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13名紅葉小將， 8人已往生，人生謝幕時沒有掌聲，生病、車禍，是他們走下人生舞台的方式，過世時大多只有40歲上下。剩下的5人也早已各奔東西，唯一留在故鄉紅葉村的只剩下邱春光。

「你坐在那邊，我看起來是一片模糊，其實不知道你長的是什麼樣子。」和邱春光在他的家中採訪，聊著聊著，他突然冒出這句話。

邱春光是為「紅葉勝仗」搶下第一分的人。50年前那場大戰，他眼神緊緊抓住日本小投手的球，一棒揮出二壘安打，打下紅葉的第一分。但少年時如鷹般銳利的眼力，如今因為糖尿病、視網膜剝離而視茫茫，「治療了一陣子，後來不想醫了、放棄了，」他說。

時光對任何人都無情，但對他們格外殘酷，從被民眾高高舉起、英姿煥發的「國家英雄」，到如今被眾人遺忘、殘疾纏身的失志者。走進偌大的紅葉紀念館，偶有入內參觀的年長遊客，看著老照片與文物追憶青春時的點滴；但年輕遊客明顯興致缺缺，對近半世紀以前轟動全島的比賽沒有任何概念。

幾個遊客上前詢問紀念館中的紀念品要如何購買，卻沒有認出，坐椅子上回答他問題的幾個歐吉桑，就是影中人。「現在還記得（紅葉之戰）的，大概就只剩下我們幾個人了吧，」邱春光無奈地自嘲。

時間倒回50年前，他們驚天一棒，擊敗來訪的日本隊，寫下神話；多年後，卻被掀出球員超齡、冒名頂替、把日本地方聯隊灌水成世界冠軍。我們試圖還原這段從神話到醜聞質變的過程。

825「抗日成功」的隔天，《聯合報》大篇幅報導這場勝利，那是第一次，台灣的棒球將全國人民的心凝聚在一起；也是第一次，讓大家發現，原來台灣的棒球是能與國外球隊互別苗頭。

「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之下，不要說頭版，體育新聞要放到比較前面的版面都很困難。但是紅葉打贏關西聯隊後，媒體不但用了非常大的篇幅報導，照片還放到頭版，這是過去不可能看到的。那場比賽是第一次，」研究台灣棒球史的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教授盂峻瑋形容，當時媒體的報導方式賦予了這場比賽歷史定位，成了堆砌紅葉傳奇的幫手。

堆磚的不只有媒體。

伴隨著贏球，紅葉國小被全台灣看見了，他們的營養午餐有了著落、教科書也免費供應，而且也再一次獲得時任救國團主任蔣經國接見；一筆又一筆的捐款被送到紅葉國小，終於可以採購更多的球具；甚至連當時的台東縣政府都決定，不但要協助這批球員繼續升學，還要成立紅葉棒球基金會，讓未來紅葉國小的學生都能無後顧之憂的打球與升學。當然，許多支票在勝利變成一場醜聞後，全都跳票。

紅葉傳奇的高塔就這樣一塊又一塊堆疊，疊得愈高，愈多失真的情節出現。

紅葉的故事堆成了他們「以石為球、以木為棍」，堅毅不拔、刻苦訓練，擊敗來訪的日本「世界少棒冠軍和歌山少棒隊」。然而，「世界冠軍和歌山少棒隊」從未來過台灣，「以石為球、以木為棍」也與事實相違，後伴隨被揭發「冒名頂替與超齡的醜聞」，「作弊」、「造假」、「假球始祖」，一個比一個不堪的詞彙與紅葉少棒畫上等號。

不論是當時黨國機器蓄意操作，或是資訊傳遞的偏誤，「紅葉神話」在台灣國際情勢風雨飄搖之際撫慰苦悶的台灣人民，但神話破滅後，卻成為更深的國族傷痕。

歷史，從哪裡走上了叉路？

關西少棒聯隊被灌水成世界少棒冠軍和歌山隊，是這段神話中最不可思議的一段。當紅葉以7：0大勝關西聯隊的那天凌晨，正港的和歌山少棒隊才剛在美國威廉波特擊敗美國維吉尼亞州里奇蒙的少棒隊，拿下冠軍。

不過，搜尋當年日本隊來訪前夕的報導，主要媒體並沒有出現「世界少棒冠軍和歌山少棒隊」的字眼，在《聯合報》另一篇報導中甚至明確指出，這支來訪的日本隊是「二隊」而非「一隊」，主要任務是要先來測試台灣的棒球實力。

那「世界少棒冠軍和歌山少棒隊」是怎麼來的？

「這個說法是後來才出現的，當然也是因為後來和歌山隊在當年的威廉波特贏了。但至少在紅葉打贏關西聯隊之前，並沒有這樣的敘述。」盂峻瑋的說法與當時的報導記載不謀而合。

後來我們都清楚，威廉波特少棒賽屬於國際的大型少棒夏令營，即使奪冠，也根本稱不上「世界冠軍」，但該賽事的英文為“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盂峻瑋認為，那個年代，台灣對於這類國際賽事其實並不熟悉，缺乏統一的翻譯方式，又在社會環境與政治氛圍下，刻意將賽事中的「World」字直接連結至世界冠軍，加上紅葉一戰成名，因此這個稱呼也就自然而然在台灣社會擴展。「神話的誕生是趁著贏球，順勢打鐵趁熱而造成的結果，」盂峻瑋說。

雖然關西聯隊未進軍威廉波特，但該隊曾打敗和歌山隊，倒不是台灣自己膨風。當年報導引述關西聯隊團長吉倉利夫說法，指該隊（關西聯隊）是日本最強的球隊之一，啟程來台前，曾以15：3大勝關東代表隊，集訓時也曾擊敗當年代表日本進軍威廉波特的和歌山隊。

這件事也從2005年第一屆紅葉盃時，應邀來台開球的日本選手神田剛志口中獲得證實。

另一個被戳破的神話，是「以石為球，以木為棍」中打磨出來的「紅葉精神」。 但其實最早的報導中，寫到他們經費有限，球棒手套只能一個一個買，「手套買的是便宜貨，很小，很薄」，顯見仍是使用球具練習。邱春光也向我們證實，「以前練習時都有球棒跟手套，也有球，但是因為量很少，大家就輪流用。有時候想打球，還是會去削竹棒來用，球棒太少捨不得用。」雖然陽春，然而當時的紅葉小將們確實是拿著校長四處張羅來的球具，在充滿泥濘的球場上，扎扎實實的做好每一次練習。

既然有球具可用，那麼「以石為球，以木為棍」的神話又是如何誕生的呢？這在另外一篇報導中可見端倪。

台灣早年都是使用軟式棒球，然而國際比賽則採用硬式棒球，事實上，紅葉與關西聯隊友誼賽中，打的也是軟式棒球，此點也成為日軍認為會栽在紅葉少棒手裡的主因，還曾針對此事抗議。在紅葉大勝後，為了能夠順利與國際接軌，改打硬式棒球的呼聲愈來愈大。然而，胡學禮的一句戲言，日後被節錄取用，卻反而成了紅葉造神的笑話。

「紅葉魔手胡武漢犀利的球路讓來訪的日本隊一籌莫展」，這是看著紅葉成長的那一代人對於紅葉之戰的其中一個記憶片段。但不久之後隨著訴訟，不堪的真相被揭開了──原來那個讓全台灣陷入瘋狂的抗日英雄不是胡武漢，本名叫做江萬行，真正的胡武漢是一個沒有打過棒球的紅葉國小學生。

再往下查，歷史之戰出賽的13人，僅有4人以本名出賽，其餘9人都是冒名頂替。而且其中有5人低報為12歲。

50年後，我們詢問當事人，他們並沒有反駁。「當時人不夠但又要組成球隊，所以除了從其他學校借將，例如余宏開，就是找一些還留在村子裡的紅葉校友或是超齡的學生，以符合資格學生的名字出賽，」邱春光是少數用本名出賽的選手，談起這件事仍然感慨，仍有些不平。「我們後來知道，那時候各個學校都有類似的情況，但是我們打得比較好，就被拿出來說。」這席話是開脫之詞，但也是事實。

在紅葉與關西聯隊大戰之前，紅葉少棒與當時另一個強隊嘉義垂楊少棒即已遭檢舉，在「全省學童棒球賽」與「秋茂杯棒球賽」中，透過冒名頂替的方式引入資格不符的球員。

這些檢舉隨著紅葉的勝仗，在「政治正確」的氛圍下不了了之。但隨著紅葉後來比賽接連挫敗、金龍少棒崛起，熱潮淡去後紙終究包不住火，隔年（1969年）4月，台東地方法院將紅葉國小校長胡學禮、紅葉少棒教練邱慶成與管理曾鎮東，以偽造公文書及行使偽造公文書罪判刑1年、緩刑2年，這個判決結果也從此將紅葉傳奇與「冒名」與「超齡」畫上等號。

「我們也沒想那麼多，大人叫我們去打球，我們也就去了。」、「那時候聽說參加棒球隊的話，就可以去台北比賽。『去台北』3個字，對從小住在村子裡的我們來說，是很吸引人的。」即便已年過60，5名老紅葉人提前這段爭議的童年往事，仍像無助的孩子。

不過，由於紅葉與關西聯隊之役只是友誼賽，除了紅葉許多已是國中生，日隊中其實也有不少已超過國小的年齡。

最早的報導中可以窺見，當年來訪的日本隊成員，出生年介於1955～1957年之間，而紅葉的選手出生年則落在1953～1957年，雖然年紀確實較日本隊大，然而單就年齡而言，雙方球員的學籍都落在國小高年級到國中之間，報導也提及「日本隊是以中小學學生組成」，當時這場少棒友誼賽也有可能是一場雙方都是由國小與國中學生混齡出賽的比賽。

神話，不是他們編造；但謊話，他們卻共同賠上一生的代價。

但是為了台灣前進威廉波特開路的紅葉小將，有長達20年的時間，沉默神隱，甚至部落裡也不准孩子打棒球。那一場勝利沒有帶著他們起飛，反而讓他們失去了打球的機會，有些人背負著「作弊」標籤抑鬱而終。

在金龍少棒揚威國際時，紅葉少棒成了外人不敢「碰」的一群選手，這不只讓他們失去了打球的機會，排山倒海的批評與質疑，對年紀小小的他們何以沉重。

「有時候被人認出來了，就只能想辦法跟他們解釋，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胡明澄說，即便後來少數幾個人在升學的同時還持續有在打棒球，但都不敢提起自己曾經是「紅葉少棒」的過去。

他們看到台灣的三級棒球蓬勃發展，以為打了這樣的一場比賽之後，他們的未來可能就可以一路國中，甚至高中打上去。他們一直在等，最終卻一再失望，後來他們才知道，自己並沒有在國家未來的棒球藍圖中。

「那時候還要生活，大家家裡的經濟狀況都不好，打球不能當飯吃，」江紅輝淡淡的說，只不過那場比賽後隱藏起來的20多年，失去的何止是棒球，還有本該屬於他們的人生。

生得太早，或許是紅葉小將的原罪。

1968年，台灣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然而當時紅葉陣中的13名球員，部分已經小學畢業了，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有些人並沒有去念國中，「當時原本說國中學費全額補助，卻因為學校沒錢，必須自行負擔部分才能繼續念下去；這對許多球員的家庭而言是不小的經濟負擔，反正不一定要念，於是不少人就不念了。」胡明澄好不容易撐到了國中畢業，但升上高中之後，家中的經濟狀況更不好了，於是也休了學，去工作。

「這是紅葉為什麼和金龍少棒，有這麼大差異的原因。金龍少棒確實是義務教育制度的受惠者，因為這些球員不但是必須升學，而且在學業與球技上都是有系統的栽培，國小畢業後就整批拉去華興中學，一路打球到高中畢業，」盂峻瑋這樣說。

一年之隔，同樣打出重要勝仗的兩代少棒選手，人生走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如果當時沒有那些事⋯⋯」、「如果當時還能繼續打，我們今天是不是就不是這個樣子了？」、「我們怎麼會走到今天這樣子？」這樣的問題半個世紀以來不斷的盤旋在紅葉老將的心頭。躲藏了20多年後，隨著台灣職棒開打帶動另一波棒球熱，他們才提起勇氣再站出來，但台灣早已有了一代又一代新的棒球英雄。

曾效力義大犀牛隊的余賢明與中信鯨的邱俊文，是唯二繼續打球的紅葉第二代。他們兩人的父親一起打下了那場歷史之役，後來卻走上截然不同的生命經歷，也使得余賢明與邱俊文兩人的棒球路，大不相同。

「我比較幸運啦！因為我父親那時年紀比較小，才能參加金龍少棒，延續了棒球生命，甚至還一度有機會打職棒。即便後來離開了球場，他也想把自己的棒球技術傳承給自己的兒子。」余賢明的父親余宏開，是當年13名球員中，唯一一個搭上了那班帶著台灣三級棒球起飛的班機。

被網羅到金龍國小的余宏開，一路從少棒打到陸光棒球隊，後來是因為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養家，才離開球場，回到台東當監所管理員。但即便如此，並不能阻止余宏開對棒球的熱愛。

「我父親那時候為了要教我們打球，甚至在工作之餘一肩扛下紅葉國小棒球隊的教練，我跟我弟的棒球基礎都是他教的，我覺得，他就是用這種方式延續他熱愛的棒球。」余賢明記憶中的父親很愛棒球，即便自己沒辦法打了，都還想盡辦法把自己一生所愛傳達給兒子。

相比起來，邱俊文的起步十分坎坷。棒球夢受挫的父親邱德聖並不贊成他打棒球，不但曾對他說「打球並不能讓你未來人生有比較好的發展」，甚至還曾到學校警告教練「不准讓我兒子打棒球。」

年幼的邱俊文並不知道，為什麼父親反對他打球，但家中擺滿了各式獎盃獎狀，甚至還有一些球具，卻又對棒球隻字不提？只有一次，他從父親的口中聽到「我小時候代表國家打了一場很重要的比賽」。

「那時候其實沒有什麼概念，是後來聽我媽媽講，我才知道爸爸以前曾經那麼輝煌，」邱俊文說。

1990年，中華職棒開打，開幕時邀請還在世的第一代紅葉球員到場，這是第一回，消失了20多年的他們終於又出現在世人的眼前。當時正在念小學的邱俊文與余賢明也陪同父親一同見證了歷史性的一刻。

邱俊文記得很清楚，那一年不只是職棒元年，也是原本反對他打球的父親，開始教他打球、鋪棒球路的一年。甚至在父親的病榻前，他和父親約好了要去打職棒，為自己也為那些被歷史遺忘的叔叔伯伯們爭一口氣。

「我覺得他們已經逐漸釋懷了，一個是因為台灣有了職棒，棒球的環境愈來愈好；另一個是我跟賢明進了職棒，讓他們覺得自己當年的那場比賽是很有價值的，而且紅葉的孩子也能站上職棒的殿堂。」但是釋懷並不夠，邱俊文總覺得，這群叔叔伯伯們已經為過去大人們的錯誤背負了半個世紀，應該要給他們一些合理的評價，而不是只有「作弊」二字。

「我一直在想，如果那時候他們還能夠繼續打球，或許現在也都能當到教練，為台灣的棒球盡一份心力。但他們終究沒有這個機會，所以他們沒有做到的這些事，就讓我來幫他們做。」邱俊文現在擔任高雄普門中學棒球隊教練，對他而言教球並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為了替沒有辦法繼續打球的父親與叔叔伯伯們，為台灣的棒球盡一份心力。

第一代紅葉球員沒辦法繼續打球、沒辦法為台灣棒球貢獻的遺憾，身為第二代的邱俊文與余賢明兩人就一肩扛起。

如今，紅葉多凋零，釐清傳播與時代謬誤，應給紅葉少棒與當年戰仗對台灣棒球帶來的實際影響，一個公允的定位。

「我們一直在堆柴，但都沒有人看到。不過紅葉贏了那場比賽後，就像一把火，讓原本的木柴熊熊燃燒。」長年耕耘台東基層棒球的台東大學棒球隊總教練高克武這樣形容紅葉之戰。

「我們以前打球時都沒有受到那麼大的關注，看球的觀眾也不多，但是紅葉打贏那場比賽之後，確實明顯感受到棒球愈來愈熱，也愈來愈多人想要學棒球，不只少棒，甚至青少棒到成棒的球隊都冒出來了。以那時候台東的狀況，新成立的少棒隊超過60隊，到處都缺教練，結果就是我們馬蘭的這批球員開始去各個學校指導、傳授正統的棒球知識與訓練。」

高克武直言，自己也算是紅葉之役的「受益者」，因為從那時候開始，馬蘭的球員成了台東的明星，後來即便他們到了空軍棒球隊打球，每次返鄉時都會受到熱烈歡迎。

半世紀後再回首，高克武仍然堅信，不論（紅葉對關西聯隊）那一場比賽後來有些什麼樣的爭議，紅葉對台灣棒球的發展功不可沒。因為，如果沒有那場勝利，或許這50年來台灣的棒球路不會走得如此寬廣。

紅葉少棒燃起了台灣的棒球熱潮，然後消失在熊熊大火之中。他們不是台灣棒球的起源，而是台灣棒球的火源。他們星火燎原點燃台灣棒球野火，但也燒出了台灣拿學生棒球「為國爭光」的國族自卑與扭曲的情結。50年了，該還一個公道的除了當年的紅葉小將，還有更多被持續點燃棒球熱情中的孩子們──黨國時代已遠，一個單純健康的打球時代，來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