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20）3月，台灣的《壹週刊》正式停刊。該雜誌自創刊以來，所採取的扒糞與狗仔隊跟拍作風，雖曾引發報導不實與侵犯隱私權的爭議；但因為來自香港，少了政治與人情的羈絆，不僅不包庇、直指腐敗核心，成為民眾樂於爆料的主要媒體，更因追蹤報導政商巨賈、影視名流的私生活，每週三出刊的獨家內幕，往往是各媒體跟進報導的新聞焦點。

《壹週刊》雖然以刊載鹹濕與辛辣口味的八卦內容著稱，2002年3月間卻以調查記者謝忠良所撰寫的〈李登輝非法挪用35億〉為封面故事，揭露「國安密帳」（1994年國安局完成法制化工作之前，有超過35億元的經費並未繳回國庫，也未接受立法院監督）的來龍去脈。該刊固然因此遭高檢署檢察官突襲搜索，發行量卻高達30幾萬本，創下台灣雜誌業界史上零售的新高紀錄。

在《壹週刊》其他期數刊出調查報導時，也都獲得不錯的銷售量。閱聽人為何喜歡這類調查報導？

依照曾擔任20幾年調查記者、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林照真在《記者，你為什麼不反叛？》一書中的介紹，調查報導是指記者在相關社會事件中，藉由長期跑新聞所涵養的直覺，相信其中必有失當，或是某人一定做錯了什麼事，因而主動去發掘、查證，企圖揭露隱藏在其中違反社會常規的行為。

由於調查報導是要去揭露某些被刻意隱瞞的事實，題材通常關連到有權者與組織。以醫療人球案為例，調查記者不能只報導打瞌睡的醫生有無過失，更要去探究是否因為權貴病床不能挪移、醫改政策造成人力不足或其他因素所致。由於關心有權者是否說謊違法，並努力在媒體中揭發弊端，進而引發社會義憤，則其獲得閱聽人喜愛，自在情理之中。

各國新聞史上，因為記者的調查報導而驚爆內幕，讓政經名流認錯道歉，甚至辭職下台的事例，不在少數，如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即因《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他涉犯「水門案」而請辭。而由於這類報導往往懸疑緊張、衝突不斷，常成為影視節目的題材，電視劇《鏡子森林》即是台灣第一部以調查記者、媒體生態為題材的職人劇。

該劇共分三季播出，每季10集。劇情以虛擬的《火線新聞》報社為主軸，描述調查組組長高明（第二季是莊愛玲）、副組長侯方平（退休員警之子）、採訪記者陸子文（議長之女）、攝影記者余志陽（第二季是彭育安；第三季是邱以琳）從事調查報導的故事。

這幾年來，台灣影視界追隨他國先例，陸續製播了許多職人劇，例如《麻醉風暴》（醫師）、《最佳利益》（律師）、《生死接線員》（器官捐贈協調師）等。觀眾透過追劇，不僅可以洞悉各行各業的職場生態，瞭解不同行業的興衰，更可藉此探究人性價值與社會文化變遷。

有別於其他行業的是，報紙、廣播、戲劇、網路等傳播媒體不僅提供閱聽人大量的資訊、對話的平台，甚至已成為當代人們瞭解環境、認識社會的主要媒介。因而，《鏡子森林》在呈現記者的職場生態之餘，也映照著各行業的人生百態，政治權鬥、官商勾結、都更利益爭奪、黑道漂白、醫療人球等，無一不是現實社會生活的寫照。

尤其做的都是揭發惡習、擋人財路之事，《火線新聞》調查組記者希望秉持正義，堅持理想，寫出最真實的時事報導及人味情感之時，也勢必內外交迫，遭受各種威脅利誘。觀眾看了高明等人時時刻刻處在這種內心掙扎與兩難情境之中，心情總是跟著跌宕起伏，並企盼他們能鍥而不捨地揭露不公不義事件，以大快人心。

在這個人人都是「自媒體」、市場利益掛帥、新聞公關又大行其道的年代，記者在內部既要面對報社要求的點閱率，又要擔心主管將獨家新聞拿去作為交換利益的籌碼，並可能因忠實報導讓廣告客戶流失，引來報社同仁的側目。何況調查記者也是人，各自有其親情壓力、社會包袱。

例如哥哥希望高明妥協，不再報導無良建商的不利新聞，以便建商願意高價買下母親的房宅，從而解決經濟難題。而陸子文雖然有個權貴父親，卻一心想自立更生，沒想到仍是在父親的庇蔭暗助下，才得以進入報社。侯方平則因為是警政路線記者出身，除了有同掛的記者朋友需要彼此照應之外，三不五時也要寫公關新聞，幫警察說好話。

在外在環境方面，多數路線記者習慣於被餵養，等著新聞公關的供稿「交差」了事時，高明、侯方平等人則是充滿熱情，主動挖掘、六親不認、忍受孤獨。不過，他們在追求獨家新聞的同時，也曾犯了查證不足、核實不夠的毛病，並採取了若干狗仔跟拍、「製造」新聞事件的手法，甚至多次逾越倫理分際，或身陷險境，或引來殺機。

以第一集劇情為例，當時高明正與未婚夫舉行著訂婚儀式，這可是人生大事。但當她聽聞自己跑出來的獨家新聞──銀行經理監守自盜──主角「自殺」之時，內心的衝擊可想而知。因為當她向經理採訪查證時，對方可是下跪拜託她不要寫的，並對她沉痛的說：「妳當記者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毀掉別人的人生嗎？」

於是，觀眾固然不捨高明為了記者工作，訂婚儀式未完成即趕赴「自殺」現場；但《火線新聞》讀者們其實也該思辨：新聞真相真的如此？一個銀行經理有這樣的通天本事？還是背後有不為人知的內幕？

再者，陸子文身為議長之女也是人，加上她一心想要擺脫父親的羽翼，高明等人不探人隱私而不知她的底細，固然有其道理。但當陸子文告知同事：大奸商旺盛集團董事長廖勝利其實是以前躲過追訴的無良建商、他原名是「廖大為」時（第五集），竟然可以保護消息來源（她的父親）為由，不告知高明等人？

這不是特例。當擎天大樓開發案由星城集團得標，陸子文表示該集團是空殼子公司，高明已擔心陸子文可能遭人利用時，仍沒有詢問她的消息來源（第八集）。因而，當陸子文、余志陽跟拍取得市長蔡重生與前助理的緋聞照片，卻遭對手《今日報》獨家報導時，調查組4名成員只能彼此質疑對方，卻不知實際上是議長偷取了自己女兒儲存在電腦上的照片，餵新聞給《今日報》報導，以便攻擊政敵。

保護消息來源固然是記者的天職，但證諸各國實例，卻有不少成了製造假新聞，甚至是掩飾他人犯罪的藉口。尤其調查記者揭人瘡疤、高喊弊端，往往面臨他人提起誹謗或損害賠償訴訟的法律風險。是以，如何確保在新聞採訪中善盡查證之責，不致因報導錯誤而毀人名節，並避免在特定人物刻意洩密下，淪為他人攻擊異己的打手，似乎是記者們該省思的。

以傳播事業最發達的美國為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不只強調執法者應該遵守正當法律程序，也要求新聞報導的正當程序。因而，誹謗成立與否，採取的是「真實惡意原則」，亦即取決於記者涉案的動機，而不是看他們行動的後果。換言之，如果記者能證明自己的採訪、報導遵守了正當程序，「心無惡意」，縱使事後證明是錯誤報導，仍無須承擔法律責任。

在此意義下，我認為《公視節目製播準則》明定：「在保護消息來源的同時，公視基金會為對公眾負責，也應審慎查證消息來源所提供的資訊⋯⋯。儘可能從不同面向尋求直接證據或旁證，以免被不當利用」、「經審慎查證後足以確信為真實者，在新聞播出之前，至少應告知一名直接行政主管或節目製作人此消息來源的真實姓名，或其他可供查證資訊」等程序，才符合保護消息來源的正當程序。

另外，《鏡子森林》出現不少記者收受廠商餽贈或兼職工作的劇情，如侯方平開酒吧、彭育安與女友合開花店，後者甚至充當行賄者。縱使是嫉惡如仇的高明，也曾在剛出道跑財經新聞時，因經濟壓力報導假新聞並炒作股票。

這不是編劇的異想天開，這是現實社會的寫照。有幾位記者因為入股賭博電玩店、充當行賄警察的白手套，於2019年7月間才分別遭法院判刑。而花蓮地區十幾位報紙及電視記者參與花蓮縣政府的限制性採購案（俗稱「花蓮縣政府收買記者案」），讓新聞媒體變相成為政府機關的傳聲筒或代言人，也都於事件爆發後自動或被迫去職。

記者收受廠商餽贈或從事兼職工作，涉及的是利益衝突問題。而上述出事的記者，大多是長期採訪同一路線的社會組或地區記者。這引發一個值得思辨的問題：記者長期跑同一條路線的新聞，究竟是好，還是不好？怎麼克服濫權、不當兼職或利益糾葛等問題？

現在平面記者很少進報社，這意味記者跟報社之間的連結很弱，一個報社記者對於採訪路線的人的認識，可能遠多於報社同仁。在此情況下，記者長期在駐點（如警察局）進出，如何與採訪對象／機構保持距離？記者倫理要求客觀中立，這豈不是對人性的最大考驗！

總結我訪談幾位記者的說法來看，報社比較重視經驗、人脈的累積，尤其部分專業領域（如司法路線）進入門檻高（繁雜難懂），必須有一定閱歷的積累，價值才能彰顯，如已過世的資深司法記者王文玲的報導針砭批判意味十足，我輩法律人卻視為典範。何況現在媒體生態大不相同，爆料管道及風氣盛行，單一記者或其長官很難一手遮天。至於貪念、抗拒誘惑能力等問題，則有賴於紀律守則的訂定。

雖然有記者被問到訂定記者倫理之事時，總會連結到過往「倫理與道德」的教條口號印象，表示：「紀律是基本的，弄到要簽這東東，應該是出問題了吧！」但在媒體百鳥爭鳴，卻因亂象頻生，而被形容成社會亂源之際，記者不能既不要他律，又不能自律。僅僅訴諸記者的道德良心，不足取亦不易收效。

現代社會高度專業分工，每一個專業領域對工作表現有其卓越的標準，並有其專業倫理。而一個人會熱愛工作，一定是因為他在工作中找到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記者要瞭解其倫理要求，不僅是為了在採訪、報導時懂得拿捏分寸，更是為了尋找安身立命之道。一位前資深司法記者即表示：「以前學校講新聞倫理時，大家認為是『屁』；我是擔任記者後，才開始慢慢摸索、體認到新聞倫理的價值所在。」

多年前我在承審一件報社總編輯、記者被訴誹謗罪的案件時，請報社提供其編採作業準則時，報社卻函覆：「本公司並無有關新聞編採作業準則、記者倫理規範之具體規定，然本公司編輯部向⋯⋯要求記者於採訪報導時，謹守客觀、公正、中立、獨立之原則，善盡查證義務予以公正平衡報導」等內容。因而，日後當記者因上述違法兼職出事時，該報社面臨不知如何予以懲處的窘境，才終於訂定了相關辦法。

如今，基於客觀公正、誠信廉潔的要求，許多傳播媒介訂有新聞從業人員行為（紀律）守則等內部規範，除要求記者不得違反法律、不得洩漏公司祕密，並不得從事兼職、收受一定金額以上的餽贈；如有代言商品、兼職或其他類似利益衝突的情形時，即應填寫申報書或批核同意書。

記者有了這樣相對客觀的行為守則可資遵循，才能避免劇情中高明、侯方平等人因不當兼職，事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也才能因己身正、善盡查證、謹慎下筆，實現林照真教授所說的：「不要問自己何時停止發抖，記者真正要擔心的，是如何寫出讓採訪對象（特別指有錢有權者）發抖的文章來。」

在大環境對年輕人不友善，而且看不到過去光榮的傳統，也不見未來希望的情況之下，目前許多年輕世代的記者缺少了跑新聞的熱情。不過，如果從人類歷史來看，報紙是自印刷術發明以後，於17、18世紀才開始發展的。而華人社會有現代意義的新聞媒體，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從西方傳過來的。相較於其他部門或專業領域，傳播事業的歷史還很短，這意味新聞業的典範、工作規則與職業倫理，其實都還在摸索、發展之中。

關於記者的榮光、典範，誠如傳播學者李金銓在《傳播縱橫：歷史脈絡與全球視野》一書中所言，百餘年以降，華人報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圖存，其三部曲是啟蒙、革命與追求現代化。這些角色結合了中國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及現代知識人的精神，形成一種鮮明的「文人論政」風格。而《大公報》和張季鸞追求新聞自由，所揭櫫「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原則，允為新聞界樹立最高的標竿。

在戒嚴時期，傳播媒體深受黨國體制操控與箝制。台大新聞研究所出版的《黑夜中尋找星星：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一書中，提到當時有理想、有正義感的記者只能在夾縫中生存，或選擇以匿名方式在黨外雜誌撰文，或離開主流媒體創辦、參與黨外雜誌，站在民主運動陣營對抗／制衡威權體制。而民主轉型初期，建制解體、社會開放，記者藉由一枝筆，可以撼動時局，發揮影響力，允為台灣民主化的重要推手之一，令人心嚮往之。

在當前充滿置入行銷的政府與商業控制的大環境中，有理想的記者會覺得有志難伸，難以視新聞工作為志業。不過，記者作為專業人員，在拋開「以天下為己任」的偉大使命感之後，如果能像劇中高明、侯方平所說：「我寫的每一篇報導，就好像在森林中探索一樣，而這座森林中有許多面的鏡子，我探索報導的主題，也同時探索自己」、「卑微的我，要成為一個光，去照亮社會黑暗的角落」的台詞一樣，應該就會相信「新聞可以改變世界」，並在不斷追逐真相的迷宮裡永保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