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家失火了，你會坐著討論房間下一次要漆什麼顏色的油漆嗎？不，你衝出去，你當下就必須立刻做些什麼啊！」 ──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發言人福布斯（Jayne Forbes）

星期三的倫敦市區， 康登（Camden）地鐵站外，下班車潮正要湧現，通往主要橋梁的路口卻被40、50個人佔領。

「One Solution! No pollution!（要一個解方！不要汙染！）」帶著羞赧的臉紅，這群退休教師、父母、大學生、高中生組成的社運雜牌軍，拉著他們的腳踏車、買菜車、嬰兒車，在Facebook上約定了集合時間，用生澀的口號、手作的布條，以及樹枝做成的旗幟，硬是擋下車流。警察一邊用無線電回報，一邊看著他們從一條馬路開始佔領，一路擴張到三條交通要道。

「這是街頭藝人嗎？還是抗議？」作為嬉皮文化的聚集地，康登區的觀光人潮不斷，一位非裔男士忍不住向圍觀店員發問，與抗議亳不相關的店員竟也開始解釋，「他們是在抗議氣候危機，要跟大家說生態已經到極限了，他們之前還讓整個倫敦市區幾乎停擺了呢⋯⋯」

以擋路的布條為中心，各種對話在周圍一路擴散，原來拉開布條喊口號的並不是抗爭的本體。周圍，活動分子們拿著杯子蛋糕、餅乾，往滿臉不耐的司機走去，一台車、一台車跟司機們對話。他們對路口的封鎖，以關閉7分鐘、開放2分鐘的方式循環進行，目的是逼人們打開耳朵。這7分鐘，司機們可以一邊吃蛋糕、一邊看看手上傳單，「這是很有效的『武器』，你要來一個嗎？」杯子蛋糕女士問我。

抗爭當天，是世界空汙日的前夕，這場佔領的訴求，是要民眾重思，為什麼車流可以破壞一個社區的空氣品質？「這裡應該是行人的地方，但卻變成空汙的重災區，城市跟人類社會都一樣，不應該只是一直一直成長，而放著汙染愈來愈嚴重吧？這是跟你們年輕人有關的事欸，你們想要政府怎麼做呢？」一對50歲出頭的夫妻看到Facebook上的訊息，穿著Hunter雨鞋加入抗爭，他們在雨中替路人撐傘，與圍觀的路人對話，傳遞地方行人區規畫以及車流重新導向的訴求。

從2018年10月開始，像這樣的畫面，陸續出現在世界59國，這是一場以「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簡稱XR）為名的運動，要求政府正視氣候與生態的崩盤，他們要求政府與企業說真話、要求政府設定2025年以前達到溫室氣體零排放目標、要讓公民參與決策。

反抗滅絕運動的源頭，來自當時在倫敦，一份上百位學者簽署、訴求正視氣候危機的文件；沒想到他們的訴求吸引1,500人聚集響應，之後快速擴大成為反抗滅絕運動。從倫敦出發，參與者透過大大小小的非暴力抗爭行動，讓訴求被世界看見，至今，不只在歐美已開發國家擴散，孟加拉、蒙古、南非、索羅門群島，也都有民眾響應，在各地誕生390個地方團體，促使722個地方政府、議會正式宣布「氣候緊急狀態」，最新加入的成員，是美國紐約市。

反抗滅絕運動的力道之強，讓全球知名樂團電台司令（Radiohead）也注意到了。「XR是一個追求改變政府，以減緩氣候變遷、保護自然與環境的組織，」電台司令成員強尼．格林伍德（Jonny Greenwood），在他們的未公開音樂檔被駭並被勒索鉅款之後，選擇在駭客公開音檔之前，主動公開檔案給與歌迷付費下載，所有款項捐給反抗滅絕運動，邀大家加入行動。

氣候議題一點都不新，過去30幾年人們不斷地談論，政府也不斷地呼籲，但改變的速度，還是抵不上政治的現實。反抗滅絕運動怎麼炒這盤冷菜，讓被談論30幾年的題目，重新回到主流場域，打破同溫層，成為火熱話題？

站在康登街頭發傳單的運動者，生物學者文森（Caroline Vincent）認為，「關鍵是非暴力的抗爭，讓不分宗教、種族、年紀、政治傾向的人，能夠對環境開始對話⋯⋯在此之前，人們雖然都有同樣的擔憂，但因為各種原因，人們卻不互相對話，我們現在要讓人們重新站在一起，去相信我們還有機會挽救這場危機。」

為了讓人們站在一起，反抗滅絕從抗爭的形式到組織的文化，都與傳統環保運動不同。

身兼反抗滅絕發言人與短講講者的福布斯（Jayne Forbes）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解釋，「反抗滅絕」說是組織，其實更像是一場社會運動，透過群眾募資而成的經費，目前主要用在網站、書籍等開源資源的建置，倫敦這邊則提供文本、經驗、指南等，全部公開於網路，連抗爭的文宣、旗幟圖檔都一應俱全。而後，有意願參與活動者，自發地成立各地的反抗滅絕組織，並遵循網路上的原則運作。

在倫敦，所謂的全球總部，其實連辦公室都是捐贈的一部分，讓皆為志工性質的參與者，有個地方可以聚集討論，每個人以背景不同，擔任不同職位，光是發言人就有好幾個，有的人會中文，有的人是專業媒體聯絡人，每週一天以志工型態加入。而福布斯則因為有大量的短講經驗，成為發言人之一。

要納入各方力量，重新讓人民站在一起，反抗滅絕有幾項具體的策略：

首先是抗爭的形式。以康登的行動來看，現場從杯子蛋糕、餅乾，到鼓隊、舉海報、發傳單等，不同背景的民眾，可以用不同形式參與抗爭，連小孩子都可以用舉著旗子成為運動的一分子，這不僅讓每個人以最舒適的方式參加行動，也讓人們累積自己的成就感。

例如，當天第一次參加抗爭的歌手凱若琳・張（Caroline Chan），她的工作，是在抗爭現場表演， 「這些歌我寫好久了，都沒有人聽得進去，現在終於被聽見了。」長達2、3個小時的佔領，考驗的是這些業餘抗爭者的體力，當人們休息、口號喊累的時候，張就負責唱歌，她的創作包括《塑膠之歌》、《垃圾減量、再利用、回收》等兒歌，街頭上的隊伍負責佔領，而停下車的司機們，則透過她的音樂，聽進訊息。反抗滅絕運動實在太熱，凱若琳・張在最近圓了發片的夢。

反抗滅絕運動裡另一個讓人們站在一起的工具，是滲透各地的工作坊。福布斯說，「關鍵就是人們『想要』一起做什麼，而不是只是讓他們知道氣候是個問題，氣候過去35年都是個問題，他們聽到『喔！又是氣候問題！』就立刻轉身走了。」

福布斯每次短講的切入點，依群眾屬性而有不同，但最基本的做法，是用扎實的資訊來衝擊聽眾，具體有感地呈現「氣候緊急狀態」，例如2018年碳排放創下史上新高、南極4年內融冰面積是4個法國、歐洲每年野火災損害超過30億歐元等。

看見不願面對的現實之後，「留一點時間給他們悲傷⋯⋯讓他們吸收，讓他們思考，想一想未來該怎麼辦，跟身邊的人討論，」福布斯強調，用資訊來衝擊，不是要帶來絕望，是要啟動思考。福布斯下一步接著盤點過去30年來，從個人到政府做了什麼，為什麼沒用，「最後人們總是陷入驚訝，而且非常想要一起做些什麼，在來得及之前。」

知識，在反抗滅絕的群體裡面不是門檻，也不是高牆，「如果（了解氣候緊急狀態）是一趟旅程，每個人的速度、進度可能不一樣，目標是帶著他們，跟你一起展開這趟旅程，」文森解釋。

反抗滅絕的短講走進不同社群、場合，於是也跟著誕生不同的子團體，光是倫敦，就有以社區為主的反抗滅絕社群，也有身心障礙者為主的反抗滅絕組織，父母、青少年、各行政區，都有自己的社群。因為關於氣候危機、如何展開行動的知識需求太大了，英國老牌的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 Books）快速替反抗滅絕出版專書《這不是一場演習》（This Is Not A Drill: An Extinction Rebellion Handbook），把反抗滅絕的經驗、訓練、演講傳遞的知識，出版成可讀的專書，也是可以指導行動的手冊，預購15,000本一推出就被認購完畢。

除了短講、出書，讓人民站在一起，反抗滅絕運動最著名的手段是非暴力抗爭。

康登的佔領路口只是小規模行動之一，在我們採訪當週，反抗滅絕還以「野餐」的方式，佔領了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抗議石化業者與館方合辦晚宴。光在倫敦，他們就以撒200公升假血、把自己鎖在白金漢宮門上，或是號召6,000人佔領市中心5條橋梁等不同的手法抗爭。耗時最長的一次，他們曾癱瘓交通11天，造成最終上千人被捕的結果。不光是倫敦，愛爾蘭、澳洲、加拿大、法國、瑞典、德國、哥倫比亞、紐西蘭、紐約市，就連在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庭，都有反抗滅絕團體把彼此鏈在一起，表達訴求；甚至在布里斯本，反抗滅絕運動直接干擾鐵路運作。

「下一步，可能就是要佔領希斯羅機場了，」福布斯告訴我。當非暴力抗爭、公民不服從等行動，在其他年輕民主國家造成爭議，對反抗滅絕而言，卻是再合理不過的選擇。

國際環境律師亞敏（Farhana Yamin）以公開信解釋，為什麼必須靠人民團結起來、採取非暴力抗爭，才來得及拯救地球。

過去30年來，亞敏參與巴黎氣候協定、歐盟協議、國家法律等文件起草，「很難過的，我知道現在所面對的緊急狀態，光靠政府簽署脆弱的契約，或是要求世界最大的汙染排放源們自我約束，或是用化石燃料業遊說出來那套碳排放市場規則，都是不可能帶領我們避開這場迫切危機的，」她寫道，「既有政治失敗了，把整個地球帶向生態災難的邊緣；過去30年的法律工具都沒用，我們需要人們團結起來。」

但採取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可能的代價是背起「暴民」標籤，這難道不會破壞了反抗滅絕「讓人民站在一起」的目標？

福布斯解釋，從1900年至今的各種民權運動統計，非暴力抗爭比暴力行動成功率高上許多，根據以往的案例統計，動員人數只要達到總人口的3.5％，大規模的非暴力抗爭訴求就有實現的機會。福布斯補充，特別是對英國人、已開發國家的公民來說，他們享有其他地方沒有的機會，也就是公民權，當南半球每週有4名環境運動分子因為行動而喪命，他們必須扛起這個責任，用他們的公民權，為全球氣候努力。

的確，當非暴力抗爭在許多國家換來「暴民」的罵名，英國社會給予反抗滅運動的回應，至今非常正面。

統計至今年（2019）4月18日，全球已有近萬名反抗滅絕志工簽署「願意因抗爭被捕」的聲明，光英國就有3,000人，其中，還有8成願意坐牢。反抗滅絕於是替參與抗爭的人辦理牢獄工作坊，被逮捕前的行前訓練等。而當反抗滅絕今年展開最大規模的佔領街道行動，帶來的「後果」，是吸引30,000名新的志工參加；佔領期間，反抗滅絕還收到以10磅、50磅為單位湧入，總計共20萬英鎊（約新台幣776萬元）的捐款收入。

「人們了解我們的訴求之後，想的不是他們的不方便、不是他們要犧牲多少，而是他們能夠貢獻什麼，」福布斯觀察，社會的正面反應，除了來自科學證據，以及聯合國國際氣候變遷小組（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8年正式發出警告，稱地球離災難性全球暖化只剩12年等因素。更重要的是，人們從生活裡扎實地感受到熱浪、野火、昆蟲滅絕等現象，讓許多歐洲人不只是意識到危機，更是陷入焦慮；這次歐洲議會選舉，綠黨的勝出，就是結果之一。只要溝通的過程中，能讓人們將生活裡的小事，與訴求相連，從反抗滅絕運動的經驗來看，非暴力抗爭、公民不服從的正當性，是更容易被大眾接受的。

但就像過去30年來的環境運動，反抗滅絕一樣面臨了「不切實際」的批評，以及只得到政府宣示性的回應。722個地方政府認可了氣候緊急狀態，但至今已具體政策回應的，少之又少。而英國政府對於實踐溫室氣體零排放的承諾年限，也足足比反抗滅絕的期待慢了25年。

福布斯搖頭說，反抗滅絕只能繼續升高行動規模、號召更多人參與，才有機會讓政府從「談論」危機，到「處理」危機。

「如果你家失火了，你會坐著討論下一次要漆什麼顏色的油漆嗎？不，你衝出去，你當下就必須立刻做些什麼啊！不是接下來幾年你要怎麼做，不是5年、10年的計畫，是現在！」

「問題永遠都是政治，」福布斯說，政府永遠會以經濟先行、選票先行，所以他們必須用長期解方，組織人們站在一起，讓更多的民眾接受氣候緊急狀態的事實、體認到急迫性。

「很難，這當然很難，只是對我個人來說，我們現在要的是談怎麼打造電動車嗎？不是！這不能一直是工作機會的討論。不好意思，地球如果死了，工作機會根本就派不上用場了！」這是他們眼中最「現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