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21年4月事發到成功起訴這一年多的時間，詹慧玲在Facebook上描述被不當盤查的驚魂記，除了引來媒體關注，更陸續有30多位類似遭遇的民眾找她，想請教經驗並求得協助。

這麼多有共鳴的人，讓詹慧玲意識到自己原來不是個案。但成功起訴的這條路相當波折，起初一直糾結要和解還是走訴訟，她說，違法盤查是生命中短暫的一刻，但當意識到「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就會積非成是」，於是一股執拗想藉由訴訟，框限出警察執行盤查的範圍，希望減少類似事件的發生。

2023年1月31日桃園地院一審宣判，葉政昱藉職務行強制罪部分，處4個月有期徒刑，得以一天1,000元易科罰金；另涉妨害自由部分，處6個月徒刑，全案仍可上訴。這是台灣第一件，員警因執行盤查勤務被起訴後進入通常審理程序，同時，司法也直面回應，判處員警敗訴、亦附實質審核本案構成非法盤查之理由的判決。

事實上，民眾對警方盤查過程的質疑，早在25年前就引發討論。

1998年1月，台北一名李姓男子獨自走在橋上，遇到員警要求出示證件，他以「走路不用帶證件」為由拒絕盤查，卻遭員警強行搜索口袋，並被以妨害公務現行犯帶回派出所。事後李姓男子的弟弟不滿哥哥被欺負，找台灣人權促進會律師張炳煌協助聲請釋憲，大法官在2001年做出釋字第535號解釋文，強調警方臨檢應該遵守正當法律程序。然而由於當時唯一規範盤查的《警察勤務條例》並不完備，於是在2003年催生出《警職法》。

《警職法》上路至今20年了，「不當盤查」的數量以及普遍程度又是如何？由於內政部警政署沒有相關統計，難有全貌；加上「不當盤查」必須由法院認定，但在檢警攜手辦案的文化裡，過往司法不容易積極認定警察執法過當，因而缺乏判例。直到詹慧玲事件後，「不當盤查」議題再度引發社會關注。

不過，採訪團隊實際採訪29位遍布全台、平均年資7年的基層員警後，發現有過半受訪員警明確指出「有疑慮的盤查」依然存在，發生頻率則隨轄區特性、績效誘因而有所不同。綜合受訪員警的說法，平均而言，有5成的受訪員警認為「有疑慮的盤查」占一半以上；與此同時，他們卻也發現民眾面對警方的盤查，還是配合多於反抗。

「金屬鈉放在一邊並不特別，但一丟入水裡就會起化學反應，甚至爆炸。盤查就像在鈉上面加水，經過盤查，才會知道他有沒有犯罪意識。」 ──高雄警汪麥（化名），年資5年

所謂「盤查」，法律上並沒有明確規定其勤務內容為何，但值勤員警通常會將盤查定義成是基於「對犯罪預防、危害防制」目的，中止民眾的行動及查驗身分等一連串行為。然而，《警職法》雖是我國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針對盤查所訂立的法律，卻未指出盤查的具體作為，僅透過要件設定、立法目的，框限出盤查的範疇，以「合理懷疑」作為盤查的界線。

但立法至今已20年的《警職法》，為何仍無法有效遏止「有疑慮盤查」常態出現？

綜合員警意見，不同員警心中對「合理懷疑」的認知並不相同，他們通常會以攔停、詢問、確認身分的盤查手段，來中斷對方的行動、獲取民眾個人資訊，找出是否有潛藏的犯罪行為，預防犯行。

只不過員警大量盤查民眾的同時，我國唯一一部規範警察盤查行為的《警職法》，卻成了基層口中「很難用」的存在。

「法條規範的合理懷疑很抽象，盤查理由愈明顯，愈不會被人說話。」 ──台南警誠誠（化名），年資7年

「沒有很具體而微的規定，什麼情況構成（法條說的狀況），很看個人實際面對民眾怎麼說，所以我會棄而不用，改用取締交通違規為主。」 ──台北警許文龍（化名），年資5年

「《警職法》難以判斷，但一般交通違規有明顯情狀。」 ──台北警陳忠（化名），年資15年

從新生代到中生代員警，訪談中我們意外得知警界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簡稱《道交條例》）作為切入點的盤查技巧，已行之有年。部分員警坦言盤查的發動理由，95%都是以交通違規作為開端，只有5%會單純以《警職法》執行。

為什麼不用《警職法》處理？主要是因為法條規定得太空泛。

根據《警職法》第6條規定，員警對民眾發動盤查前，必須確認民眾在公共場所已達到讓警方「合理懷疑」及「有事實足認」的標準；《警職法》第8條也規定，警方對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交通工具，得以對當事人攔停、檢查、檢定酒精濃度。

但究竟合理懷疑、易生危害的具體標準是什麼？員警不約而同給出類似的答案：「一般人看了都覺得當事人怪怪的。」乍聽之下，員警間有一致的判斷，但若換個方式提問：「當你直覺當事人有多少機率可能是罪犯，才發動盤查？」不同員警間卻出現最低20%、最高70%的明顯差異，顯示警察在執勤時有不一樣的標準。

相較之下，員警實務上會摒棄「合理懷疑」的判斷，轉以民眾違反《道交條例》為由，將交通違規解釋為《警職法》的「易生危害」進行盤查，既可以達成目的，又不必冒著判斷《警職法》第6條抽象規定的風險。

員警出外巡邏時，身上都會帶著俗稱「小電腦」的警用隨身電腦。當發現民眾違反交通規則時，員警就會進入開單系統，輸入車號、身分證字號及生日，按下查詢，接著只需要點入右上角「違規舉發」的按鈕，就完成了開單程序。然而，員警的隨身小電腦裡有更多民眾的個資，包含車籍、駕籍、戶籍、執業登記證等6個按鍵。

從小電腦點入整合查詢，會連結到串連警政、戶政資訊的「M-Police系統」但是警政署為盤查勤務頒訂的行政規則「執行巡邏勤務中盤查盤檢人車作業程序」，雖要求員警使用M-Police系統查驗人民身分時，須以執行勤務或維護治安的目的為限，卻未要求員警在使用前告知民眾事由、取得同意。因此，民眾恐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就被盤查員警查看個資。

「都會點進去（M-Police）確認，因為『可不可疑』看外表不準，萬一他是通緝犯，趁我開單攻擊我怎麼辦。」 ──台北警游瑞克（化名），年資8年

「把人攔下來，如果沒有看身分，就好像怪怪，好像缺少什麼。」 ──桃園警周特（化名），年資2年

「都會點進去，但不代表我會幹嘛。」 ──台北警許文龍（化名），年資5年

不論是出於維護自身執勤安全或確認身分的需求，幾乎所有受訪員警都表示攔查後，會在警用小電腦上進入M-Police系統，這已是執行道路交通開單勤務時的膝反射。M-Police上除了照片和大量個資，也包含了前科紀錄。員警因交通危險而攔停民眾，主要目的在於防止交通危險，但員警看了前科紀錄，目的就轉換成了犯罪防治，除非重新累積「合理懷疑」的判斷，否則不能對當事人進行盤查。

然而，在台灣警察專科學校（簡稱警專）教授警察法規等科目10年的行政警察科副教授陳俊宏坦言，實務上員警很難在連貫行為中，判斷自己現在的執法依據發生了轉換。

除了透過《道交條例》串接M-Police系統確認前科外，還有另一種遠超過《警職法》的合理盤查技術，就是「打車牌」。

打車牌指的是員警一旦在街道上發現民眾行徑詭異，會先用小電腦查車牌以確認車主身分，再上前攔查。甚至衍生出「普查模式」，也就是一組員警開車巡邏時，除了駕駛外，其餘員警則專注打車牌，不論民眾是否可疑，通通輸入查看。幾位員警受訪時表示，2小時就可以查遍上百面車牌，數目驚人，為的就是透過前科去疊加合理懷疑的程度。

不論是透過交通違規作為開頭，或是經由打車牌衍生的盤查行動，這都是20年前研擬《警職法》時無法想像的；一如20年前的人也無法想像，警察會有一台小電腦，可以隨時查找前科資訊。

在一線執勤8年的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常務理事蕭仁豪表示，「重點應該是員警看了民眾的資訊後，做了什麼。」因為很難要求員警不去看被盤查者的前科紀錄。然而即便所有受訪員警都同意，前科不應成為發動盤查的理由，但不少員警還是會根據再犯率統計與個人經驗指出，前科是很重要的盤查準據，認為將前科作為參考，並以關心近況的話語與民眾展開對話，是一種「執勤技巧」。例如看見當事人有毒品前科時，脫口問一句「現在還有吸嗎？」，這時員警其實已經脫離了對交通違規的盤查範圍，除非有其他合理懷疑的判準才能盤查，而且得告知當事人有不配合的權利。

不論是認知到《警職法》授權的範圍，或判斷合理懷疑的標準，都高度仰賴執勤員警個人的法律素養及經驗法則。

「盤查多了就知道人就是有個面相，常喝酒的人通常眼睛會黃黃、皮膚會黑黑，或是盤查時聞到酒味；毒品的不一樣，不同毒品會有不同特徵。」 ──桃園警林可樂（化名），年資3年

「盤查久了會累積經驗，會知道那種反感的感覺，記得之後，靠這個感覺去抓。」 ──新北警謝霍屈（化名），年資12年

經驗法則就像是員警在執勤過程中經過長時間觀察、學習、反思及判斷燒製出來的磚頭，這一磚一瓦間，可能包含前科、特定外貌，也反映出轄區特性，甚至無形中再製了刻板印象，但這些磚瓦，都將協助員警砌出名為「合理懷疑」的這道檻。

例如在工業區附近服務的員警，看到外籍移工的臉孔，縱使對方沒有可疑之處，也會緩緩靠近、觀察反應；部分員警說他們依據辦案經驗，推估原住民比較容易涉入酒駕或糾紛案件，在涉及這兩種犯罪時，就會多加觀察具原民身分的當事人；而絕大部分員警的共識是會「攔爆」不良少年，他們說幾乎每攔必中，成了盤查的主要目標。

然而當員警在值勤時，這些過往經驗也可能加深了刻板印象，重複錯誤會讓某些特殊族群，因外觀和職業特性而被盤查，而不是根據當事人的行為做判斷。

「每位員警都會依照《警職法》要求，但實際盤查要件，都依賴自己的經驗跟理解。」 ──台北警曾信綸（化名），年資7年

《警職法》就像高空壟罩的幽靈，員警執行盤查必須在其麾下，但實際如何運用，高度仰賴經驗。

從警專訓練到實習、實務訓練乃至就職後每月一次的常規訓練，看似一條龍、完整的警察教育，卻仍與實務產生了斷裂。

拿出授課簡報，陳俊宏向記者模擬課堂情境，從釋字、立法目的、立法架構到案例研討，圍繞在《警職法》的法規課程，不只要求學生背誦條文內容，也強調法條如何實際運用。但在警專光是開課警察法規的師資就有5位，每位老師教學方針、方式都不同，因此多數員警認為在警專受到的盤查教育，大多只是保守地告訴他們要「依法行政」。也有員警表示，在警專學《警職法》時，總感覺這部法律像是「去去武器走」的咒語，只需要念出條文內容，民眾就會乖乖配合盤查。但實際狀況多元又不易應對，對於實務現場單薄的想像，迫使員警必須在跌跌撞撞之中，自行摸索。

學校教的法律難以與實務連結，真正下單位後的常規訓練，又鮮少有關《警職法》適用的相關課程，反而著重在槍枝操作、綜合逮捕術等體技項目。雖然部分員警提及，在台南殺警案、詹慧玲案等事件發生後，教官會以口頭提醒員警多加留意往後盤查方式，但對員警來說也只是「聽聽」，效果不大。

除了教育與實務的斷層，警界「績效掛帥」的風氣更將不當盤查的危險性與機率性，再往上推了一層。

從警25年、現任三峽警分局副分局長林子翔表示，績效與盤查間的關係千絲萬縷，當員警握有公權力時，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具體行動，全化成數字，數字長期作為評估員警工作認真程度的唯一標準，形成扭曲變形的警界文化。

績效壓力被加諸在員警肩上，員警若未達標，可能被認為不認真執勤，甚至是被分配如路口站崗、深夜值勤的「懲罰性勤務」，或排休受阻；而績效也攸關個人功獎、考績、升階機會。這都無形中促使員警增加盤查來達標。

「如果我今天做了『違法盤查』會是因為績效壓力、賺嘉獎。」 ──台北警陳昇（化名），年資6年

「我們的環境充斥著奇怪的數據，為了滿足要的績效數字，或是基層為了拿獎勵，才會做這種主動式盤查的行為。」 ──台北警Joe（化名），年資5年

「歐美國家在討論績效時，認為只要有目標，盤查就會有疑慮。不是績效標準高低的問題，而是只要訂了績效就會有問題，」長期研究警察績效制度的蕭仁豪提出觀察，績效會增加盤查的次數，就像擲骰子，3顆骰子要擲出3個1，可能要擲216次才會成功，其中的215次，都不是想要的數字，但這216次的盤查之中，就很有可能存有疑慮。蕭仁豪強調：「員警看到可疑的人，上前關心或盤查是基本義務，但不該以獎勵或懲罰督促。」

但讓績效退場，是否就能解決不當盤查的問題？

受訪員警的回答卻很不樂觀，因為無論是哪一類的警察，工作表現都與績效緊緊綁在一起，除非發展出其他的評鑑指標。警政署內部人士透露，警政署近年來已著手調整績效制度，去蕪存菁。但當務之急，應該先將主動盤查額外敘獎拿掉，比照一般處理報案的嘉獎額度，減少盤查的誘因，才是較可行的做法。

蕭仁豪也同意，拿掉績效確實不易，但可改以針對特定犯罪律定獎勵，例如以酒駕現行犯作為主要盤查目標，讓一線員警不會散槍打鳥，而是留意酒駕相關行為狀態與特徵，挑選盤查對象。

比起只有《警察勤務條例》為依據的年代，《警職法》上路20年，員警在值勤時有了更具體的參考要件，一線員警對於自己是否侵害民眾權益，也有相當的意識。只是在尊重行政裁量以及維護治安與績效壓力下，如何減少警察超越法律的解釋範圍，避免警察的執法權與民眾的人身自由權失平衡，這是值得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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