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慕蓮（Louisa Lim）在《香港不屈：不能被磨滅的城市》（Indelible City: Dispossession and Defiance in Hong Kong）中寫道，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她引用文化評論家亞巴斯（Ackbar Abbas）的評論，香港是「一種消失的文化，這種文化之所以會出現，就是因為它總有一天要消失」。未來當我回憶2023年的時候，除了這尚稱過早的對香港的悼念外，或許消失的還有八旗文化的總編輯富察，以及疫後人文社科或泛稱知識書在社會的隱沒。

在所有的書店年度榜單中，人社讀者社群堅實的Readmoo讀墨，或許是最值得參考也最令人心驚的。攤開從2018年起6年變化，人社書銷售暴起暴落，從銷售金額是漫畫書的9倍以上，到2023年被漫畫超車，銷售金額與數量從2019年後皆節節敗退。徹底解封加上總統大選的2023年，人社書的持續萎縮，似乎說明社會的變動並不需要這些出版品。

為了回應這樣的消逝，春山、左岸、八旗、衛城與臉譜，幾位同業又擠在一間小小的會議室商討是不是該一起做點什麼。看著大家誠懇與困頓疲倦的臉孔，我想起十幾年來，類似場景早已發生過。人社書的工作者或許是最不甘被消音的，因為我們做的書，就是一種發聲。在許多出版者聚集的場合中，十多年來我總想著我們這類文化生產真的是一種生意嗎？對同業、書店甚至對讀者而言，或對我們自己來說，所謂的人文浪潮搞不好是一場夢幻，或僅是時代偶爾的特例。

2011年前後，出版市場的重新盤整，我們就像一群野孩子一樣，跟人家有樣學樣搞品牌。2011年我從一張桌子開始思考衛城的時候，發現讀書共和國已有一個人社書的同伴，是來自中國的富察，他的八旗文化當時已運作兩年多。相較於解嚴前已成立的出版社而言，這就像是大衛與歌利亞在資本與文化創意上的較勁，但這些大衛們很快就面臨第一波的挫敗與調整。

八旗有段時間退到只剩兩人編制，但富察已展現他海納百川的個性，找來完全不同知識結構的編輯一起工作。他最常和我講的一句話就是，「小瑞，我們的知識結構真是完全不同啊」，但何止是知識結構不同，個性也大不相同。當大衛們發現得要疊起來才能和歌利亞一樣高的時候，在那些聯合策劃的討論中，我總對他富有動能但又歪掉的活動文案加以反駁與白眼，那是八旗、左岸、廣場與衛城會在週六殺去台中東海書店建立讀書會據點的時候。一次四家編輯與行銷擠在一台廂型車，富察作為運轉手錯過交流道竟直接在高速公路倒車，惹得全車大叫，一邊說，該不會四個出版社今天就要滅了吧。

2015年4月，因為誠品書店在銅鑼灣插旗營運已兩年多，想找台灣出版社過去和讀者交流，富察跟我又帶著八旗與衛城的路線過去和誠品、香港三聯與獨立書店朋友們講座，也拜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與香港文學館，中間還接受如今已消失的香港《蘋果日報》訪問，也有獨立記者陳曉蕾的場邊觀察評論。曉蕾有天晚上帶我們去酒吧，三人的對話如今已記不得，只留下香港仍留著前一年雨傘運動的溫熱印象，而我們也經常被問及三一八運動後的台灣。

在搭乘渡輪、去銅鑼灣書店或搭纜車在山上亂走，這是我們作為同業聊天最多的三天，我們談自己對出版的理想，以及這幾年從現實中的頓悟，似乎在雙方的差異中，照鏡到自己要做什麼。最後回到桃園機場道別時，有種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意味，我知道我要更往本土出版品的扎根而去，他則是要做更多中國主題，以及擴展銷售建立八旗的版圖，他當時成功把過去叫《痛快皇帝》賣得很差的一本書，改成《朕知道了》，讓這本書鹹魚翻身，這個例子讓他對自己在行銷的進化胸有成竹。

我們對彼此有許多批評，當中我對他的批評就包括這本書的書名，我認為這是一種媚俗，但他認為，衛城《湖南人與現代中國》的書名，簡直就把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精采的歷史研究，變成毫無光采的一本書。我們總是在這些事情針鋒相對。然而作為中國人的富察，卻也是十幾年來最會觀察我的本土出版品的同業，會刻意買一本閱讀，當然一樣給予毫不留情的意見。他經常提起他對非虛構寫作的心得，他如何做筆記破解寫《尋路中國》與《奇石》的何偉，以及寫《列寧的墳墓》與《橋：歐巴馬的生命與崛起》的大衛．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的書寫後台。他有次很興奮地說，他找出他們兩個的模式，但覺得何偉還是技高一籌，雷姆尼克仍有弱點。他也點評他所知道的中文作者，雖然大多時候我都是靜靜聽，但其實他也會靜靜聽，我那些非常難以對他人啟齒的自製書夢想。可能因為富察並不羞恥於說出自己的野心，也讓我願意說說看。

但我其後的堅持，果然逐年遇到嚴重的困頓，終至必須結束衛城的歲月，離開共和國集團，重新再起春山出版。回頭看那段時間他給我的訊息，是各不相像的大衛們，給予的關懷與陪伴，一直到我自立幾年後，人社書又在疫情遭遇困境，有天他說想來找我聊天，想知道我在本土書近來的想法與開展是什麼，那是他消失的一年前，已經歷「興亡的世界史」套書成功的高峰，雖然八旗果然照他原先的願景，有了諸多旗主，在政治與歷史出版上儼然是個小王國，但世界史之後呢？他苦惱地跟我說，下一步很難走。

我們當時在小麵店，雖然同樣眉飛色舞，但可能多了一點年紀與現實的磨練，夢想有了謹慎的外衣，但我們不會知道一年後會發生什麼。2023年春天聽聞他在中國消失的事情，一直到整個2023年過去，我才明白已經不會有同業來問我，台灣本土書的未來是什麼？或者坐下來，各自講一些做不到的事情。

而在出版業熱鬧展開2024年計畫與迎來國際書展的時候，在那些銷售排行與得獎致詞中，我總覺得大衛們的故事不該這樣結束，曾有一位大衛的掙扎也不該就此淡去，那才是這個行業珍貴的記憶。於是又有一群更年輕的大衛們和我擠在小小的會議室，想著這個時代的關鍵字，雖然富察暫時沒辦法在這裡反對我們。

P.S. 2020年10月開始，應榮幸大哥之邀，我跟富察在《報導者》寫出版觀景台專欄，雖然因工作庶務繁忙，最終我寫了5篇，富察寫了3篇，無力為繼，但或許在出版觀景台回顧2023年的意義與對富察的記憶，是我很想留給讀者的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