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華麗燈光和震撼音效，用70分鐘的演員獨白，直面觀眾稀缺的注意力。故事始於46億年前，加裝回收寶特瓶來聚光的LED燈泡們，如宇宙星體一盞盞亮起，又陸續熄滅，象徵地球初生及幾次大滅絕。

如今我們迎來第六次全員涉身的「滅絕時代」，牆面上幻燈片投影瀕危和已滅絕物種的臉孔，一一念出的名字，像一首哀傷又焦躁的輓歌。

兩廳院準備在秋天藝術節推出的《寫給滅絕時代》，是「永續劇場聯盟」（Sustainable Theatre Alliance for a Green Environmental Shift, STAGES）的第一號實驗。

今年（2022）7月，獲歐盟高度重視、投入200萬歐元經費資助的STAGES，在法國亞維儂藝術節正式成立。由14個劇院及學術機構結盟，STAGES希望從場館日常營運、表演製作等方面，掀起永續改革，台灣的國家兩廳院是當中唯一的亞洲成員。

面臨自然資源耗竭與全球暖化，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COP26）宣示，要在2030年減少45%碳排放量，2050年達成淨零目標。友善環境的風也在COVID-19疫情下吹進表演藝術界，當大自然以病毒反撲，未知讓專業知識失效，一度中止實體演出，藝文工作者不得不思考永續發展的出路，增加劇場的韌性。

身為STAGES計畫主持人，比利時列日劇院總監、歐洲劇場協會主席塞吉．宏哥尼（Serge Rangoni）表示，未來將挑戰在不影響環境的前提下，持續與全球觀眾面對面互動，從藝術文化出發，改變每個人與環境互動的方式。

從「母親」即將死亡出發，讓個人的生命經驗和更大規模的物種滅絕交織。主角娓娓道來地球演化的歷史，眾人在氣候變遷的進程上都補了一腳，把未必有解的疑問，滔滔不絕地拋向觀眾和自己，在脆弱和不安的情緒中，試圖打開共感。

過去談論生態和生存危機的創作並非前所未見，但大多只停留在主題上，從製作面落實永續概念的演出並不多。《寫給滅絕時代》以「零差旅」（No-travel）為目標，STAGES的各劇院組成在地團隊進行改編。雖是跨國巡演，卻無人需要移動，討論都在線上完成，減少碳足跡。自瑞士洛桑劇院首演，這齣戲已去過義大利、荷蘭和克羅埃西亞等國家。

主理兩廳院永續計畫的藝術副總監施馨媛用料理來比喻，她說以往邀演國際節目像中央廚房料理包，道具、人員全運來台灣，加熱後就能給觀眾原汁原味，「現在的概念比較像給你食譜，必須用當地的食材、在地的廚師，手感不太一樣，但你會覺得這道菜被在地化，融入這裡的文化了。」

擔任在地導演的林欣怡投入劇場工作超過18年，長期關注女性議題，曾執導台灣10週年版的《陰道獨白》、參與海筆子劇團的帳篷劇，也擔任白色恐怖聲音劇場《明白歌》的製作人。游走在不同型態且非典型的劇場創作中，林欣怡說，《寫給滅絕時代》恰好集合了近年她特別關注的元素：生態、女性、身分認同。

接下任務後，她首先想的就是找年輕的原住民族女演員：「永續劇場不只是技術，人跟文化也是。」

「我叫莎韻，Sayun Nomin，gahul saku Balong，Tayal Saku。我是來自拉拉山的泰雅族人。」

從自我介紹開始，游以德在舞台上帶領觀眾進入虛實交錯的情境──作為演員，她得假想自己是個研究者、不會演戲的人，但劇本裡其他關於她的「背景設定」都是真的。

就讀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畢業後便投入劇場表演，4年前，游以德開始書寫泰雅族人的生命經驗，屢獲文學獎肯定。今年，更接下原民台紀實節目《尋miing紀遺》的主持棒，走訪全台各地原民部落，從遺跡和耆老口中重探歷史。

其實，游以德已經不住在部落很久。

在她上小學前，全家從桃園拉拉山搬到台北定居，以取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學業表現優秀，加上膚色相對白皙，如果不說，很少人會注意到她的血統。多虧原住民族正名運動，1990年出生的游以德（Sayun Nomin），在成長經驗裡，「山胞」和「番仔」的稱呼少了很多。但歧視並未絕跡，過去她很少坦露身分，「在都市長大的原住民，從小到大滿習慣去閃躲，只要不提到原住民，就可以不用當原住民。」

讓游以德終於直面的動力，是兩項熱愛的志業。表演必須誠實，「我是誰」成了難以迴避的詰問，表演老師鼓勵她寫作，她說，「我不是因為得獎才繼續寫，而是很多事情寫出來，它才變成一個事實。原來我是這樣想的，原來那些洞在那邊。」這幾年，她一再回到部落，重新練習族語，把自己的血肉拼回來。

對身分的反覆辯證和尋根，也是林欣怡想在戲中呈現的課題，「你不能想到生態、保育、自然，就只想到一些很天然的、不受汙染的原住民朋友們。」現時的台灣，極端純淨的桃花源已不復存在，從當代族人的文化觀和生態觀開啟對話，或許更為重要。

「齊柏林導演空拍台灣的紀錄片，整片綠油油的太魯閣國家公園裡面有一個大坑洞。40年來，亞洲水泥在太魯閣族Ayug部落把整座山挖空。這座山，從原本的776公尺，被開採到剩下200多公尺，各位有站在101底下往上看過嗎？亞洲水泥鏟掉相當於一整棟101的高度，剷掉整座山頭。一直到今天，新城山礦場還是一天炸山2到3次。住在山腳下的太魯閣族人，每天都會聽到炸山的爆破聲，每天，我是說每天喔。」

《寫給滅絕時代》裡，游以德道出正在傳統領域發生的悲歌。大地母親的背脊和心臟被日夜挖開，原住民往往是體驗島內資源掠奪、環境不平等惡果的第一線。

為了深化劇本內容，劇組到游以德的家鄉做田野調查。因為在那裡，也存在開發和歷史的交纏。

「我的部落拉拉山上巴陵，除了有水蜜桃也有著名的神木群。夏天綠意盎然有點像魔戒場景，到了冬天，拉拉山跟台北不一樣，拉拉山會下雪。因為這樣，部落有大量的遊客，族人從很早就被迫急速漢化。其實巴陵『Balong』在族語裡就是『巨大的樹木』的意思。」

要進到巴陵，得先經過角板山，這是泰雅族語稱為gogan的大嵙崁流域中，最接近平地的一處部落，也是北橫地區原住民族與現代化生活交會的起點。1910年代，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提出「五年理蕃計畫」，武力征伐原住民部落，不再採綏撫政策，強勢推進隘勇線。

看似侃侃而談，但這是她做節目主持功課時，才從文獻一步步認識的歷史。「我好像浪費很多時間，為什麼整套教育設計沒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游以德坦言，對祖先感到抱歉，不過百年前的事，身為泰雅的孩子卻到現在才知道。

文化流失與生態變遷，並未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結束。

國民政府接管後，石門水庫興建淹沒數個泰雅部落的居住空間，最常被提及的是卡拉部落。游以德說，「政府有點半哄半騙，說我們幫你們蓋了很棒的社區，大家可以去住，當然有些人不願意走，可是也沒辦法。」約略3,000多名族人搬遷到桃園大溪中庄新村，村落卻被颱風沖毀；再次移居到觀音大潭新村，沒想又遇海砂地和鎘汙染公害。最終，卡拉部落族人只得流離四散。

「你是原住民，離開這邊已經不可能狩獵、種小米，離開傳統的生活方式，所有的錢也都沒了。我們不知道他們現在在哪裡，可能也就離開了，不知道是不是還登記做原住民，但他們也是我們的族人，」游以德幽幽地說，石門水庫改變整個gogan流域族人的生活，包括拉拉山走向觀光發展之路。

從礦場到水庫，積累的利益分配一直都是有邏輯的。游以德在劇中細數，根據2016年的統計，全台灣246個礦區，有196個位在原住民族保留地或傳統領域。

「這些並不是意外。這是一連串的人為決定所造成的直接結果，他決定了某些生命，某些族群，某些生態體系註定淪為『犧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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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討論何以要在劇場裡發生？劇場有什麼特殊性？

「劇場是人跟人意志交換的地方，」林欣怡解釋，當觀眾走進交流的「廣場」，他們必須感受表演者用聲音、表情和肢體丟出的提問。正是這種劇場裡的親身經歷同在，才產生得了重量感。在《寫給滅絕時代》裡，創作者也想挑戰帶來不一樣的時間體感。

「對人類來說，我們的理解大概是：時間就是我們的一生。時間當然是一個鐘頭，時間是一個季節，時間是月亮的圓缺，時間是我們心愛的人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長度。對人類來說，1,000年裡大概有30個世代？所以有我，和我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和她的母親，還有所有，讓她們能夠存活的所有物種。」

不斷重複的、數不清的「母親」從游以德口中念出，儀式性的召喚，把曾經存在的都請到觀眾面前，到讓人有點厭煩的程度。她說，把時間乘上50倍，大約就是現代智人誕生的時間點，泰雅神話生命的起源。

「拿這個數字5萬年跟數十億年相比，那時候，這個星球上甚至還沒有氧氣！然後，把所有的一切，全部再壓縮到一塊石頭裡面，變成細細的一條線，像描圖紙一樣薄薄的一條線。」

這就是地質學中「深時間」（Deep Time）的概念，藉由人和地球生命時間的重新定時，思考人和環境之間的關係，和其他非人生命與物質的連結。也許，在我們DNA裡有著自己都忽略的深層記憶。

就像游以德在劇中提及一棵心愛的樹，在拉拉山已倒塌的第23號神木，樹齡超過千年，交錯重疊的時間裡曾遇上一個泰雅女孩，被撫摸、感受和在乎。它存在的時間裡，許許多多母親也死亡了，它的死亡，還有更多物種的死亡，不是無聲和無意義的。

「我不會看完這齣戲就覺得要節能減碳，或綠能救地球，可是它好像有機會去展開一種感受性的想像，」林欣怡說，劇中女主角正經歷一種「壞掉」的狀態，不知道究竟能做些什麼，她有個人的焦慮，也有對萬物的祝福，於是觀眾也可以把自己放在這樣的情緒裡。

當演員在前台帶來感性體驗，幕後團隊則從製作面理性計算，如何更有效率創造和使用能源。為達到原計畫中「自力發電」與「瞬間用電不能超過150W」等規範，從發電機製作、舞台、聲音、燈光設計都是新的挑戰。

團隊找上曾任「噪咖藝術」藝術總監的王仲堃來製造發電機，動力藝術裝置是他的創作興趣，其中一個作品就是位在大安森林公園裡的活水飛輪，民眾透過踩踏飛輪可為公園池水供氧，流水不腐，能驅除蚊蟲孳生，與生態共融。

發電機完成，150W的用電上限卻還是讓設計群頭痛。過去多在專業場館裡演出，燈光設計劉柏欣被導演找來時，聽到條件幾乎傻眼。

劉柏欣解釋，劇場傳統的鎢絲燈，一盞就要750到1,000W，新的LED燈具雖較省電，但一顆也要150W。「還沒加上音響投影，就算他們都不要用電，150W全部都給我用，但我怎麼可能用一顆燈就做完一整齣戲？」以兩廳院實驗劇場為例，劉伯欣上次用了130顆燈，同時只開一半也要將近7萬瓦。

燈光設計變得不只要考慮美感和平衡，還有努力發電的人，她深刻體認到，「不是說距離上限還有30W可以用，要看車手踩不踩得動，能夠踩幾分鐘？這是一般演出中你不會經歷的共生狀態。」從能源減省開始，轉換設計思維，想想對地球更友善的作法，劉柏欣表示，「你的立場和選擇，你願意怎麼做是有影響的。可能沒有辦法阻止滅絕，但至少不是加速或無動於衷的。」

原來劇場裡的合作關係、用電的代價，也是真實世界的縮影。

製作發電機的王仲堃有感而發，「早期劇場用燭光也可以演戲，現在條件不一樣，用電真的不覺得奇怪，習以為常，但電其實是非常珍貴的，我們忘記了這件事情。」

集合眾人之力，嘗試在地落實STAGES的國際共製節目，林欣怡笑著說，如果沒有相關限制，以她過往的創作習慣，根本不會在兩廳院的實驗劇場演出，小劇場或戶外廣場會是更好的選擇。

2014年由波蘭女演員卡霞（Kaxia）和台灣劇場工作者鄒雅荃共同創辦的自然而然劇團，以「零廢棄劇場」為目標，藉由可重複使用材料來減少垃圾，例如把二手衣物改造成戲服、用紙蛋盒和廢布料重組成舞台布景。近年，她們更常演出「環境劇場」，借用戶外日光照明，還可以降低物料浪費。團長鄒雅荃說，「在環境裡面就不需要搭大型的布景，我們擷取空間裡面本身有的特色，調整我們的演出內容。」

幕後製作出身的她看《寫給滅絕時代》，坦言雖然演出本身有用電上限，但只要進到有中央系統的場館，就免不了空調。不過她也認為，這樣的實驗別具挑戰意義，舉最耗能的燈光為例，「必須假裝忘記你是在劇場演出，要容忍照明亮度有限，你的觀眾如果看不到的話，在劇場設計上面要怎麼樣去轉換？這對於劇場創作者來說，也是一個觀念上的twist，如果沒有想到要拋棄習慣的劇場觀看方式，就還有很長的一條路要走。」

除此之外，鄒雅荃提醒，計畫強調的「零差旅」可以不只是人員移動，還多進一步設想製作材料的運輸成本，「他們有很多自製的燈具，在購買那些材料的時候，是不是有更前端去意識到，材料的來源是什麼？」

在看不見的地方，拆台後經常產生難以回收的廢棄物，像是燈光布線和固定地板踏墊的眾多膠帶，「大概有6、7個足球那麼大，場館愈大，你製造的那些膠帶球就愈大，很可怕。這些東西無可避免，我們使用得再怎麼省，都必須要回溯到製作源頭，這些用品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去替代，或是讓塑料成分再更低？」

這些矛盾和辯證，團隊在解題過程中都曾思考過。林欣怡說，當大家決定要參與製作，就是要試著跟既有規則協商對話。

「我今天來實驗劇場，只用一顆燈泡演完一齣戲，沒有人會覺得我很環保，大家只會覺得那是你的美學選擇。但如果是兩廳院邀請大家一起來試低瓦數的作法，這就是場館的態度。可能會被罵、被討厭，但是可能有人覺得有趣，那來做做看，意義就不一樣。」

她也希望，這些實驗不只停留在個別團隊，還有機會撼動更大的結構。

創立35年的兩廳院加入STAGES，拿起永續共融的藍圖，是期待從國家級表演藝術場館開始推動改造，成為藝文產業的探路者和分享者。

「我們不要想說馬上要改變很多事情，可以先從簡單的開始做起，不花錢可以馬上做到的事情，大家會比較受鼓舞，」施馨媛以減紙舉例，問卷電子化、減少DM海報印刷，外租場地的檔期管理系統也都上雲端。這些項目看來無足輕重，許多企業或組織早就在實行，但在大型表演場館卻是重要的起步。

從日常營運開始，系統性的改變帶來明顯效果，比如兩廳院的照明從傳統燈泡改為LED，節省7成耗電。硬體設備的調整上，曾是兩廳院工作人員的鄒雅荃特別有感──近期回到館內準備演出，排練場的空調終於不再冷得需要穿厚外套，溫度控制宜人許多。

但她也提醒，除了節能，重新盤點場館的電力來源也很重要。像兩廳院的用電全靠台電，由於顧及建築物外觀形象，不容易裝太陽能板或架設風力發電，但也許可以思考如何跟乾淨能源的發電者合作，改變更根本的電力結構。

施馨媛解釋，表演藝術圈在永續的路上，沒有其他產業動得早，直到疫情和數位化的刺激，才開始認真思考改革。「去年我們剛導入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在談，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有人質疑為什麼劇場要做永續，但現在幾乎每個劇場都在討論這件事情了。」

廖舒寧說，要針對場館屬性和現有條件來客製化，「我們的目標是希望他們可以有短、中、長期的計畫，至少他們自己能看到成果，漸漸地會覺得永續或節能這件事是重要的。他們要先看到這個好處，才能夠有更多方案。」針對劇團，也希望透過對政策及補助單位的倡議，讓投入永續製作的團體能在重要的場館裡有「保障檔期」或優惠。

兩廳院已成立永續小組，有近30名成員，每個部門都要派人參與。施馨媛解釋，「我們希望沒有人是outsider，每一個人都必須involve。」在每月例行會議上大家彼此監督，確認工作計畫要如何修正。

共製《寫給滅絕時代》只是序曲，未來兩廳院也預計推出自己的綠色製作，希望有機會逆向出海。施馨媛認為，應整合更多場館的資源，推出質感好的作品。受限於台灣觀眾市場，很多作品常演個幾場就結束，道具、服裝和布景就此封箱或丟棄，但好作品有機會敲開更多巡演場地的門，她說，「一個作品如果能演超過10場、20場，才是真正的永續。」

此時此刻，藝術創作者和消費者，已難以對環境衝擊置身事外。

假如沒有安身之所，各種創作也就沒有立基點，施馨媛感嘆：

「過去我們講到永續，是對美好生活的倡議或推廣，但現在這已經攸關我們生存，是能不能好好活在這個地球，很緊迫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