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中旬以來，台灣棒球與東京奧運（資格賽）就像是一對現實中難以為繼、但卻勉力維持著關係的愛侶。扛下組訓賽權責的中職，在本土疫情爆發後無法主辦資格賽的現實下，率先宣布基於選手健康，將不組隊競逐東京奧運資格。

但作為棒球運動與國際組織對口的棒協，卻無法斷得如此瀟灑，從籌組業餘代表隊、尋覓訓練基地碰壁之後，方才於6月2日晚間宣布放棄組隊，並提報體育署核可。

從網路上的反應看來，中職的決定，得到了絕大多數球迷的讚許；一度積極補救並籌組出賽的棒協，反倒背負著一片罵名。畢竟疫情當前，運動員的健康與生命是最重要的價值，為何還要讓業餘棒球員和旅外的選手冒此風險？這是來自球迷普遍且合理的質問。

但如果我們暫將目光從國球移開，與此同時，我們卻看到女籃3對3代表隊遠征奧地利並轉戰匈牙利、跆拳道選手在約旦奪下4張奧運參賽門票、黃義婷赴東京取得划船奧運門票，甚至與奧運無關的台灣男足也即將遠征科威特，繼續被疫情打斷的世界盃會外賽。難道，非棒球項目的運動員的健康與生命不重要嗎？

在台灣，多數運動項目的生態與集三千關愛的棒球是完全不同的。多數代表台灣出賽的運動選手，如田徑、舉重、跆拳等，都欠缺職業運動環境所能供給日常養分，多少都抱著「四年寒窗無人問，一戰成名台灣知」的賭注。

職棒選手本身已有相對優渥而讓其他運動員艷羨不已的待遇，所以有本錢向移至墨西哥的棒球資格賽、甚至東京奧運說「不」，但那不是郭婞淳（舉重）、羅嘉翎（跆拳道）或是黃筱雯（拳擊）等人可以擁有的選項。畢竟沒了奧運，連拿成績的機會都沒有，自然也不會有後續延伸包括國光獎金、教職與學位在內的可能生涯禮遇。運動員生涯極其短暫，這一屆沒了，可說不準三年後巴黎奧運的身體狀況：頂尖女性舉重選手巔峰平均是25歲，屆時郭婞淳已經30歲了。

結構（structure）與能動性（agency）間的拮抗，一直是社會學至高的命題。為什麼疫情之下，全世界的運動組織一再做出違反常理、甚至人性的決定？這些看似正常人的運動官僚，何以冒著千夫所指，說出匪夷所思的言論？因為現代的運動組織結構已然是個盤根錯節的超國界機器，涉身其中的運動官僚以及運動員，身處結構下的何種位置，就必須換上何種腦袋，聽似殘忍，卻是真實。

從日本國民、各國運動員的個人層次、到東京都、日本國乃至世界體系，甚至人道精神，都需要犧牲而為奧林匹克這個結構獻祭，就是此等道理。當運動由最純真的遊戲樣貌，演變成宗教儀式、進而成為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棋子，出賣靈魂後的獻祭是必然的。

也因此，IOC要求東奧選手及相關人士簽名的風險同意書中，把COVID-19等傳染病引起的健康問題推給與會者「風險自負」的責任，尤其還警告與會者，COVID-19疫情對身體造成嚴重影響及導致死亡的可能性。這是IOC前所未見的誠實，因為即使上屆里約奧運，在茲卡病毒肆虐下，也未曾以如此白紙黑字的方式表明風險。彷彿IOC雙手一攤：「疫情就是這樣，我們當局無能為力，是你自己要來的喔！」

所以，東京奧運以及下屬的各項目資格賽已經如火如荼地進行中，在IOC一聲令下，所有各國際運動單項協會必須在今年6月29日之前，完成所有項目的預選工作。儘管疫情在全世界各地仍有不同程度的衝擊，相較起2020年，有些國家甚而更為嚴峻（台灣當然為其一），為何硬要辦？其實凸顯的是奧運已經是個純然商品化的超大型運動賽會，其實它不並不比NBA、中職或歐洲冠軍聯賽來的超然而純粹，它只是個用「國族」這個看似天然的人造物，作為外包裝的商品。

現代奧運的源頭，是1896年古柏坦爵士（Pierre de Frédy）以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為典範，挪用了這個原本用以榮耀諸神的宗教祭典，但是在第二與第三屆，也就是1900年巴黎與1904年聖路易這兩屆，都是依附在當時於該地主辦的世界博覽會（World’s Fair）之下。自此以降，奧運儘管名義上仍為人類體能「更高、更快、更強」的展示，但與跨國經濟、政治難以脫鉤，以國族身分來包裝商品邏輯，讓奧運成為一個各國無法抗拒的商業巨獸。隨著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大開職業選手進入奧運之後，這樣的轉變更加難以回頭。

迄今種種跡象顯示，延遲了一年的東京奧運應該是非辦不可了，IOC資深委員龐德（Dick Pound）也說了，「除非世界末日（Armageddon），否則東京奧運是必然的。」一年過去了，世界疫情並未戲劇性地結束，去年東京奧組委尚有保險作為緩衝，並取得約500億日圓（約新台幣125億元）的賠償，但今年保費隨之高漲、並未再保，這一次，東京奧組委可是在毫無保險下、完全曝險的財政懸崖；況且，奧運的取消權，自始至終都是在國際奧委會手裡，所以東京奧組委、東京都乃至日本政府都只有「一生懸命」地埋頭前衝，除非能與國際奧委會達成共識，否則再怎樣，他們對外的官方說法，一定是按照7月23日開幕的期程走下去。

所以儘管千夫所指，再怎樣，今年東京奧運勢必會辦下去，只是會是什麼樣的規模、形式與成色，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但至少打著東京奧運為名的運動賽事，是無論如何都必須辦下去的。

更何況，原本就已經投下1.35兆日圓（約新台幣3,770億元），延遲一年又再追加約2,000億日圓（約新台幣502億元），這一切已無法回頭。直接取消，自然就是零收入，但若以東京奧運之名來辦，贊助部分，至少就能獲得與贊助商斡旋的可能。就算沒有現場觀眾，但全球仍有35～40億美元（約新台幣970～1,100億元）的轉播權利金收入，參照近20年來IOC與各國奧組委分帳的經驗，當中日本奧組委應可分得一半、約17～20億美元（約新台幣470～550億元）左右，雖然那也只是把這一年延遲所多付出的成本給抵銷而已，但聊勝於無。

現代體育的結構，除了是商業運作下牢不可破的複合體之外，國際與各國運動組織間的關係，打著非營利組織之名，更加深這牢不可破的約定獨佔事業。在奧林匹克的古典系統（The Classic Olympic System）中，由IOC主導，國際單項運動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s, IFs）與國家單項運動協會（National Federations, NFs）都是一對一、且不容挑戰的體制。

以2014年日本遭國際籃總禁賽為例，就是因為當時日本國內有BJ League與NBL兩個職籃聯盟，違反了國際籃球總會（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Federation, FIBA）所規定的「每個國家的籃協都必須能掌控一個明確的頂級聯盟」，而在此禁令下，日本倒是旋即開啟兩聯盟整併，新面貌的B League與日本籃壇，更有突飛猛進之勢。

然而，不是所有來自國際單項運動總會的干預都是正面的。例如在前任主席布拉特（Sepp Blatter）任內的國際足球總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 Football, FIFA），弊端叢生，各國土霸王林立，就是由於各國運動協會，往往挾著禁止各國「政治力量干預」這道免死金牌，行貪汙、壟斷之實。一但各國體育主管機關欲進行改革，一聲「政治力量干預」，就迫使相關改革工作收手，以免換來來自總會最高可至停權的懲罰，肯亞、希臘、印尼等國的足協都曾受此苦果。

F與NF彼此從屬關係的壟斷，使得各種形式的改革困難重重，畢竟上命難違。猶記得亞洲盃男籃資格賽，因疫情之故一延再延，而每一次亞洲籃協宣布開賽，台灣要派隊出賽時，也都面臨著去與不去間的拉扯，從去年11月的卡達、今年2月的東京再改回卡達，這歹戲已拖棚了3次，最終唯有靠著承辦國放棄比賽，各國籃協與球員才有解套的空間。

如今，台灣疫情嚴峻之際，男籃隊又要在6月中前往菲律賓。疫情來襲，各國際運動組織這刀俎下，我為魚肉的艱難現實更加凸顯。台灣棒球在世界棒壘總會（World Baseball Softball Confederation, WBSC）的地位，與籃球相對於國際籃球總會的處境不可相提並論；籃球一旦棄賽，二話不說，典章中的各項罰則必然伺候，而台灣儘管在世界棒壘總會內是舉足輕重的成員，但到底棄賽一事茲事體大，即便有健康與生命這最為充分的理由，依舊必須做足全套。

所以，為什麼三級防疫警戒下，中職瀟灑地揮揮衣袖了，棒協卻必須組教練團與擬出球員大名單，最後才以台東與雲林縣政府拒絕國家隊移訓為名，放棄派隊前進每日仍有超過2,000個新確診案例的墨西哥；這就是因為奧運系統下，IOC一聲令下，世界棒壘總會與中華台北奧會必須聽命，為了維繫各單項協會的運作，「參賽」正是其中一項重要的義務。

COVID-19疫情下，這要求當然不合理，但這正是一面照妖鏡，凸顯出這壟斷體制的荒謬之處；百年蘊積的國際運動組織結構，即便是一場千年一遇的疫情也無法撼動。在此結構下，就算台灣棒協諸長們通達情理，民意與球員權益兼顧下，也不能說不去就不去，必須（至少看來）窮盡一切備戰準備，才能向世界棒壘總會與授予經費的體育署交代。

近數十年來，奧運面貌已經大幅改變，1984年洛杉磯奧運開啟了商業贊助的大門；1988年起、1992年，全面放寬職業運動員參加奧運會，業餘主義全面棄守；這讓傳統的奧林匹克基本體系有了轉變。

除了基本的5個成員之外，各國政府、贊助商、職業運動聯盟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更是當今奧林匹克體系中不可或缺的要角。加上各國政府涉入漸深（這就是為什麼棒協決定棄賽，仍須提報體育署的原因），以及一連串爭議與改革後所成立的中立組織，亦即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World Anti-Doping Agency, WADA）與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CAS）。

因此，當前的奧林匹克系統已經是如此繁複，彼此間，時而利益共同體，時而權力牽制與傾軋，但IOC依舊是整個系統的核心，只是當這些利害關係者都以商業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並緊密相依時，更難撼動這個堅實的系統，除非有夠顯著的利害關係者登高一呼，才有改變的可能。

2020年3月，正當IOC與日本奧組委仍舊堅持如期舉辦之時，加拿大奧委會出面開了第一槍，宣布在得到該國運動員理事會（Athletes’ Commissions）、全國單項運動協會（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以及加拿大政府（Government of Canada）的支持下，不會派隊參加原訂於2020年的東京奧運，並呼籲東奧延期1年，隨後澳洲奧委會也跟進。前兩張主要的骨牌倒下後，延後一年成為奧林匹克系統全體共識。

也就是說，這樣的系統下，依舊能有符合常理、人道的能動性的展現，並得以上達IOC天聽，一但不容樂觀的是，那可是加拿大與澳洲兩大主要國家出面的結果。畢竟國際體壇依舊是國際政治權力的角力場，台灣，顯然不具此撼動力。

因此，於外，國際政治以及體育實力下，疫情下派隊出賽成為必然。成熟的棒球環境，使得中職與球員利益共同體可以同一陣線；棒協，這個奧運系統下的NF，則必須更費周章，讓各利害關係者都能有完滿的台階下。於內，對於已有完整職業賽事的棒球員而言，奧運成了選項，而非義務，但多數台灣其他運動員的前途仍繫於奧運一役，此層層結構下的能動性，幾希矣。

2021年後，歐美挾其經濟與科技優勢，有疫苗助陣，在回歸疫情前生活的步調上搶了先機；全球南北政經對抗下，原本就弱勢的國家，更被疫情拖累著。但此次在奧林匹克系統中，恐難再有歐美要角高唱反調，邊陲如我，除了棒球辭演了這場荒謬大戲之外，其他的運動總得還要參上一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