，巴瓦瓦隆家族，在部落裡的分工是「Malang」，是「美的釋放」，一家子從曾祖父到撒古流的兒子，雕刻、繪畫、紀錄片等，他們都是美的釋放者。

「你看石頭是石頭、木頭是木頭，我們是看到它們的靈魂，從石頭雕刻出一隻豬、一隻鹿、一個獵人，那就是（美的）釋放。」撒古流於是說，人們口中的他的「藝術」，其實就是生活，從生活裡頭釋放出美，「（我們）不是承載單一藝術的人，承載的是人、生活、環境。」

撒古流第一次從生活中驚人的釋放，是他18歲，在部落當水電工的時候。

作為40年前的水電工，撒古流跟著電力、現代化的腳步，在山林裡頭穿梭，一台摩托車「噗、噗、噗」在部落之間，點亮了燈。那時的撒古流看見的不是進步，而是環境中的「美」的消失。

像是被稱作「祖靈的居所」、「文化的子宮」，被視作排灣族三寶之一的陶壺。

他以水電工的身分在不同部落之間出入，發現能夠燒製陶壺的長輩越來越少，陶壺一個個被平地的商人買走，做法跟著消失，他用工作之便，探訪每個家中擁有陶壺的家庭，從樣式、圖紋、在各部落文化中的角色，一一記下，衍伸出的疑問再靠著探訪耆老解答。無法想像代表著家族傳統、歷史的陶壺從部落中消失，撒古流在水電工的工作之餘，試著重建陶壺的製作，甚至文化的保存。

他看陶製的書，他到台灣各製陶城鎮考察，分析從部落裡頭搜集的古老陶片，最終以南投找來的陶土原料、引進電窯取代柴燒，竟從文化探索一步步走向文化重建，當他帶著自己製作的陶壺再訪耆老時，讓耆老大吃一驚，也證明了他「多手」的天賦。

陶壺的出現不只是排灣三寶的再製，而是讓生活中再次出現陶壺，出嫁時有陶壺，各家族有代表自家階級、歷史的陶壺，讓文化不至於死去。為此，部落甚至同意讓撒古流以「小陶壺（Reretan）」為兒子命名。

讓自身與周遭的人、生活、環境相連，多手撒古流，以水電工的身分緊貼著部落文明與「現代化」社會相遇的腳步，陶壺復興，是18歲的他交出的「作品」。「陶壺是做出來了，但裡頭沒有靈魂」，撒古流回憶，這個念頭，讓他以考古的方式，一路從創作往源頭探索。

至今，原住民部落文化的失去從沒停過，他的作品，也沒停過。

1984年，24歲的他成立工作室，將自己保存的、復興的文化、技藝，向外傳承，並且培育更多木雕、石雕、陶藝人才。1988年，他提出「民族學校」，從部落裡開始教育改革。1991年開始，撒古流踏進石板屋的研究與重建，完成了第一座石板教堂。1998年，在台灣社區營造尚未萌芽，他出版《部落有教室》一書，「老人就是一本書，而原鄉的動力，是菁英要回來。」他說。

「只是理論，太模糊，我必須靠著實踐，來讓大家知道那是什麼意思。」撒古流一邊靠著自己的藝術創作謀生，一邊試著與文化的褪色對抗。

從帶著現代化進部落的水電工，撒古流的身分，一步一步跟著身邊的環境轉變而動，成為從技藝、教育系統重建，到空間、部落經營，擁有完整理論的原鄉文化復興先鋒。採訪前，他才從布農族的文化保留現場上完課，從司馬庫斯、太巴塱、達娜伊谷甚至馬祖，也都有撒古流擔任顧問、教師的身影。

危機與轉機，在2009年八八風災，一起降臨達瓦蘭。

當時，作為重災區之一的達瓦蘭，面臨遷村的命運。對部落的人來說，這場走山，是民國60年來政府不斷開放部落周遭砍伐林木資源的結果，要重新開始，他們試著不再重蹈覆轍。族人全體投票支持撒古流，擔任重建委員會的總召集人。

第一次，「部落為教室」的理念，終於可以在家鄉實現。撒古流立刻做出了新家園的模型，包括穿山甲造型的集會所、民族學校，以及整個部落以石板蓋成的建築，「如果實現的話，就是現在每個人都在講的綠建築了。」當時的規劃，從建築材料的採集符合生態承載量，且建築居住舒適、低耗能，都是依著山上資源有限的條件而設計，最重要的是，在重建的過程中，「部落的人會重新了解自己的土地、文化，會有向心力，也會重新學會傳統禮讓我們生存的技能，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模型，前總統馬英九是看到了，並且承諾放寬法律限制，務必使其實現。

沒想到，接手的各級公務員卻放下了總統的承諾，紛紛「依法行事」。

「蓋一個石板屋，我要坐三次牢。第一次我開墾，你說我濫墾。第二次我要石板，我採石頭，你說我濫採。第三次我要雕刻，我採木頭，你說我濫伐。為了傳承傳統文化，我（願意）坐牢。」撒古流說。

一邊是現代法規的限制，另一邊，是他口中的「人情的強暴」。

「那是沒辦法阻擋的，給你幾億，說是我們這些愛心人士給你的，要替你買衣服，買一件衣服給你，你不要給我鬧。不管size合不合，你給我穿就對了。而且告訴你的就是你的『父母』，政府啊，他們不是『父母官』嗎？」撒古流口中的衣服，便是部落的重建。

當時，慈善團體挾著社會龐大的捐款，主動提出開闢大片永久屋的方案，從地點、格局、社區的設置等，都與部落意志有所出入，甚至，讓三個不同的部落，最終住進同一社區。如此提案，卻是政治人物眼中的救急良方，為了安撫民意，便快速地答應了永久屋的設置。

「你為什麼不把布、針線準備給我們，給我們自己做山地衣服呢？慢了一點，但繡的過程有微笑、有合群，有共患難、共分享，一棟房子是很多人去幫忙蓋出來的，而不是我們的謀生能力你都給我否定掉⋯⋯。」

一連串會議之後，政府拿出的遷村方案，族人只認得出穿山甲外型的集會所，撒古流的承諾呢？背上利益輸送之名，撒古流在會議上被部落除名，從此他不再是總召集人，他不代表部落。因為他的承諾全都落空。

撒古流選擇離開。

他說他只能離開，「你不抽離，會很困難。」他在台東都蘭的工作室、在高雄美術館駐村，繼續創作，台灣各地也有演講、培訓的邀約，他離開部落，卻繼續一樣的工作。

透過紀錄片《排灣人撒古流，十五年後》，他回顧遷村過程與族人的折衝，如今，部落已經搬進了永久屋，那座邊重建、邊復興部落文化的模型，既是他與族人共同的未竟之夢，也成了彼此間的傷疤。

他指著我們旁邊的那棵樹，說他自己。

「你看那棵樹，你看過他斷過幾個手臂嗎？你看不出來，他喊過痛嗎？他會復原啊，隔年之後那個傷疤會復合。」撒古流說，樹是他永遠的導師，最美的樹，是被最多颱風蹂躪過的那棵，越禁得起批評的生命，也會越美。

20年前，他出版《部落有教室》，倡導菁英回鄉、成為原鄉動力，2009年八八風災，他錯失實踐理論、重建部落的機會，2015年底，在部落走進永久屋4年之後，他推出「末梢枝葉特展」。

「樹梢，是日出太陽最早曬到的地方，是日落最後照到的地方，是強壯的千年老鷹最理想築巢的地方，也是小老鷹起飛的地方，是夜間星空降落露珠最豐盛的地方，也是清晨蝴蝶採露珠最豐盛的地方。」撒古流解釋。

「原住民族，末梢民族。」他停了幾秒，「樹的邊緣，就像現在原住民在社會的邊緣，但這邊緣不是不好的地方，其實是很多有利的位置，尤其對人類來說，原鄉有很多有利的條件，綠建築、慢活、環保，原住民最多這種知識，那是人類最優等的位置，我們過去用悲哀方式來說原住民的邊緣位置，而忽略了我們其實擁有最好的。」

從《部落有教室》到「末梢枝葉」，是從國民教育的反省到鼓勵新一代原民的自信與返鄉，他越說越激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末梢位置，你找過嗎？你想過嗎？或許這個末梢位置是被你最瞧不起、被你認定最落後、被你認定沒有可能性的（的地方），但往往那就是你的末梢，是你最有利的位置，」他承認，就像是20年前談部落教室，末梢理論在許多人的耳裡，還是太不切實際。但他反問，「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去照顧自己民族的哲學？或許他會去相信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而不是排灣族的，這是很困難的地方。」

來自四百年部落的撒古流，名字Sakuliu是排灣語「箭頭」之意，是當兩軍僵持對峙時，起身衝出去的人，背著這個名字，也背上了使命。過去，人們稱他為「排灣族藝術家」時，他處於原住民文化及主流文化的交流與衝突之間，如今，「藝術家」撒古流提出的「末梢枝葉」，指的豈只是原民在都會與原鄉間的選擇，全球化之中，誰不該尋找自己的末梢呢？

從18歲的水電工到57歲的國藝獎得主，人們給他的身分一個換過一個，陶藝師、雕刻家、畫家、作家，標籤背後的撒古流始終是Malang家族「美的釋放者」，是部落中能夠傳承文化的多手，始終是那個騎著摩托車，看著電力走進部落、部落卻隨之一點一滴崩解的末代靈媒之子。

從陶壺、雕刻、石板屋到部落再造，人們試著以他的作品為他歸類身分，但事實上，是那些未竟的作品，決定了多手的下一步。

如何把末梢之美釋放出來，他說，一直是祖靈引導著他，「現在得了這個獎，我只看到要扛起的壓力跟責任，別人會說你憑什麼⋯⋯我要拿出那個本事來，不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