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違3年，繼2019年4月後，國際運動社會學者的年度聚會──國際運動社會學年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y of Sport Association, ISSA），終於在德國杜賓根大學（Universität Tübingen）展開。

ISSA是1965年在巴黎成立的學術社群，旨在結合來自全世界洞悉運動場域中的議題，並以社會學為切入視角的學者，目前與北美、南美、歐洲、日本、韓國與台灣等區域的運動社會學會合作，並出版《國際運動社會學評論》（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目前有來自36個國家、超過300名的會員，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運動社會學學術組織之一。

與絕大多數的台灣人一樣，筆者兩年多沒出國，蒙灰的行李箱、沒過期的護照、外幣夾中的歐元、符合歐盟規定的口罩、各式不時之需的居家良藥一一生疏地確認。登機後，迎面是比預想中還多的乘客，再增添了這兩年來習慣性的人群恐懼。在伊斯坦堡機場轉機，迎來更加震驚的景象：幾乎沒人戴口罩！到了德國，僅有大眾運輸工具上移動的人們戴著口罩，但下了車總是迫不及待地扯下。儘管行前聽聞歐洲已經正常過日子，但親眼所見，震波依舊強烈。

速度與距離都是相對的概念，這兩年多以來，每個人被疫情圍困下看似的不變，其實隱藏著更多令人措手不及的驟變。

對許多人來說，護照是疫情下最派不上用場的東西。剛當上新手媽媽的英國好友、諾丁漢純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資深講師艾莉・波絲（Ali Bowes）想帶著孩子一同赴德，才發現疫情期間英國人護照過期的人太多，要幫小諾亞（Noa）新辦護照得等上兩個月，只好作罷行程。遇上脫歐後首度出國的蘇格蘭摯友艾倫・拜爾納（Alan Bairner），一定不忘虧他：「現在你知道我們入境時排在『其他護照』（All Passports）這條線，有多漫長了吧？」

幾番周折，儘管少了些熟悉的面孔，但國際運動社會學界的大家都勉其力抵達了德國。也許是3年未參與這些學術活動，大家生疏了些，連活動的安排都讓人有些許「驚喜」。首日報到處與專題演講的場地在校園的兩端，如果要走路，得在蜿蜒的丘陵間花上50分鐘，搭公車也必須先回到市區轉乘才能抵達，此時，歡迎會上的研討會主辦人，杜賓根大學教授阿斯尬・提爾（Asgar Theil）拿起麥克風說著：「請大家移駕到運動科學中心，我知道有點遠，但你們都是高級知識分子，你們一定都會找到路的！」

回想2017年自己在台灣主辦國際運動社會學年會的經驗，作為東道主的我們，怎麼可能如此怠慢遠道而訪的貴賓？同樣的狀況下，當然是接駁車待命，加上工作人員悉心呵護與指示著他們前進的路線。但德國人不卑不亢、友善但不逢迎的待客之道，將與會的各國學者視為更為成熟的獨立個體，本來嘛，空間裡的移動，不但是更真切貼近一座城市的方式，更是理解自我的旅程。

3年了，世界的變化、至少是在運動世界的變化來得讓人措手不及，運動社會學者以社會參與為己任，這幾年來疫情、種族、性別、全球化、戰爭、國族主義接連丟來一顆顆刁鑽的變化球，疲於接招之際，另一方面，自身也同樣感受到來自（後）疫情全球高教體制與資源的變化。

在諮詢委員會議中，學會理事長麥可・山姆（Michael Sam）拋出一個話題供大家集思廣益，也就是請大家研議未來的研討會：是否有可能不再是每年實體舉辦的形式。

此話題令我頗為驚訝，原以為在COVID-19兩年多的疫情下，蘊積的學術能量和厭倦遠距會議的心態下，更應該讓大家珍惜這每年難得的聚會才是。但是全球高教在疫情衝擊下，研究經費著實受到極大影響，包括山姆本人所在的紐西蘭，因所處地理位置之故，前進世界各地的差旅費用總是十分高昂，因而首當其衝；連位處歐洲中心的洛桑大學（Université de Lausanne）的露西・邵克（Lucie Schoch）也提到，瑞士政府以環保為名，大幅減低各大學搭機參與國際會議的交通預算。

台灣高教當然有著我們的問題，但與各國學者所擔心的重點不同。台灣在科技部的支持下，出國參與國際研討會一直是重點補助項目，在每年的研究計畫申請案中也是連帶補助，鼓勵出國與跨國合作，這是台灣作為島國重要的視野，而這國際交流的場合，也正是了解台灣與世界相對位置的方式。

東亞各國在此次會議中遠低於過往的出席率，也顯見了東亞在（後）疫情的步伐上仍在追趕中。以往總有極高出席率的中國，在堅持清零的與世隔絕策略下，僅有原先已在海外的年輕學者與會，日韓學者的出席同樣遠不若以往。而台灣反倒在逐漸與病毒共存的生活途程上，此次有來自國體、致理科大、台大、台師大等多校老師共同參與。主要在於此次年會中的重要議程，包括本人所主持的國立體育大學與英國運動研究重鎮羅浮堡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台英批判運動網絡的圓桌專題，在科技部的支持下，支持年輕學者的跨國交流。之前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為台英有著共同研究領域的運動社會學者配對交流，希望促成學術網絡更進一步交流與合作，雖然有一些配對成功的學者因為學校及個人因素未能成行，但已經為台灣運動社會學的交流開啟新頁。

這計畫在執行的技術面上，雖然僅是個一年半的交流，但彼此之間情感面與社交面的往來卻已經超過10年，而那樣的羈絆，與其說是長期經營，但不如說是堆積於一個個不經意的真情時刻。

幾年前，在一次與艾倫聊天中，他提起他的母親是來自蘇格蘭的巴克禮家族（Thomas Barclay），我們之後就總愛用巴克禮神父在台灣的歷史地位與貢獻，刻意穿鑿附會地說著他與台灣這片土地的深厚連結。這位在國際運動社會學界中教父級的學者，事實上真的是個愛吃台式熱炒和用台灣花生配啤酒的蘇格蘭人，而他也正是台灣在國際學界中的重要夥伴，透過著作的出版、一場場的演講，為台灣發聲。與各國學者的深刻交流，讓他們理解並同理台灣的處境，也在2019年ISSA紐西蘭年會時，面對中國代表提出台灣更名為「中華台北」的無理提案時，在送交會員大會討論前就被擋下。

除了每年更新運動世界裡的研究主題之外，運動社會學學會的社交活動所搭建的情誼，也是這年度盛會的重要收穫。在酒吧裡，來自各國的運動社會學者一起看著德國與英格蘭足球比賽，就是個奇特的經驗──蘇格蘭人與德國人同一陣線，在比賽第87分鐘哈里・凱恩（Harry Kane）爭議性獲判12碼球，最終雙方戰平而若有所失的氣氛，從中領略到歐陸各國透過運動與國族身分認同的微妙。

每屆年會，最後一晚的聚會，是白天數十場學術發表之外的重要場合，各國的學者，不管是資深大師或是初入這領域的研究生，沒有國界、資歷之別，大家打成一片。疫情下空白的兩年，原本2020年就該在智利相見的大家，竟多隔了700餘天才相見，一期一會之感，格外強烈。年近70的艾倫，感慨道著許多老朋友已經不在這場合上出現，更讓我們珍惜這些相遇的時光。

晚會近尾聲，一群中年運動社會學家隨著音樂開始跳起舞來，身邊的學會前理事長克莉絲汀・達萊爾（Christine Dallaire）跟我說，這DJ一定是把1992、93年時候的歌都混音在一起了，我問她怎麼記得這麼明確，她說：「那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每天聽的歌，一定是那兩年的。」記憶與情感就是如此玄妙，一首曲子，一個吉光片羽的時刻，馬上可以將你帶回神往的時刻。而對我們來說，一年一年的聚首，2015年塞納河上、2016年多瑙河畔的匈牙利科學院、2017年的國體旁的香腸攤、2018年洛桑的乳酪鍋、2019年奧塔戈的毛利戰舞，都成了我們標記記憶的方式。

隨著會議一天天的進行，口罩、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距離感漸漸消退，返台前在杜賓根診所所做的PCR陰性結果出爐，也讓我更自在地與大家近距離接觸。然而，就在回台隔天，我收到來自疾管署入境採檢的確診通知，總是難免回想眾多可能沾染上病毒的時刻，是PCR陰性後的鬆懈？是那些告別的擁抱？還是那些約定明年渥太華再見的堅定握手？或許都是、但也或許都不那麼重要了。病毒依舊籠罩下與世界盡情擁抱，正是我們這兩年所懷念的溫度，如果確診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也許，那是值得的。

一直以來，運動社會學受到來自自然科學典範、主流社會學以及運動社會學內部的三重挑戰。不管是社會學或是以明確主題為範圍的運動社會學，多少都背負了來自自然科學典範，認定其是個「觀點」、或是選擇性詮釋的一個學門之眼光。在自然科學實證、量化的標準下，社會學在高等教育愈趨商品化的現實裡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背負不夠「科學」的原罪；而運動社會學，又僅被當成社會學大傘下眾多次領域的一個分支，即便是社會學中，也常常因運動文化本質，而被當成邊緣、不夠嚴肅的次學門。近年來，更有來自身體文化研究（physical cultural studies）的新興流派，挑戰傳統運動社會學的典範。在此時代氛圍下，所有運動社會學家都很清楚自己的批判性格與在野位置，也更讓彼此珍惜相濡以沫的時光，今年研討會的主題「社會學為何重要？」（Why does sociology matter?）多少正反映了這群知識分子的集體焦慮。

值此台灣國家運動科學中心成立之際，我們也清楚知道，運動社會學這領域不是個光鮮亮麗的學科，它不會帶來任何獎牌的榮耀，它甚至是隻唱反調的烏鴉，但那就是運動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批判距離，而那樣的距離，正是我們彼此緊密相依之所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