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讓人意外的，馬總統又再次大聲疾呼廢核並不是世界趨勢，「減碳的優先順序，顯然高於廢核」，這是他近一個月逢人便講的發言內容，只是他這次連他僅剩的最後一次元旦文告都用上了，可見他真的很在意這件事。

當然，在當下的政治環境中，馬總統就像一部叨叨絮絮的留聲機，已經沒有太多人在意馬總統又講了什麼，之所以把他再提出來講，是因為時間點，也就是這是在12月巴黎氣候峰會與新出爐的《巴黎協議》之後。

本次巴黎氣候峰會是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祕書處主辦，肩負著要談出新的氣候公約，以接替將失效的「京都議定書」之責，歷史責任重大而艱鉅。會議的最後，《巴黎協議》由195個締約國批准簽訂，將在2020年生效，內容包含本世紀前升溫幅度需控制在2℃以內，並朝1.5℃努力；富國於2020起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作為氣候資金；全球須致力於本世紀後半葉達到碳中和，並每5年檢討一次各國減排承諾。峰會中也對於刪除化石燃料補貼、排碳定價（有價化），以及強化地方政府與城市應對氣候問題的角色，有高度共識。

依照官方最新資料，小小台灣年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的0.71％，居國際第28名，如果從德國看守協會（Germanwatch）12月公佈的《2016全球氣候變遷績效指標報告》來看，台灣在58個國家中，名列「非常糟糕（very poor）」的49名（編按：扣除前三名從缺）。因此，基於全球應對氣候變遷的「共同責任」，不管你我對於《巴黎協議》的內容滿不滿意，台灣都必須要在氣候與減碳政策上展現更積極的作為，尤其是溫室氣體排放占比極高的能源生產與使用。問題是，我們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能源轉型」？這必然得放回台灣的情境來看。

福島核災後，台灣社會驚覺以台灣的地質、土地面積與人口條件，恐無法承受任何一次大型核能外洩事故，因而民間反核聲浪高漲，盼望逐步邁向非核家園。當然，馬總統並不這樣想，甚至，他更將核電視為減碳的關鍵藥帖，所以，廢核與減碳只能擇一，不用核電就無法減碳。

馬總統的想法當然是刻意地簡化問題，把複雜的能源政策與爭議，當作只有用核電與不用核電兩個選項，在虛擬的二元對立中，強烈暗示你只能二選一來找答案。而這個即將下台的政府，也在巴黎氣候峰會的前後時刻，重新啟動了「能源開發政策環境影響評估」的程序與結果公告，在北中南東辦了四場說明會告訴大家，啟用核四與老舊核電延役的環境影響最小，逐步非核的情境對環境的風險與破壞最大。這等同在此全球聚焦氣候問題的時刻，宣告馬政府的回應與想法：以核電代替煤來減碳。

事實上，就算核電的碳排比燃煤發電少，但以核替煤也只是眾多減少排碳的方法之一而已。根據國際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WWF（World Wildlife Fund）《Climate Solutions》的研究報告，在二十多種減碳的策略清單中，節能與提升能源效率在減碳效益中奪得冠軍，地熱、太陽光電等綠能發展也名列前茅。由於核電的風險與環境成本高，故在減碳效益排名中敬陪末座。這個政府看不清問題的全貌，當然也不可能找到最有效的答案。

更進一步說，如果馬政府真的重視氣候與減碳政策，能做的絕對遠遠不止現在這些。在全球氣候峰會開幕前，就要求各國需提交「國家自定預期貢獻」（intended nationally defined contributions, 簡稱INDC），台灣環保署看似與各締約國同步，也提交了台灣版本的INDC，設定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依現況發展趨勢情境（Business as Usual, BAU）減量50％，相當於2005年排放量再減20％。問題是，環保署這份INDC究竟是怎麼評估出來的？沒人知道。是否在能源需求的抑制上盡了全力？沒人知道。是否已規劃足夠的政策工具？沒人知道。

簡單說，氣候峰會要求各國在提交INDC時，應以資訊透明為準則，並納入民間與企業意見，才能確認政策評估與規劃的完備，與設定的目標能被有效達成。例如日本研擬INDC的過程中，6月份就先提出初稿進行公共諮詢，之後才正式提出。而智利與泰國在研擬INDC的過程中，更是舉辦了多場的區域公聽會，蒐集公眾意見。

但環保署在INDC的撰寫過程中，完全沒公開相關資訊，更遑論納入民間參與的審議程序。直到現在，台灣NGO依舊索取完整資訊無門，絲毫不知此份報告規劃的完備性與合理性。在媒體的追問下，官方也不敢正面說明，此份評估是否已納入能源稅與高耗能、高污染產業結構調整等必備策略，等同對於台灣INDC規劃是否足夠積極、盡了全力，都必須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而本次峰會對於刪除化石燃料補貼的高度共識更是一例。這兩年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研究已揭露，全球化石燃料公司每年獲得5.3兆美元補貼，比各國政府投注在醫療費用的總和還要多得多。且IMF也提醒，現有化石燃料的補貼主要受益的是富人，前20％最富有階級所享有的補貼是中低收入國家貧困者的6倍。因此，逐步終止化石燃料補貼，讓化石燃料可以反映真實成本，使綠能與節能的成本更具競爭力而減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可說是本次氣候峰會毫無懸念的共識。

根據IMF的報告，台灣的化石燃料補貼在2011年達到全國GDP的0.3％。IMF在報告中指出，在全球先進經濟體中，只有台灣的高占比達到「不可忽視」的程度。國際能源署（IEA）也評估，台灣在2013年總共對化石燃料補貼了近6億美元（占GDP 0.1％）。

但在今年出全國能源會議中，面對民間團體要求清查化石燃料補貼形式與數額，進而逐步終止刪除的訴求，經濟部卻直接回答：「我們沒有化石燃料補貼！」直接否定民間的要求，擺明不願針對燃煤等化石燃料的根本存在問題做出改革。

如果我們把「能源轉型」的命題，放回到台灣民間反核和環保運動的脈絡長期觀察，可輕易發現，在社會巨大的運動壓力下，能源轉型看似有了一些初步的基礎與契機，若再考量未來經濟與用電成長的外在趨力變小，核電與燃煤的發展必然受到強大的抵制，這是30年來社會運動的累積。

但所謂能源轉型只是綠能加節能取代核電加煤電等算數等式嗎？當然不。過往台灣的能源供需規劃被視為現有經濟模式的支持性資源，若有人要阻擋一個能源供應設施，所受到最大的壓力，不是該設施營運的盈虧，而是「你會讓這個經濟模式癱瘓」這般沈重指控。

核電與煤電除了本身的巨大風險，之所以引發這麼劇烈的社會反抗，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們在建造的過程中，都是以威權的方式指定風險承受者，必須為了少數得利者與霸權的經濟模式、產值犧牲。

雖然這二、三十年來，台灣供電不虞匱乏，電價也維持低檔，但社會中也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為何發電方式我們沒有權利決定？為何分配電力的方式我們沒有權利決定？為何國家挪用這麼多資源補貼製造業財團大量能源，而我們沒有權利說不？明明台灣土地、資源有限，但為何代工出口的工廠只要訂單增加，我們就必須無條件擠出土地、提高產電風險，來以超低電價滿足他們賺取放入口袋的利潤？

因此，若要談轉型、談取代，就不能只談核電與燃煤發電量的替代，勢必更需翻轉背後的威權政策邏輯。

極有可能在今年取得執政權的民進黨，在選前的能源政策中，訂下了讓不少反核夥伴「頗為滿意」的綠能發展數字目標，但我們更需要問的是，新的執政者能拿出有別過往的邏輯發展綠能與節能嗎？這幾年綠能設置的圈地爭議，能夠如何避免？國家巨額的能源補貼與成本，要如何重新分配，才不會助長高耗能高污染怪獸的存在？現存多重剝削的產業結構已走到困乏，我們能否對支持著原本經濟體系的能源供需系統發動改革，加速促成更具公平與環境友善的經濟模式？

以上這些問題，都不好回答，但卻是「能源轉型」真正的核心。縱使核電與煤電將在未來逐漸走入黃昏，但新的嚴峻挑戰其實就已在眼前，不論是大量的綠能設置規劃、高低階核廢料處置以及能源需求成長的抑制，都將考驗著我們與新的執政者，是否真的準備好「能源轉型」的準備與決心，進而帶動社會與經濟轉型，逼促能源與經濟的轉型正義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