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在遭受近半年的職場性騷擾後，20出頭的W（化名）遞出離職信。

年初，從事文字工作的W甫來到這間公司就職，團隊氛圍緊密，隔壁部門的資深同事阿明（化名），是會與W傳訊息聊天的同事之一。但一個月後互動變調，阿明不僅會在下班傳訊息閒聊，還多次不經同意的肢體接觸，被明確拒絕仍我行我素。W私下和其他女同事求證，才發現好幾人有類似經驗，女同事警告她：「阿明會挑人，挑新人、看起來不太敢講的下手。」

W私下告知了主管，主管承諾處理，但W發現阿明仍持續來接觸自己，主管坦承幫不上忙：「公司就這麼小，不可能把你們永久隔離。」後來W提起性平申訴，不料調查過程，令她受傷更深，公司高層將焦點放在詢問W：有沒有曾經主動和阿明聊天？為什麼其他同事也有和W互動，就不覺得是性騷擾？

即便已經是數年前的事情，接受採訪時，W仍舊情緒翻湧，「性平調查過程跟性騷擾相比，兩者對我造成的傷害是1比1，我最後幾乎是認為『怎麼樣都可以』，趕快讓我離開，就算阿明沒被處分也沒關係。當然我最後知道他沒有受什麼實質處罰時，還是很生氣。」直到如今，阿明還在該公司任職，而W抱著渾身傷痕前往下一個職場，對外說法，是因為工作太累才離職。

W說：「如果有人不想申訴，我完全能理解。」

自5月31日，民進黨前黨工在Facebook控訴遭導演職場性騷擾，開了台灣#MeToo第一槍，近兩週來，在社群網站上公開性騷擾經歷的被害人，跨越政治、教育、文化、音樂、表演等各領域，不少是在職場發生。即便台灣早早就建立「性平三法」──2002年通過的《兩性工作平等法》（後改稱《性別工作平等法》，簡稱《性工法》）、2004年的《性別教育平等法》（簡稱《性平法》）、2005年的《性騷擾防治法》（簡稱《性防法》）──提供遭性騷擾依法救濟的管道，但20年來，這條路對許多被害人來說仍舊不暢通。

《報導者》爬梳近10年「性平三法」的性騷擾案量，帶讀者一覽，究竟每年全台性騷擾案件有多少？有多少申訴成功？申訴成功後，行為人又會付出何種代價？

縱觀三法實際運作，《性平法》相對最完整，有通報、保密、告知被害人求助管道等相對標準化的申訴流程；《性防法》則以社會局擔任最終調查、裁罰決定者，有公權力的介入；相較之下，只有《性工法》的申訴機制，幾乎完全仰賴公司自治，沒有詳細規定處理流程，也未有通報機制，主管機關勞動部長期未能掌握案件發生量，介入也相當有限，和其他兩法有很大的落差。

勵馨基金會督導鄭舒容自2017年開始協助性騷擾被害人，向我們解釋《性工法》的申訴流程：當被害人遭遇性騷擾，第一階段是向公司申訴，啟動性平調查、懲處行為人；若被害人對結果不滿，第二階段，可以請公司再調查。然而，《性工法》與《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沒規定公司性平會該如何組成，僅規定「包含雇主與受僱者代表」、「注意委員性別之相當比例」，部分公司的再調查常「換湯不換藥」，甚至連委員都沒換人，被害人仍無法獲得妥善處置，遭受更嚴重的打壓與創傷，最後離職。極少數被害人能撐到第三階段，向地方縣市政府勞工局申訴。

由於《性工法》的立法邏輯，是規範雇主要提供性別友善的環境，並未針對性騷擾行為人設定行政罰則；勞工局介入，是調查雇主有沒有在處理性騷擾時失職、而非調查行為人。鄭舒容協助的一位被害人向勞工局申訴，認為主管包庇性騷擾行為人，給予的處分過輕。勞工局一查，公司有開性平會、也有懲處，最終判定申訴不成立。

在台北市勞動局擔任性平會委員的郭玲惠說，進入勞工局的申訴案，審理通常看幾個點，包含：公司有沒有訂立性騷擾申訴辦法；是否有及時啟動性平調查；性平調查是否有開會；委員性別比例；是否有採取立即有效措施處理性騷擾；是否有歧視或打壓被害人，比如把被害人調職。她無奈表示：「但如果委員不公正、或沒有性別意識，那是私法自治，幾乎沒辦法處理。」調查完成後，勞工局僅針對雇主開罰。

這樣高度仰賴公司自治的申訴機制，也導致亂象叢生。

一是公司沒有公權力，若是在員工遭外部人士性騷擾的情境，很難有效調查、懲處。律師莊喬汝以近期民進黨前黨工遭外包導演職場性騷案為例，此案適用《性工法》，依法，民進黨可以用雇主身分，請導演前來接受性騷擾調查；不過，導演畢竟是外部廠商，假設不願意配合，其實雇主也沒強制力，頂多只能不再與其業務合作。

二是當雇主是行為人時，政府「建議」被害人可逕行向勞工局申訴，但並未明確入法。鄭舒容處理過幾件發生在自助餐店、機車行的性騷擾案件，職場就2、3名員工，行為人就是雇主本身，即便組成性平會處理申訴案，也是「球員兼裁判」，被害人通常都是離職、或被辭退。

6月12日，立委范雲、蘇巧慧、林宜瑾、劉世芳、吳玉琴等人舉辦「接住受害人，補上性騷擾申訴機制漏洞公聽會」，邀集衛福部、教育部、勞動部、警政署代表討論性平三法修法事宜，《報導者》整理公聽會中政府部門、與會專家、民間組織提出的修法重點，並訪問專家解析。

修法首要需補上的漏洞，是《性工法》申訴制度缺乏外部機制介入的現狀。

勵馨基金會公民對話處倡議組組長郭育吟代表組織受訪，提出應修法讓勞工局也有裁罰性騷擾行為人的實質權力：第一階段被害人向公司申訴後，若對結果不滿意，第二階段可直接向勞工局申訴，並請勞工局針對行為人進行實質的個案調查與罰鍰。

郭育吟表示，可規定公司性平調查至少需一位的外部委員參與、也要求委員具備的專業和性平素養；公司另應有心理諮商、法律諮詢等資源，提供給被害人。勞動部可以仿照衛福部、教育部，搜羅具有處理性騷擾專業的專家，建立人才庫，當企業需啟動性平流程時，就從其中聘請專家。

台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郭玲惠則提醒，讓勞工局對行為人罰鍰不一定能解決問題，因為對部分行為人來說，罰錢沒用，如調職等工作調整，才真的有意義，企業無法迴避內部處理的職責。她認為，勞動部可以給出準則，比如按照情節嚴重程度不同，建議採何種懲處，讓企業有所依循。

郭育吟分析，「目前的法令是公司做完調查僅『備查』，當事人只要不繼續往上申訴，主管機關就不知道。」相對於校園性騷擾是有疑似案件就通報地方教育局，她認為，職場性騷擾或許不用做到這程度，但可規定公司一旦受理申訴案，就要通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便可以掌握今年有多少企業有人申訴、最終成立或不成立，做通盤檢討。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晉芬則提出反思：建立通報機制，也有可能令某些主管更傾向吃案。張晉芬2018年曾在數間醫院內進行有關性騷擾的研究，調查3,000多位護理人員是否知悉職場內曾發生的性騷擾、後續如何處理、加害人是否受到處分。結果發現，知悉有職場性騷擾發生者近千位，將近一半都表示性騷擾事件後來「不了了之」。張晉芬主張，應明文規定公司必須公布有性騷擾事件發生與最終懲處，讓大家都知道性騷擾是有後果的，才能起到遏止效果。

律師莊喬汝直言，一些情節嚴重的性騷擾，對被害人來說是嚴重的心理創傷，「6個月絕對不足以讓一個人從驚嚇，到創傷，到有能力去提告訴，」很多被害人因此喪失救濟管道。莊喬汝提到，在刑事部分，過去已有討論，是否要將性騷擾罪改為非告訴乃論，就不受6個月時效限制，而享10年追溯期。

但性騷擾的犯罪樣態多元，許多不同情節輕重的個案也可能遇到相同困境。社工督導鄭舒容和我們分享實際服務案例，有人是一年前看病時遭性騷擾，當下因沒證據選擇隱忍，但又因這一波#MeToo運動被觸動，才打來向鄭舒容諮詢是否能用法律維護權益；有人是去年在公共場所被故意觸摸臀部，觀察一段時間，赫然發現行為人是慣犯，也襲擊他人，故站出來提起性騷擾罪告訴，但這些個案受害時間都已超過法定時效。

郭育吟提到時效訂立的難點：性騷擾證據搜集不易，若時效延長，當事人證據更可能隨著時間佚失。要怎麼訂，才不致於過度消耗行政、司法資源？有待各界討論。

郭育吟說：「性暴力要能夠遞減，一是法律制度要能夠確實建置，這是最低層次的保障，但社會氛圍跟重要他人要一起提升，這樣當事人才有辦法有能量說出口。」

受同事性騷擾的W則告訴《報導者》，她是在提離職那一天，才敢提出性平申訴。行為人是資深員工，而她當時只到職半年，「跟主管講以後，你才感覺到：我是要被修理的人，而不是行為人。那時候我還擔心，如果未來去新公司面試，對方會不會打電話給我的前主管做背景調查？前主管會不會說我一言不合就提性平？」基於這樣的擔憂，離開這間公司後，W絕口不提曾被性騷擾的事情：「只要是未來可能有工作關係的人，我絕對不說。」

曾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受理職場性騷擾申訴的楊淑雲，2017年在論文《由實務案例探討職場性騷擾防治相關法律之適用與爭議》中提出實務數據：2008年至2012 年間，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計受理的46件職場性騷擾申訴案，8成都是離職後才提出申訴；勞工局後續追蹤，其餘案件申訴人也在申訴結案後自行離開、或被公司解僱，最終竟僅有2案申訴人還留在現職。

台大醫學院教授黃韻如日前在Facebook上揭露自己在2005年遭到言語性騷擾的過程，並發出一封給台大性平會的一封信。她接受《報導者》專訪時談起這段經歷，由於當時已經是醫師，遭到同儕學長言語性騷擾後，由她的丈夫向台大醫院提出性騷擾申訴，是台大醫院案號排前幾名的申訴案件，最後因證據不足而不成立，雖然沒有被逐出師門，但當時台大醫院的氛圍已經清楚傳達出「我已經不再是那個被信任的人」，只能離開台大到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

遠走他鄉後，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嗎？黃韻如透露，2018年她以玉山青年學者被延攬回台，台大正在審核時，就傳出當年性騷擾的行為人結合其他力量希望台大醫學院不要核准。說起這段過程，黃韻如想表達，即使過這麼多年，在國外擁有學術成績依舊會遭到這樣的對待，台大醫學院應該是台灣最進步的地方，但在性平方面卻反而落後社會很多，這就是台灣目前的社會氛圍，絕對會影響被害人站出來的意願。而她現在站出來說出這段經歷，就是希望為#MeToo運動帶來多一點動能。

范雲今年3月陪同遭到下藥性侵的被害人開記者會，行為人就是當年對黃韻如言語性騷擾與霸凌同事的醫師。黃韻如表示，沒想到經過這麼多年後，當年嘴巴很壞的醫師已經進化成這樣，這種姑息主義讓問題持續惡化，所以希望這次站出來能讓社會看到，當性騷擾無法被及時處理時，仰賴權勢的行為人會愈來愈大膽。

如何讓性騷被害人能申訴，而且申訴後不是傷痕累累的離開，而是能看見光？在修法的同時，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在社會強大壓力下，行政院在7月13日提出「性平三法」修法草案。立法院加開臨時會經歷兩週討論後，7月28日立法院三讀《性別平等教育法》，31日立法院臨時會最後一天，三讀《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法》，新版性平三法將在總統公告後即刻生效，部分條文則將於明年（2024）3月8日婦女節上路。

新版《性工法》終於引入公司發生性騷擾案件需向勞工局「通知」的機制，也首度規定受害人如不服公司性平會申訴結果、或遭受公司雇主騷擾，可以直接向勞工局申請調查，補上一大破口。新版性平三法並將利用雙方不平等地位的「權勢性騷擾」者，視為特別嚴重的犯行，在民事、刑事、罰鍰上都加倍重罰，並給被害人較長的申訴期，跟可以繞過內部處理、直接向主管機關申訴的機會。

性平三法修法詳情與過程，請讀：〈#MeToo催生新版性平三法：5大修訂重點更有助被害人嗎？是否有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