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獎典禮上，偵查佐小石（化名）從警政署長手中接過一袋高山茶和一面獎牌；兩人握手，然後一同對著鏡頭燦笑。他手中紅色包裝的高山茶，又稱為「破案茶」，是來自警界高層對於破案的直接肯定；獎牌則是刑警在緝毒上獲得的至高榮耀，金色的底座上刻有紅色的4個大字：「緝毒楷模」。

這些鼓勵，源自於小石在一次緝毒行動中，突破層層毒販，向上揪出第五層藥頭，一舉掀翻販毒集團，在「溯源」上立了大功。

「溯源斷根」成為原則，是2017年以來緝毒政策的重點。那更是一個由上而下、自總統府到行政院都直接唱名的重要目標。

蔡英文首屆總統任期裡，就在國慶演說時強調：

「人民所關心的毒品問題，是政府施政最重要事項。我們會用整個國家的力量，全力來推動反毒。同時，我們也展開跨國合作，從源頭共同來打擊區域內生產、販毒的集團，將毒品阻絕在境外。」

為實踐從源頭反毒的目標，2017年行政院即核定「新世代反毒策略行動綱領」（簡稱新世代反毒策略），規劃投入新台幣100億元，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調整過去偏重「量」的查緝，改以「人」為中心來追緝毒品源頭，預計在4年裡徹底打擊製毒、運毒、販毒等犯罪結構。

對應新世代反毒策略，警政署於是在2018年頒布了「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在這本厚達數公分的計畫書裡，寫明了警方查緝毒品時所追求的重點項目，包括：「查緝少年藥頭」、「溯源追查供毒藥頭」、「查緝跨境走私及製毒工廠」、「走訪涉毒熱點場所」與「特殊加分」。簡單來說，該項計畫是緝毒的最高指導原則，確立了警方以溯源為主的辦案方向。

抓藥頭、查源頭，因此成了小石和7,000多名刑警緝毒工作的重點。在小石看來，這本計畫不啻是警察緝毒的「聖經」；幾乎每週開會，長官都會拿著這本計畫朝著整個部門喊話：「現在查緝重點擺在藥頭仔，要盡量向上溯源，愈多層愈好。」

但，溯源斷根，光靠努力遠遠不足，對基層刑警來說，更需要運氣。

而警方的緝毒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是以查緝底層施用者與中小盤的藥頭為主。

警政署數據顯示，2018年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簡稱《毒危條例》）的人數中，製造、販賣、運輸犯罪人數為9,565人，僅佔整體的16％；相較於此，因施用與持有毒品而被逮捕的人數為48,221，佔比高達81％。這凸顯了整體毒品犯罪中，多半還是以施用者和小盤為主，他們仍是警方主要的查緝對象。

但政策的轉變，使得緝毒目標轉為破獲製毒工廠、境外大型走私等販毒集團，對基層刑警而言，這反而成為現實裡一道難解的謎題。

抽象的「聖經」在層層轉譯後，移轉到基層刑警身上的，是一場追逐分數的緝毒績效遊戲。

這個數字，就是「刑案積分」，是評量警察偵辦刑事案件最重要的標準。

每個刑事案件，不論是殺人、強盜、偷竊、毒品，都有一個對應的「案件分數」，依據所辦案件的總數，基層會累積出一個總和的積分，這就是每個刑警的成績單。

以2019年新竹市為例：抓到一個施用第三級、四級毒品的案件，刑警可以獲得2分；查獲施用和持有第一級毒品的案件可以獲得5分，而查獲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的案件則可獲得20分。

此外，由於警政署還會不定期舉行緝毒專案，加強查緝力道。專案期間，為提高辦案誘因，刑警們可以獲得額外加乘的分數及獎勵。像是破獲販賣第一級毒品案件，分數就從20分變成40分。

眾多繁雜的分數計算，因此讓數字成為匡定基層刑警最方便的手段。小石就指出：「像在暑假青春專案期間，如果我們抓成年吸食毒品，基本上會被認為於事無補；但要是抓一個未成年販賣毒品，不只積分翻倍，長官也會對你豎起大拇指。」

警政署對於數字績效的情有獨鍾，顯示在他們對外向媒體展示的功績：毒品查獲件數創新高、國內毒品查緝量7,000公斤創新高、查獲毒品人數創新高。記者會上強調的是節節高昇的數字：人數、重量、查獲件數如何打破前一年的紀錄。

追求績效，看在警職生涯10多年，從刑事偵查佐、小隊長一路升等成為分局偵查隊隊長的水哥（化名）眼裡，無疑是在鼓勵基層刑警追逐更高的分數。「那績效就是刑警的尊嚴嘛！」水哥直白表示，緝毒工作非常吃重，刑警們的得分數多寡會影響考績、年終獎金甚至人事升遷。

熟知警政機關的運作、在案件上也握有指揮督導權的檢察官，更是將這種對於績效分數的追求定位為「警察的緊箍咒」。

曾長期偵辦毒品案件的台北地檢署檢察官林達，就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每半年警察會被檢討一次績效，所以各縣市警察局都會給分局一個總分，再下面的警員就被這個績效緊箍咒綁著。很妙的是，幾乎警政署可以先預測明年會犯多少罪。舉例來說，如果一個分局整年目標是1,200分，那做到1,200多分就不會再抓了，為什麼？因為明年度同期標準才不會被增加。所以這個積分完全不能呈現真實，」林達直言。

績效邏輯如同一塊巨石，壓著基層刑警。對比到政策的精神與高度，警員為了績效，往往想盡辦法讓「帳面好看」。

其中，達成績效最有效率的手法，不外乎「洗」毒品人口。

積分不足時，這些毒品列管人口就成了「績效提款機」。

經常承接毒品施用者官司的律師李菁琪表示，設置臨檢站、酒測站是警察最有機會強迫把人帶到警局的方式，「看到戴瓜皮安全帽的人、刺青的人、穿身上是名牌仿冒品logo、或騎車腳很開的人，他們會說你身上有濃濃的大麻味、K味等等，警察會矇混以『你是驗尿人口，跟我去驗尿』來要求，」她認為這種撒網捕魚抓到的只是產業鏈裡的小蝦米。

想辦法讓這些人「強迫驗尿」，洗出績效。就連處理國內毒品犯罪的最高層級──警政署刑事局毒緝中心──也時常聽聞這樣的手法。

毒緝中心股長吳思翰就有所體會。他指出，在一般狀況裡，警員若臨檢到摩托車騎士，若騎士為被列管毒品人口，即便對方身上沒有吸食器和毒品，也會被警員連哄帶騙到警局驗尿；若當事人不配合，就會被帶回去留置、調查身分。

「強迫驗尿的案例真的非常常見，只是沒有被發現，這當中最大的問題在於程序不合法。可是對警員而言，這是一個有做到驗尿和移送的案子，嘉獎已經記了，就有績效了，」吳思翰解釋。

《報導者》也拿到一份新北市今年第一季「強化應受尿液採驗人採驗工作評分表」。裡頭除了列出各分局的列管人數、應到驗人數外，並以採驗執行率來列出各單位之間的排名。其中，評分表裡甚至將「採驗陽性率」的高低，列為標準之一，採驗陽性率愈高，積分愈多、排名愈好。

不只是在驗尿技巧上取巧，還有基層為了績效，違法陷入教唆、養案的惡性循環裡。

本身就是一名刑警、也身兼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簡稱警工會）常務理事的蕭仁豪，指出實務上屢見不鮮的爭議犯罪偵查手段。他說，有的刑警會去「養」毒品社群，就是接近施用者或毒販，不論是探監、幫忙打點生活事務都有，但實際上是透過打入毒品列管人口社群內，待需要績效時，就透過裡頭的相互矛盾來製造業績。

「對檢警高層來說，就跟收割一樣，他想抓（毒品社群）的時候再抓，缺績效的時候再抓，」蕭仁豪說，儘管毒品案件的偵查並不容易，但這種做法營造出一個狀況，有點像是警察把這些列管人口都捏在手上，在他們之間創造出一個囚徒困境，只能在舉報別人與被抓之間二選一。

對於這種行徑，蕭仁豪直言，這會為警察帶來諸多程序上的問題；像是上述狀況就容易陷入陷害教唆的情境裡。此外，他也常聽說有同行會在辦案過程中把刑案獎金分給犯罪當事人。在績效壓力下所衍生的這些做法，完全跳脫正當刑事偵查手段中合法的「釣魚」技巧，也逾越了警察的分際，自然容易產生風紀和職業倫理等問題。

「新世代反毒策略」所追求的溯源斷根，反映到現實面上，是刑警用盡各種手段去「洗」毒品人口，這充分體現了緝毒績效化所形成的荒謬。

一來，「洗」出的總是毒品鏈裡的下層，這群人被抓了又關、關完又被抓，不斷進出司法體系；二來，被績效追著跑的刑警們，就算意識到制度的荒謬，也會被這套細瑣的功績制度給束縛，無法看見溯源政策該有的格局。

「我們會一直洗他們。那警察和施用者間，就像是獵人跟獵物的關係，你抓到獵物回來就獲得獎勵，這不正常啊，」 蕭仁豪說，「那警察的功用不就跟功德無量機一樣？魚放進水裡、拿出來、再放生？」

績效成為緝毒的緊箍咒，除了間接催生了扭曲的手段，也讓各單位為了刑案積分，過度競爭，缺少合作。

各單位間的「本位主義」，一直是刑事地方分區間難解的習題。吳思翰舉例，假設甲分局手邊有製毒工廠或是走私案件的具體線索，一定會優先選擇自己辦，因為刑案積分與功獎可以獨攬。

此外，在警界過度競爭的文化下，合作很少是辦案首選，反而會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單位有沒有超車破案。任職於北部分局偵查隊的謝姓隊長透露，以往警界慣例是發生「越轄偵辦」，也就是甲分局到乙分局的轄區去破獲毒品案，乙分局就會被高層點名懲處。

然而，毒品案件的發生通常是橫跨多個縣市，若要往上溯源，勢必需要其他單位居中協助。例如一件橫跨甲、乙轄區的毒品案件，分別涉及中盤藥頭與製毒工廠，由於甲、乙分局各自掌握不同情資，可以分進合擊，讓溯源成功性更大，能一舉突破整個販毒集團。但績效制度下的本位主義，卻輕易打破了這種可能，目前的文化下，不少分局會選擇自己衝，拿下所有的分數和獎勵。

對於這個「彈性」的機制，某分局謝姓偵察隊隊長的態度則是不置可否。他強調，新世代反毒政策強調溯源的重要性，但今天各分局辦案時卻沒有穩固的協作平台和機制，能不能合作還要看交情、看分數怎麼分，這難道是正常的嗎？

不能共享資源合作辦案，有時候甚至是互揪小辮子，讓數千名刑警即便想認真溯源，也常深陷不健康的合作關係裡。

與「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所揭示的反毒目標和精神不同，「緝毒績效化」的扭曲狀況，不只成為底層施用者的夢魘，也讓這個政策陷入自相矛盾中。

身為緝毒楷模，小石也為績效執著過，他認為追求數字的卓越，實際上是讓刑警們用各種怪招來達到積分標準。

警界做法不一，但像是擴大檢視嫌犯的罪行，像是將團購毒品的一干底層施用者全以販毒的盤商來移送，又或是透過社群平台釣魚、將運送毒品的「小蜜蜂」當成高層販運者來辦等等，當中充斥了諸多奇特的「溯源手段」。

李菁琪就說，「最底層的施用者或運送者被當成販毒在辦，是一個很不合理的事情。因為你這樣斬下去，斬到的永遠只會是手指甲，而不是手指頭。」

蕭仁豪自己也有所反省：「反毒這件事，已經形成一種信仰，大家都覺得警察是來毀滅毒品人口的，而不是在解決毒品造成的問題。」他覺得警察只是把毒品人口丟進監獄，等他們關出來再接觸毒品，然後警察再動員把他們抓回司法系統，結果就是這些人始終沉浸在毒海裡。

有20多年刑案偵辦經驗、被視為反毒戰神的高檢署前檢察官王捷拓則認為，該是追根究柢的時刻了：「緝毒這件事，不應該要求警察機關報數字，因為犯罪不是經濟成長率，這樣是不對的。」

不停追逐緝毒績效，帶來的影響不僅是對於警員個人，而是更深刻地影響了台灣整體緝毒政策的執行。《報導者》專訪行政院政務委員羅秉成，他是「新世代反毒策略」的主要督導者，對於績效制度的扭曲，他這麼回答：「緝毒長久以來的問題，是以績效為導向，那就是有利可圖。假設某一個毒品案件的積分高，那會不會為了要取得這些績效，有一些過頭的處理？這個是有的。」

羅秉成認為，政策上是希望緝毒單位把重點放在藥頭、製毒師，但底下執行是一直在抓小盤，那績效就沒什麼意思。

為了一改績效制度的弊病，去年（2019）9月，在警工會的籌劃下，舉辦了警察績效制度公聽會。會中，警工會呼籲應建立制度，監督績效制度是否被各地濫用、誇大或隨意增設；各種政策或專案應設置落日條款；以及應建立「警政績效管理委員會」，確立精進績效制度的原則，並讓基層一同參與審查，才能真正改革績效制度。

應對基層的呼聲，警政署回應將承諾將減少專案評比、傾聽同仁聲音。然而在頒布「警察機關精進緝毒成效工作計畫」時，警政署也早已意識到緝毒績效存在的老問題，因此將「績效導向」列為改革目的。

該計畫開宗明義就指出，警察機關查緝毒品案件往往僅關注「量」的提升，卻忽略「質」的重要意涵，績效日益提升的同時，民眾感受卻未有相對回饋。針對績效制度的檢討，參與政策規劃的吳思翰以一句話總結：「以往警察一直有績效，但是沒成效。」

他進一步說明，常見的狀況裡，警察緝毒的目標都在於把案件移送完取得績效；但實際上，最該抓的藥頭並沒有到案，重點人物依舊逍遙法外。所以在這本工作計畫裡就規定警方在辦案時，必須報請檢察官指揮，同時強調案件的「聲押率」。如此一來，案件的偵辦跟移送的品質兩者都能有所提升，這就是所謂的「精緻偵查」。

吳思翰也舉例說明，在販毒案件中，施用者供出他是跟某甲藥頭購買毒品，那施用者是在哪裡購買的？路口有沒有監視器？某甲用的交通工具有沒有出現在那邊？某甲的手機訊號有沒有出現在那邊？甚至便利商店監視器有沒有拍到進行交易的畫面？這些東西都可以佐證毒販與施用者的接觸狀況，進一步提高辦案品質，而這也是以往沒有做到的。

為了完備法律程序，在緝毒面上，警政署也比以往看重「聲押率」的指標。對此，吳思翰說明，嫌犯如果成功被檢察官聲押，警政署會認為警員在偵辦案件的品質或蒐證上更加的辛苦，所以會額外加分，目的就在於要提升警察緝毒的成效。因為販毒屬於重罪，一旦經過聲押過程，警方就能夠再借提某甲出來訊問，續追他的更上游，才能真的讓藥頭受到法律的約束，這樣才叫做「有成效」。

但對於基層緝毒人員而言，政策的變革卻沒有起到太多效果。因為地方警察局為了策動基層，依舊訂出各種績效目標來要求底下警員「超越自我」，這讓改革有如緩慢的神經傳導，訊息尚未傳遞到手腳之前，革命都算未竟其功。

作為連警政署都肯定的緝毒好手，身處第一線的小石建議，緝毒績效的訂定，應該優先考量基層查緝難度，並提升緝毒的獎勵，否則一味地用數字的老觀念，去訂定難以達成的目標，再去檢討警員查緝不力，導致聲押率不足，這絕對不實際。

面對制度變革，中央和地方出現巨大鴻溝，也讓「緝毒專責化」的呼聲不斷浮上檯面。

警職生涯幾乎與毒品走私共生、長期待在屏東的里港分局偵查隊隊長陳忠義就直言，無論中央政策如何律定，下到地方最明顯的問題就是人力不足，刑警業務又多，不只是緝毒，還要掃黃、肅槍、打詐等，本來一個小隊應配置4個偵查佐，現在連一半都補不滿。

就如陳忠義所言，據警政署統計，截至2019年10月底止，基層刑警數缺額達463人，平均缺額率為8.06％。在2019年監察院所提出的調查報告中，也指明現有狀況是因業務繁重，大批刑事警察藉由考試跳槽為行政警察，再多的誘因去招募刑事偵查佐都補不足。這凸顯了基層刑警人力斷層狀況明顯。

「緝毒績效對刑警來說是個重擔，很沉重的重擔。那代表我們得在上面花很多心力跟人力。要從根本解決問題，就是要成立專門的緝毒局，專心只做緝毒一件事，」陳忠義強調。

無論是該徹底改革績效制度，或是落實緝毒專責化，至今警界的意見仍相當分歧。但牽動台灣緝毒政策變革的「新世代反毒策略」即將到期，仍舊困擾基層刑警的績效制度，能否跳脫對數字的執著和追求，讓緝毒這件事情走向更實質的目標，避免讓緝毒成為一場狩獵遊戲？在各界對於績效制度仍抱有期待的狀況下，這個問題將是未來4年「新世代反毒策略2.0」的重要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