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子森林》：藏在記者正義形象底下的狼狽真心

「你當記者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毀掉別人的人生嗎？」

故事，從一個銀行員之死開始。正在公視與民視播出的《鏡子森林》，第一集中，鄭有傑飾演的銀行經理，在炸雞店對著楊謹華飾演的報社記者下跪，求她不要寫自己監守自盜的新聞，被拒絕後他憤怒大喊。新聞刊出後，他陳屍在一家汽車旅館裡。

這個銀行員的垂死吶喊，貫穿整劇，也引領閱聽大眾跟著劇中主角，在黑暗裡尋找微光，在邪惡裡創造善良。

在這個訊息多於事實，情緒蓋過思考的年代，劇中這則銀行經理盜領10億的新聞裡，鄭有傑飾演的銀行經理成為一個被新聞建構出來的人，而非一個得到理解的人。

「新聞的局限性，我是等到當編劇才看得比較清楚。當記者，關心事件，一直抽離自己。當編劇，關心人，比較能把一個人的處境看得深，」曾以《燦爛時光》拿下金鐘獎最佳編劇的鄭心媚，坦然自白。

這套1.2億預算、3季30集的電視劇，以虛指實，以記者探索真相為出發點，進行一場跨越善惡的人性探險，是台灣戲劇首度以記者為主題的職人劇。從官股銀行釋股，都更的居住正義，到醫療人球案等等，《鏡子森林》把每一樁新聞事件背後的共犯結構，細細摺疊進劇中記者的內心衝突，用力去看記者這一行的黑暗與缺憾，不急著去遮掩，也不急著去填補。

新聞記者被稱為無冕王，掌控了閱聽大眾如何感知現實的權力。導演鄭文堂與編劇鄭心媚，讓楊謹華飾演的資深政治記者高明，和姚淳耀飾演的社會線記者侯方平，兩個劇中人物彼此競合，一再互相詰問：你為什麼當記者？是為了所謂的正義，還是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頭版上？在追逐真相的迷宮裡，是否也曾經走錯路、迷失了自己？

「我不希望塑造英雄。台灣形塑記者這一行的歷史脈絡和結構因素，和美國很不一樣。 我想把很多挑戰放進來，這才是台灣的記者，」鄭心媚說，當美國的記者職人劇《新聞編輯室》（The Newsroom）可以犀利質問：美國是個偉大的國家嗎？台灣有些記者仍穿梭政商交錯的關係中，進行利益交換。當美國的新聞記者，和權力保持一臂之遙的距離，台灣記者轉行換跑道，投入政治的，卻不在少數。台灣記者和權力的曖昧關係，一直都在。

展現真心，永遠是件狼狽的事。當了16年記者，曾在《台灣日報》、《自立晚報》、《中國時報》、《壹週刊》工作的鄭心媚，轉行當編劇後，近乎自虐地把自剖的手術刀，揮向自己，不怕狼狽，血淋淋把身為記者的反思，移植為劇中男女主角的血肉。

「我以前都會覺得，我寫的，就是真相。受訪對象打來哭，說要死給我看，我就掛掉電話，繼續寫。我就只care我的報導好不好。我那『管你去死』的一部分，就投射到高明身上，」她不諱言，曾經自己跑起新聞，六親不認。

「記者，讀書人嘛，殺人不用刀，有時候比真流氓還流氓，」鄭文堂說。劇中有一場戲，各大報社的社會線記者群聚起來，邀警察局長吃飯，一邊敬酒，一邊威脅局長：你們破案多，我們可以寫正面，說警察很拼，也可以寫負面，說治安很差。

原本劇名是批判意味濃厚的「文化流氓」，鄭心媚和導演鄭文堂再三琢磨，最後還是改成開放詮釋的《鏡子森林》。

「高舉正義大旗，就是正義嗎？記者在挖真相挖內容的時候，就像在鏡子森林裡探索，每個人身邊其實都很多鏡子，只是你要不要看。你不看，鏡子還是存在；你一看，就看到自己，」鄭文堂說。

鏡子裡的自己，角落裡卑微的我，這種意象很早就落在鄭文堂心中。

他從小在宜蘭羅東的風化小巷中長大，小時候會幫在自己家裡租房的妓女，買新東陽罐頭賺外快，順便聞聞粉香。跟著媽媽去到有錢人家洗衣服時，看到自己同學過著舒適生活，他一直想著：為什麼我這麼卑微？等到大學，他去林森北路的歌廳秀打工噴乾冰，聽豬哥亮聊天。他偶爾也會去探望在華西街跑江湖的老爸，看他賣藥、吆喝群眾。打從30多年前當攝影助理入行後，鄭文堂拍攝街頭運動、加入綠色小組，放工後酒桌上的朋友，不是跑新聞的記者，就是影劇圈的人。

那種龍蛇混雜的江湖氣味，幾乎成了鄭文堂的生命底色。他很早就想拍記者，一個遊走善惡、是非疊影的故事。

那一年，26歲的鄭文堂，曾經穿著白襯衫，在台北東區的奧美廣告上班。一聽說海山煤礦發生礦災，他扛起借來的攝影機，往土城的現場衝。多達72位阿美族礦工罹難的災難中，他拍下了剛從礦坑被抬出來一具具黑黝黝的屍體，口袋裡有今天早上剛發的薪水，悲慟的家屬把死去親人口袋裡的鈔票，拿出來擺在沾滿煤與土的腳邊，用一塊石頭壓著，嶄新的鈔票頓時成了腳尾錢。

那個特寫腳尾錢的心疼畫面，還留在61歲鄭文堂的心底。

因為旁觀過他人的痛苦，就再也不會把自己的幸運視為理所當然。鄭文堂的感受，如同奧地利猶太作家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小說《焦灼之心》中寫下的：

真正的關心是不可能像電路插頭一樣隨意插上拔下的；凡是關心別人命運的人，一定要失掉一些自己的自由。

茨威格說，同情有兩種：一種同情是怯懦感傷，只是心靈的焦灼，看到別人的不幸，急於儘快脫身，以免受到感動，陷入難堪的境地。這種同情根本不是對別人的痛苦抱有同感，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觸及自己的心靈。另一種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無感傷的色彩，但富有積極的精神，這種同情對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和別人一起經歷一切磨難，直到力量耗盡。

「你是逃不掉的。記者寫新聞跟我拍紀錄片很像，你在拍這個人，你在畫面裡，你只是沒有在鏡頭前，」他說。

他把這份感悟放進《鏡子森林》裡。在第四集中，菜鳥記者前往山區報導地震災情，凝視過他人痛苦的記者，也從此被改變，血液裡多了一份使命感。在第二集中，楊謹華飾演的高明，則在看過受訪者的屍體後，一個人躲進車裡，趴在方向盤上大哭：「是我嗎？是我的錯嗎？」

劇中描繪記者碰到的挑戰與誘惑，也來自鄭心媚的親身經歷。她還記得，自己大學剛畢業第一天跑新聞，在《台灣日報》當社會線記者，一走進木柵文山一分局，一個殺人嫌疑犯全身沾滿血跡，戴著手銬，靠在桌邊。她必須壓下心中的恐懼，去和嫌疑犯攀談。

「聽起來很刺激，但也很容易迷失啊。大學剛畢業，因為是記者，市長、局處首長都會送妳到電梯口，一下子就接觸到權力的核心。也有人曾經拿1,000萬叫我寫一條新聞，那要不要寫呢？」她回想，她動搖了一下就拒絕了。

最後，她把找回理想的掙扎，都放到了姚淳耀飾演的社會線記者侯方平身上。

去年秋天，姚淳耀拿到劇本後，著實焦慮很久。拍攝第一季時，每天到片場都繃緊神經，怕被導演罵。為了演一個外表流里流氣、內心嚮往正義的記者，他讀了許多書，也跟著社會線記者跑了一個禮拜的新聞，自己租屋在華西街，默默觀察那邊的人。即使作足田野調查的功課，姚淳耀說，他還是等到演完第一季，才進入角色的情緒和身體。

「阿侯應該就像隻猴子，身體很鬆，走路歪歪跳跳的，喜歡笑。可是我就是很緊張，連一個沒有台詞，只是走位的take，都要拍十幾次，從下午拍到晚上，」他回想，拍攝時幾乎天天做惡夢。鄭文堂有一次急了，衝去拉他衣領說：「我不能一直拍這個take！」

總算，在鄭文堂的調整下，姚淳耀抓住角色的生命。30集全部拍攝完畢後，鄭文堂在補拍時，為他加戲，讓阿侯對著錄音筆講述工作結束後的感想：

「新聞無畏，消息無偏，我真的做得到嗎？」

演完這部戲，姚淳耀越發尊敬記者，除了用手機滑新聞，也開始會靜下心，閱讀深度報導。他最喜歡自己在劇中的台詞是：「卑微的我，要成為一個光，去照亮社會黑暗的角落。」他自己體會，和鄭文堂合作的戲劇，都是在黑暗裡尋找微光，都要人們不要因為習慣了黑暗，就替黑暗辯護。

《鏡子森林》，是記者們的故事，也是讀者們的故事。記者有筆如刀，怎麼下筆反映出你是什麼樣的人。觀眾喜歡看什麼樣的新聞，也反映了你是什麼樣的人。這部戲讓觀眾清楚看到，一條新聞的產製，可能經過多少政商勢力的干預和影響，也可能經過多少記者和受訪者的利益衝突，才成為一條最後映入眼簾的新聞。

鏡子森林裡，記者們奮力前進，尋找真相，追求正義。猛一抬頭，看見鏡子，鏡子永遠把一個人拋回他自己，最終將他完全禁錮在內心的孤獨中。這是一件好事？還是一件壞事？不同記者會有不同的回答，甚至必須用整個記者生涯來誠實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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