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個人有限的觀察，中國史的研究和出版最集中繁榮之地，似乎是日本、台灣，當然還有中國自己。簡化的說，在中國，中國史是「我者」，雖然擁有某種程度上學術研究的自由，但歷史更多是官方的禁臠；而在日本，中國史（東洋史）是不折不扣的「他者」，岡田英弘的《中國文明的歷史》及其夫人宮脇淳子的《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則更是持右派立場；在台灣，中國史的研究和出版則介於「我者」與「他者」之間。台灣史曾經是中國史的邊陲荒涼部分而被一帶而過，但如今獨立而繁榮。甚至有出版者的語言反過來強調──「中國史」是「台灣史」的重要部分。

中國史是台灣的「我者」還是「他者」，抑或介乎二者之間的曖昧拉扯，大部分書店的一線店員深有體會。今天的讀者如果來到書店（包括網路書店）的歷史書區，會看到其類別一般是台灣史、中國史、世界史平等並置；然而十幾年前的讀者如果想在誠品敦南店找一本台灣史的書，據我諮詢過的一位誠品書店前店長說，這位讀者「或者是怎麼找也找不到，或者是必須蹲下來，到政府出版品的類別裡、或出版社類別（比如玉山社、前衛）的書架上去找。」

我充分理解這位讀者的辛苦感受，因為我在2012年出版《最寒冷的冬天》這本書時，才愕然發現台灣出版的韓戰、越戰、太平洋戰爭等主題少得可憐──如果有，也多是中國視角下的抗美援朝、抗日戰爭、對越自衛反擊戰之類。結果最終，我也是不得不蹲在地上、在誠品信義店的戰爭書區中的底層，在一排描寫一戰、二戰的書籍裡找到了孤獨無助的《最寒冷的冬天》。

然而台灣史的「最寒冷的冬天」已經遠離，春光明媚，台灣史已從中國史「獨立」出來，形成了單獨的分類。台灣史出版品也不斷增多、茁壯成長、蔚然成林。然後它開始蠶食書店的書架空間──從書架的一層擴展為整個書架，再擴展到一個專區。但這個過程並沒有排擠中國史的空間，毋寧說，台灣史的出現豐富和擴充了東亞歷史的內涵。

東亞大陸的歷史，實際上包容了蒙古史、維吾爾史、西藏史、滿洲史、雲南史、吳越史等眾多可以相對獨立展開的主題類型。「台灣史變成若干個獨立書架」的故事是一種啟發和象徵。我曾在沖繩的淳久堂書店裡，看到琉球史和琉球相關研究的書架盤踞了一個醒目的書區，而這和日本史並不衝突。我也曾經在日本的書店裡看到上百種「滿洲史」佔據了若干個書架的景觀而感到驚訝不已。心裡想，如果這些書籍都翻譯成中文，那麼被中國史控制的「東北史柑仔店」的空曠貨架一下子就會變得琳瑯滿目。

「中國史」力圖把東亞大陸的過往全部吞下，鐵板一塊，視為中央支配的大一統體系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國內部出版的「中國史」都很難擺脫──即便是學術研究，也只能在審查的紅線邊緣徘徊不前。最近復旦大學歷史學者葛劍雄所引起的爭議，再一次證明此點：這位75歲的老人說，中國古代的歷史都是為了維護當朝的政治合法性，當代的歷史則是肯定執政黨（中共）的政治合法性，所以近代史就是政治，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也是政治，歷史就是宣傳，而不是所謂「學術」。

可以想見，在中國內部出版的「中國史」如果不削足適履，就要指鹿為馬，而無論如何都要符合中國版的政治正確。我感到遺憾的是，台灣出版界其實不自覺引進不少這種中方政治正確、但披上各種趣味搞笑外衣的中國史，這是某種歷史領域內的紅色滲透嗎？把符合中國官方定義的概念輸入到同文的台灣──然而「中國」到底是一個地理空間或文化空間，還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歷史的國家？如果中國是一個「國家」，那麼10世紀東亞大陸上的遼國、金國、宋國和「中國」這個國家的關係是什麼？

大量出於市場利益驅動而引進的簡體版歷史書，似乎證明了台灣對待中國史的態度依舊糾纏於我者和他者之間。作為卡爾．巴柏（Karl Raimund Popper）著作指涉的開放社會，從自由市場和言論自由的角度而言，台灣出版界引進簡體版中國史並不是問題，我認為值得觀察的是讀者的接受度。從書店的排行榜以及陳列來看，台灣依舊存在大量以「我者」的思維方式看待中國史的讀者（當然不排除他們同時也可能會閱讀台灣史）。

然而「中國史」實際上是高度簡化的分類，這個歷史抽屜裡胡亂塞滿了一大堆在時間和空間上都非常異質性的東西。這更難讓人理解真實的歷史。我在5、6年前曾經向書店提議，是否可新增加「內亞史」的分類，把原本被納入「中國史（邊疆）」的新疆、西藏、蒙古和滿洲等主題書籍搬到「內亞史」的標籤下。這些地區雖然今天屬於「中國」（PRC）的行政轄區，但歷史上大部分時期並非「中國」（地理文化空間）。真實的歷史反而是，來自內亞的政治勢力（匈奴、鮮卑、蒙古和滿洲）多次控制並主宰「中國」。

所以一部中國史，本質上是一塊東亞大陸的歷史，而「中國」正如它的表面意思，是一塊處在中間的土地而已。用中國史來稱呼東亞大陸史，這就好像用羅馬史來稱呼歐洲史一樣，雖然「神聖羅馬帝國」和眾多自視為「第三羅馬」的政權存在，但羅馬並非歐洲。如果神聖羅馬帝國並不是羅馬，又怎麼可以簡單粗暴的認定蒙元和滿清就是中國呢？

回到台灣的出版，我認為台灣距離日本那樣，只挑選非常有見地的中國學者之研究而翻譯引進，可以從容不迫地面對中國史這個他者，路途還很遙遠。語言相近應該是最根本的原因。即便這幾十年來已經在媒體和教育領域築成了不算大的史觀堤防，但在無遠弗屆的網路時代，似乎更難防止文字和語言的滲透。更何況，台灣的中國史巴士上，車上乘客所見的歷史風景及其歷史想像也是各自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