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最難的不是答案，而是理解

平常滴酒不沾的金鐘影帝吳慷仁，這次難得破例。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裡，吳慷仁飾演為隨機殺人犯辯護的人權律師王赦。最重的戲，落在第五集，劇本上只有兩頁，台詞又少。在這場戲，王赦可能會失去無法接受他工作性質、有孕在身的太太美媚（周采詩飾演），他必須又笑又哭，向岳父捍衛自己的理想。如果繼續堅持為殺人犯辯護，他會失去家庭；若要維繫家庭，他必須拋棄人權律師的工作。為了讓角色有說服力，吳慷仁說，他是喝了一點小酒才上戲。這段對白，字裡行間透著奮不顧身的天真、理想與家庭難兩全的苦澀：

岳父：所以你的正義感，你的人權都用在這樣該死的人身上？他要人權，被害人的人權呢？你為了這些人準備放棄我女兒⋯⋯

王赦：就算是該死的人，他們也該有跟任何人一樣的人權⋯⋯這就是人生而該有的均等權利⋯⋯這是我的工作⋯⋯我想做的工作⋯⋯我喜歡的工作⋯⋯而且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 （王赦起身走到門口，看著美媚） 我會回家等⋯⋯如果妳還是不想回來⋯⋯那⋯⋯我會把離婚協議寫好！

「『到底什麼是好人，什麼是壞人，你有標準答案嗎？』這不是很幼稚、拿來說嘴的一句話，也不是很兇、自以為正義的一句話，這是王赦這個角色最難講的一句話，」吳慷仁回想。

為了飾演這個角色，吳慷仁拜訪了廢死聯盟、法扶律師、人權律師，嘗試去理解王赦這個角色的動機。「對我來講，最難的不是詮釋，而是理解，」他坦承，當他第一次看完《我們與惡的距離》劇本時，實在不知道怎麼演。

一個演員的道德兩難，也折射出台灣社會面對隨機殺人犯的道德兩難：你理解了就沒辦法譴責，你譴責了就沒辦法理解。

這是第一次，台灣有了以高度爭議性、隨機殺人案為主題的電視劇。

由林君陽執導、金鐘編劇呂蒔媛執筆、大慕影藝製作，這部10集的電視劇從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為起點，延伸出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各自在巨大的黑暗創傷中蹣跚前進、追尋稀微希望之光的故事。

第一集，賈靜雯、溫昇豪飾演的受害者家屬，和陳妤飾演的加害者家屬，在電視新聞台狹路相逢，把立場對立的兩方拋入慣於製造立場的新聞場域中。《我們與惡的距離》像是一把鋒銳的手術刀，在所謂正義的表面劃出一道又一道的縫隙來，每個人心中竄流不息的小奸小惡如膿血汩汩流出。

我們與惡，若即若離。

即時媒體氾濫、鄉民正義當道，當我們轉開電視收看劣質新聞、或在臉書留言辱罵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法庭上是否總是鐵證如山？死刑判決是否沒有瑕疵？槍響的那一刻，我們與惡沒有距離。把危害社會秩序的想像烙印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用《精神衛生法》強制患者就醫時，我們與惡，可能也沒有距離。

在人人都是正義使者、急於標籤他者的時代，《我們與惡的距離》取材橫跨新聞、法律、醫療、社福領域，寫實又同理，在盲動的台灣社會中拉扯出一片友善而寬闊的思考空間，讓大家流淚過後，停下來，撕下身上穿戴的意識形態和立場，互相聽一聽，靜下想一想。

犀利的選題，強悍的編、導、演陣容，讓這齣戲未播先轟動，已被HBO Asia相中，將同步在公視、HBO Asia、CatchPlay串流平台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台劇一片低迷中，似乎有闊步走出台灣、走向國際的希望。

「這是我們給自己的期許，有了這麼好的劇本，我們能不能匯聚所有能量、做到接近想像的樣子，」大慕影藝製作人林昱伶第一次做戲，就拉高企圖，即使超支公視的4千萬台幣預算，也甘之如飴。

「要走出同溫層，」林昱伶希望，戲劇可以形塑多元思考，讓觀眾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對話，是與自己有不同信念的人交談。

這也是台灣影視製作史上，難得編劇先行、極度尊重編劇的案例。

金鐘編劇呂蒔媛應公視之邀、完成劇本後，公視邀請數個製作團隊競標。她主動旁聽競標過程，發現有些製作團隊會針對為什麼會發生無差別殺人事件，急著給一個毫無懸念的答案。

「但我就是很堅持不要，因為你給了答案，就是貼上一種標籤，」呂蒔媛說。

後來她參與合作的團隊，包括38歲的導演林君陽，是一群懷抱夢想、文藝氣息濃厚的年輕製作團隊。「我是社教派嘛，阿嬸編劇的邏輯是，誰想看到世界末日呀？君陽導演的團隊就是給了一個比較療癒的結局，」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

林君陽回想，當他拿到12頁的分集大綱時，他就被預料之外的共鳴撼動得紅了眼眶。「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個非拍不可的故事，」他說。

12頁的分集大綱，白紙黑字間依稀有著他的青春在翻飛。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畢業的林君陽，自己就是轉戰電影、戲劇的媒體人。他沒忘記，大學第一堂課媒體識讀，上的就是比報，從厚厚的傳播社會學課本上，他讀到，媒體作為守門人的職責與使命、第四權、無冕王⋯⋯

「畢業多年，我當然知道，那些只是象牙塔裡的學問。只是，美劇《新聞急先鋒》（The Newsroom）裡的理想主義仍然深深打動我，人類集體可以為了對現實的不滿、追求更美好的未來，而產生利他的行為。我很愛看戲劇中為了信念而戰、奔波折磨的角色，那也給予了我們在生活裡往前邁進的勇氣。我第一次看到蒔媛姐的分集大綱時，就想起當年看《新聞急先鋒》的省思和感動，」林君陽歷歷在目。

那一抹理想主義的天真，混雜著想要開啟公共對話的企圖，在編、導、演第一線激盪和討論時，就已經展開。

吳慷仁回憶起和法扶律師會談時，有些律師談到殺人犯、想起被害者那血肉模糊的照片，仍然氣到手在發抖，餘怒未消，卻要替眼前的「冷血殺人魔」辯護。

「並不是不在乎表面的恐懼和憤怒，只是要去思考，如果不去理解，好，開槍以後呢，處理掉一個個案，還會有千千萬萬個個案，」吳慷仁不諱言，這角色也讓他再度審視自己支持死刑的立場，思考國家的權限和刑罰的有限性。

追劇的觀眾會發現，這部劇更大膽地工筆描繪加害者家屬心境，讓觀眾赤裸裸看見，亟欲隱姓埋名、背負罪責的加害者家屬，也是司法系統、媒體亂象的受害者。

有一幕，新聞播出隨機殺人犯李曉明被槍決的新聞，任職品味新聞台編輯、殺人犯的妹妹李大芝（陳妤飾），對新聞部主管、受害者家屬宋喬安（賈靜雯飾）傷心大喊：「你們（媒體）殺的人，不會比我哥少。」每一場衝突，都激起同理心。

自從鄭捷案後，整個社會都在探問：究竟，普通人是怎麼變成惡人的？什麼樣的家庭，會養出隨機殺人犯？

對呂蒔媛來說，想要理解的動機非常強大。

自稱中了華人文化系統「好媽媽魔咒」的呂蒔媛，非常害怕，如果不去理解隨機殺人犯的心理機制，自己的兒子會不會哪一天也變成這社會千夫所指的「惡人」。

這是每一個媽媽心底最難以言說的恐懼：我不是一個好媽媽，我沒把兒子教好。

《背離親緣》的作者安德魯・所羅門（Andrew Solomon）為美國1999年科倫拜校園槍擊事件兇手之一狄倫．克萊柏德（Dylan Klebold）的母親蘇．克萊柏德（Sue Klebold）的書《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寫序，所羅門寫道：「我們不可能把殺手看得一清二楚。我們活在愛歸咎的社會，有些受害者家屬不斷要求非得給出一個一直遭『隱藏』的『答案』才行，但不可能有什麼答案。當事人的父母確實毫無所知。」

沙特（Jean-Paul Sartre）曾寫道，邪惡不單只是表面上的樣子，得知其目的也無法消除邪惡。

篤信基督教的呂蒔媛有著相似的體悟、更加宗教的情懷：請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請看天主的羔羊。

「也是想了好幾天才鼓起勇氣寫信，人家當然不願意，可以理解呀，要是我，我打死也不要出來講話，」呂蒔媛說。

所有這些田野調查的成果，不見得都呈現在劇中，但這卻是她寫劇本時，自己和自己打仗必經的征途。

「我大外行耶，我連地檢、地院都分不清楚，就一定要田（野）一圈，」呂蒔媛自承，「我不是一個有才華的編劇，浪漫也吸引不了我。真人真事給我的刺激，反而可以讓我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

做完田調，讀完所有資料後，她還要經過一個「忘卻」的過程，再落筆人物設定、故事結構。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有一件事特別刺痛她。她聽到一位精神科醫生說，如果這位精神障礙者家庭資源夠、病人病識感高、社經地位較高，他們通常專業判定救得起來，反之，就徒勞無功。

「我聽到太shock了！超傻眼的，」呂蒔媛睜大了眼睛，至今仍覺得難受。

「在沒做田野功課之前，聽到精神病我鐵定是閃得老遠，但做了功課之後，我才想我的閃，也許就是所謂的惡，」她也反省自己。

因此，她特別鋪陳了兩條故事線：一條是已經發生的悲劇，已犯下重罪的李曉明，和李曉明家裡痛不欲生的親屬；另外一條是正在發生的悲劇，罹患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這正在下墜的人生，看看我們的社會能否接住，避免下一場悲劇，拉大我們與惡的距離。

「為什麼有人會去殺這麼多人？這世界就分兩個陣營，一個答案就是精神疾病，另外一個就是未知。我覺得世界各國也都沒有找到答案。我的邏輯就是從這兩條線去鋪陳、對照，」呂蒔媛說。

人物設定、故事大綱確定後，呂蒔媛說，最難的是，要靜下心進入到每一個角色的內在。7個月的創作期，她寫不出來的時候，就讀經、聽詩歌。她已經很習慣，每次往下寫新集數，就從頭回來修一次劇本。

「是很痛苦，可是修個十幾遍很正常耶，」她說，「比較安慰的是，因為我大概知道結局是怎麼寫，修改的過程就比較不會迷路。」

她形容，整個創作的過程就是癡心妄想、想抓到上帝的衣角。

「歷經滾來滾去不停靠夭抓上帝衣角想退休轉行當倉管的階段，才會擠出人物大綱；有了大綱，就能判斷很虛的部分是哪些。再邊寫邊田野，聽相關人物的座談演講，跟完兩個庭的審判，勉強理解死刑刑事審判的過程，繼續滾來滾去靠夭造口業拉上帝衣角寫10集劇本，」她在劇本書自序裡自嘲。

對導演林君陽而言，最難的，而是撕掉標籤後，建立觀點的過程。

為了建立能兼顧受害者家屬與加害者家屬的觀點，10集電視劇，林君陽花了75天就拍攝完成，後製剪輯卻花了近4個月。

「我們是說故事的人，但這個題材一不小心就會變得太正義凜然。所以在鏡頭語言、現場定位和演員的戲分拿捏上，都要讓觀眾有辦法認同每一個角色，又不能淪為鄉愿，」林君陽說。

比方說，林君陽在拍戲第一週就發現，眼前吳慷仁飾演的律師彷彿帶著一絲邪氣。林君陽和吳慷仁不斷討論，是否要把劇中律師演得笨一點點，自我質疑多一點點，避免淪為正義的人形立牌。

吳慷仁理解王赦的角色，是「心裡有個洞」，那個洞是錐形的，開口的地方只有一點點，下面不斷往外延伸、盤根錯節。他要不斷回過頭反思自己信仰的正義、人權、幫助人的理念，才能讓陽光灑進深不見底的角落。林君陽則賦予深一層的解讀：王赦也有自私的一面，他那麼努力營救殺人犯，是為了要救心中可能會犯罪的自己。

「劇中人物設定王赦是孤兒院長大，只因為慢了幾分鐘上火車，和他同在孤兒院成長的好兄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所謂的好人、壞人的差別，可能只是一瞬間的選擇、突如其來的幸運而已，」林君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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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劇情開展，加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的生命故事纏繞地愈來愈緊，衝突愈演愈烈，《我們與惡的距離》把觀眾推向絕望的深淵，同時也拋出一條學習表達、學習傾聽、學習對話的救命索。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社會的死老百姓，我們都活在同溫層裡，不只被社會階級分，也被社群網站、資訊軟體分級。我們所相信的事，都是真的嗎？我們會不會也不是我們自己想像的樣子？我們對自己誠實一點，我們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只不過是做出抉擇的平凡人，」吳慷仁有點激動地說。

誠如支持廢死的作家張娟芬所言：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而是殺戮的艱難，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力量，不在順從，而在挑戰。不在取悅觀眾的眼睛，而在擴展觀眾的心靈。這部劇為動輒高舉正義旗幟、喊打喊殺的台灣社會，提供了多一點點理解的可能，多一點點寬恕的機會。

因為看過後就會明白，我們與惡，並不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