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三道深鎖的大門，我們進入鐵壁銅牆的明陽中學，在這所處遇未成年重刑犯的「學校」裡，我們見到了岑詠樂，他是明陽中學首度「迎來」的外國籍少年犯。這回，明陽一次就接收了兩位大馬少年犯。

岑詠樂和姜雲享，兩人年紀相仿，170公分高的個頭，細瘦的身子罩著白汗衫與亮黃及膝運動褲，頂著小平頭，看起來和其他100多名台灣「學生」沒有不同。但岑詠樂一開口，明顯聽出國語不是母語──他熟悉的是廣東話和馬來話，在明陽校園裡，他的室友們最常說的是台語。

岑詠樂的汗衫上罩著一件印有「靜思語」三個大字的紅背心；他是靜思班服務員，負責打水、打飯、傳書信。「學校」裡的運作與成人監獄相似，「學生」有個人的保管金帳戶，或靠家人贊助或靠自己存款打進戶頭，購買日用品等基本需求。岑詠樂來自勞工家庭，做防漏防水工程的父親在兒子犯案後曾自大馬飛來台灣一趟，但岑詠樂知道在國外鬧出事，沒敢向父親開口拿錢，所以最慘淡時，保管金裡只剩新台幣405元，於是他以額外勞務，來換取在這裡的需求。

岑詠樂、岑詠新、姜雲享三人被監禁在台灣，是因為跨國運毒。

岑氏兄弟倆與姜雲享認識的當天，也是三人被逮捕的同一天。2017年12月31日，他們在大馬檳城的飯店裡第一次見面，一名叫Nick的成年人在他們三人的大小腿上，各綁上一點多公斤的愷他命，接著他們搭上被安排的飛機，晚上11點抵台，在那個眾人準備歡欣跨年的夜晚，三人在桃園機場的海關前被攔截。

回想那一刻，姜雲享回憶到：「對啊，大門就在我面前，我竟然走不出去！當下情緒就是為什麼那麼衰，別人做都沒事，結果我做就出事。結果就這樣子，過來了（指進入明陽）。」

在那之後，他們的人生，如同平靜的海面驟時吹起了狂風巨浪。

三人都在吉隆坡長大，有著相似的背景：單親、分別在國中和高中輟學、很早獨立出社會賺錢：酒店打工、推銷信用卡或房地產，漸漸地交往複雜，開始進入本質像台灣堂口或黑幫、但登記為俱樂部的「公司」工作；「公司」 經常以數字代稱，最常見是18跟24；業務多元，從賭場、洗錢、詐欺、毒品全包，成員則包含華人、印度人跟馬來人，年齡層從青壯年到未成年都有，他們常到中學附近吸納年輕人。

和早期線下的作業模式不同，「公司」透過Facebook或微信尋找跨國運毒的年輕人，宣傳工作輕鬆、免費、赴國外「旅行」，貨成功送出後，每趟還能領3千、5千、1萬馬幣（各約為新台幣1.7萬元、2.9萬元、5.8萬元）。

《報導者》與長期關注此議題的馬來西亞調查媒體《R.AGE》合作，調查台灣與大馬間的運毒鏈上被利用的年輕人。我們發現不少年輕人冒著極高風險，挾帶愷他命或安非他命飛到各國闖關，有的少年少女甚至不清楚自己運的是毒。運毒的目的地主要是：香港、韓國、越南、中東、澳洲，還有台灣。

而運毒集團「獵人頭」的過程，充滿荒誕。透過媒體聯手調查，並透過臥底，我們目睹年輕人在跨境運毒上被利用的過程。

《R.AGE》聯絡到了吸收「鳥仔」的招募者，招募者透過網路上的徵人啟事，設下陷阱。記者致電詢問時，他們是這樣回答：

記者：「這是什麼樣子的工作？」 招募者 ：「你只需要幫我們帶一些包裹到目的地給我們的朋友就好了。」 記者：「要我帶過去的東西是什麼？」 招募者 ：「就是一些重要的文件跟物品。這趟旅程我們會給你12,000馬幣的酬勞。」 記者：「好的，我再跟你聯絡。」

但招募者進一步聯繫，並要求面對面後，記者臥底前往，而招募者態度轉變，亳不遮掩轉而直白地說，運送的重要物品就是白粉。

招募者：「老闆特製一件衣服，在衣服裡面全部放滿毒品在裡面，你就是穿著那件衣服上飛機⋯⋯我們都飛過了。我們有自己親身體驗過。啊我們上了年紀，就不會做這種事。有家庭了嘛。」

接著招募者還進一步向臥底記者索取電話號碼、名字、父母地址。被問及為何需要這些資訊，招募者這樣回答：「坦白講啊，老闆怕你跑。拿你的家人來做擔保啦。」

這也就是岑詠樂兄弟來台的原因。兄弟倆當時因經濟壓力，找上了朋友幫忙牽線，希望能賺點錢。

岑詠樂說：「其實你叫我認那是什麼我也認不出來。如果他們當初綁個海洛因，我也不知道那是海洛因，我連看都沒看過。我知道是在運東西，但是我不確定是在運什麼。」 他那時心底有過懷疑，因為對方讓他選「地方」。「當初他們有給我地方選，有法國、澳洲，美國好像沒有，我知道最基本都應該是1萬5馬幣，大概快10萬台幣。（運去）台灣的選項一直都在，我朋友就說，啊不如去台灣，語言比較通。最後糊里糊塗，他們幫買了台灣的機票，我和哥哥就來了。」

相較下，姜雲享顯得沒那麼無辜，這不是他第一次運毒。姜雲享說，他出生不久父母便離異，母親不知如何管教並經常數落他，於是他13歲便中輟，在打架中認識了地方的勢力，跟著大哥開始做些不法的事。

「我運過兩次，一次是運到泰國，開車過去運了100多公斤（愷他命），開車可以運的貨比較多，」姜雲享娓娓道來，「第二次就是來台灣，我只知道台灣人很喜歡我們那裡的K。那時公司找不到人，我就跟大哥說不然我來。當初沒想太遠，以為去個幾天就回來，量也不大，我當初這麼想。」

在毒品產業鏈裡，馬來西亞與台灣兩國之間分別是賣方與買方，「公司」之間如何接頭？上頭負責人是誰？這些對位在底層的少年人來說是個謎，因為大哥的上頭有更大的大哥，再上頭有更深藏的角色。在這個鏈裡，少年被稱做是羽翼未豐的「鳥仔」，以空中飛人的方式運毒。

有的明知運送的是毒品，但輕忽和無知讓他們決定冒險賺一筆生活費；有的仗著義氣，在集團大哥長年的「照顧」下開始帶貨；但也有為數不少的，並不清楚運的是什麼貨，少年人被有心人士以威脅、恐嚇、監控、詐術等方式，要求勞務抵債或是獲取報酬不相稱的工作，成為「人口販運」的潛在對象。

對較有經驗的「鳥仔」來說，如今他們是不敢前往香港的。姜雲享對我們坦白說道，他朋友也因運毒至港，目前被判終身監禁，「香港因刑期重，沒人敢去了，我也沒選香港。」

包括港媒《香港01》、大馬《R.AGE》過去一兩年的調查和關注，香港的執法單位也強力執行，而跨國合作的運毒集團則提高意識，慢慢減少大馬─香港這條運毒線路，但反而轉進台灣和其他國家。

《報導者》向法務部調取資料發現，2011年，只有5位大馬國籍人士因為毒品犯罪在台灣遭到逮捕，到了2019年，人數上升到43人；其中為數不少是20歲上下的年輕人，或是未成年人。

岑詠樂兄弟和姜雲享運毒來台，被帶至看守所的隔天，正好是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法院幫他們找了義務辯護律師劉彥呈協助。今年33歲的劉彥呈在2017年離開原來的事務所自行創業，同時擔任法扶的義務律師，而他沒想到創業後的第一案，就是遇上外國的少年運毒犯。

「自大馬運毒來多半是三級毒品愷他命，運毒來的年輕人有些會施用毒品，但我記得他們兄弟沒施用，我也記得他們家庭的照顧能力比較低，外面會接觸到不良的朋友，然後上游付錢讓你到台灣玩，」雖然是兩年多前受理的案子，劉彥呈仍記憶猶新。

4月分，劉彥呈接受我們訪問那天，他才剛為另一位21歲的大馬年輕人完成二審辯護。和岑詠樂三人一樣，這位年輕人同樣來自檳城，不過他的運毒方式和先前年輕人把毒綁在身上不同──運毒集團的成員先讓少年隻身來台，少年抵台後申請手機和確認住所，集團再把夾藏於空氣清淨機內的愷他命，運送至少年在台灣暫留的地方。海關偵測到毒品時未先攔劫，而是繼續遞送，讓大馬少年領貨時遭警方當場逮捕。

劉彥呈說，他的律師所開張3年，接手了近30件運毒相關案件，除了4位大馬少年，整體來看，未成年案件就佔了五分之一，其餘的五分之四，犯案者年紀最多也不超過25歲。

不論跨境或境內，年輕運毒犯有明顯年輕化的走勢。

台灣警政署刑案統計資料顯示，12到17歲的未成年運毒者人數，在過去10年間成長了一倍（從每年270人增加到552人），另外，18到23歲的年輕販運者在這10年也成長了5成6（從796人到1,245人）。

不論未成年人還是剛過18歲的年輕成人，安非他命與愷他命是他們主要的運輸品，特別是愷他命。

調查局前毒品防制處處長、今年剛轉任為毒防處研究委員的單培祥受訪時分析，台灣和中國是全世界愷他命最重要的兩大消費國。他指出，不同毒品有各自的群體，但愷他命是目前影響台灣青少年最大的毒品，「前幾天有人從巴黎帶過來、從加拿大帶、巴基斯坦帶過來，全世界的愷他命都往台灣過來，」負責緝毒業務超過20年的單培祥描述。

2005年左右，調查局發現愷他命開始輸入台灣，單培祥還記得那3年，教育部還沒特別注意和警示，3年過後，當時一克大約600元的便宜愷他命已透過校園，進入青少年的次文化裡。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副主任、醫師陳亮妤表示，愷他命在歐美原來是麻醉劑，主要是獸醫用於動物如馬匹的麻醉等，但這些年中國、香港、台灣以及歐美華人圈開始使用，其功能與做為興奮劑的搖頭丸相反，主要讓人暫時脫離現實感，讓使用者感覺忘懷、解離、麻醉，所以年輕人偏好使用。

為何年輕人從少量吸食到開始運毒？長期處理毒癮與藥酒成癮治療的陳亮妤認為，當人生有其他的狀況，陷入弱勢、邊緣或身邊犯罪的活動比較多時，別人會吸收少年說：「你要不要來做這個？這個一下子就可以拿到很多錢。」

於是沒經濟能力的施用者，開始兼送貨賺錢，又或者原來透過送貨賺錢接著浸淫圈子裡成為施用者。上游集團如同「養蜂人」來豢養年輕人，少年們開始在國內當起「小蜜蜂」，騎車開車運毒，也有不少被利用出國當起「鳥仔」，向香港、韓國、日本、澳洲運送K和安。

不論是跨國的「鳥仔」或國內的「小蜜蜂」，少年成為暴利毒品鏈裡基層好用的工具人。在國內，一公克愷他命目前賣價目前約1,800元，安非他命一克1,500元到3,000元，小蜜蜂一回抽200到500元不等的費用；若是到國外，其模式則像大馬少年一般，以旅行方式出去，貨成功送出後可能拿到數萬元到十多萬不等，但相比集團拿到的暴利，是不成比例。

運毒者年齡通常很輕，介在以《刑法》要負完全行為責任的18歲上下，18歲以下的未成年者一旦進入司法體系，會先在拘留所熬上半年不等，待少年法庭判決後，進入以「學校」為名但剝奪人身自由的少年輔育院和少年矯正學校；若跨越18歲，他們則被送入成人監獄和其他重刑犯聚集。

根據法務部統計，每一年約有3成左右的未成年人因觸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進到桃園少年輔育院、彰化少年輔育院、誠正中學、明陽中學等矯正學校。而在收容超過5年刑期重罪的明陽中學裡，2019年因毒品犯罪進入者佔該年新收人數的51％，10年前這個數字僅有27％。

在明陽中學待了21年的輔導老師楊秀宜觀察入校學生的組成變化，她說：「1999年，4到5成學生犯的重罪是殺人、強盜或重傷害，但這10年，重傷害和強盜下降得非常快，快速增加的是（犯下）毒品跟強制性交罪的兩類學生。」

對於少年犯罪的研究，已有各國研究顯示，有的是先天缺陷的人格，也有更多是後天環境影響。像楊秀宜這樣的一線工作者，目睹多數販毒少年的家庭經常是負債、貧病、婚變，父母沉迷酒精或用藥、情緒憂鬱。她細數學生們的情況：「有學生的父母親和兄弟姊妹都是殘障，全家只有他正常；有學生的戶籍是寄在戶政事務所，所以很大部分家庭是失功能的。孩子就是求生存，沒人教他們去想未來能做什麼。」

不論是家庭的窘迫或後天的厄運，道德下陷像踩入流沙的過程，一旦當起「小蜜蜂」或「鳥仔」，觸法後的刑責和之後的牢獄，幾乎重創和折騰他們的青春。

在香港法令裡，運毒罪最高可處終身監禁；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最高判決是死刑。2019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部分條文的修正（即將在2020年7月15日正式實施），將製造、運輸、販運毒品的法定本刑加重，其中一級毒品處無期徒刑與死刑，二級毒品可處10年以上徒刑或無期徒刑，三級毒品最低處7年有期徒刑，同時增加未成年人販毒的刑度。

18到23歲的年輕販毒者躲不過多年的牢災，而未成年人在《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框架下被給予矯正的機會，但仍面臨數年的執行期。台灣法令傾向給未成年人減刑，讓他們有重新來過的機會。但即便如此，姜雲享和岑詠樂分別被判2年6個月與2年10個月的徒刑。

費時的訴訟、監禁的牢囚、遠離的家人、長時間於戒護與鐵欄內的生活，是底層運送者付出的代價。

這些年打擊毒品、抓藥頭是國家重點政策，警方對少年藥頭掃蕩的力道相當大。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常務理事蕭仁豪表示，實務上，警察在查毒品案時，會先透過監聽譯文再到現場逮捕，「逮捕時即便明顯看得出當事人並非真正的賣家，只是個送貨的，但只要當事人不供出上游，警察多半會以正犯而不是幫助犯移送法院。」這意味著即便只是個送貨的「小蜜蜂」或「鳥仔」，也可能會被視為製造或批貨來賣的「少年藥頭」重罪來處理。

劉彥呈手邊最新的辯護個案，就是一位剛成年的少年S。警方在S的手機裡發現他在3天內賣了10次的愷他命，在目前《刑法》一罪一罰的基礎下，少年S雖然每次送一克的K，但光這10罪，在一審時就被判了15年。劉彥呈說：「少年聽到判決時有點驚嚇，馬上要我幫他上訴。」而光S這一案就涉及了其他3位未成年人和7位剛成年的年輕人，他們應是幫同一個集團運毒，但少年不肯供出上游。

受訪的警察和辯護律師都以用過即丟的「免洗筷」形容少年們，他們認為在集團一層一層的斷點安排下，少年們難以得知毒品源頭，一旦出事也是最快被放棄的一群。劉彥呈說：「販毒集團都有律師，如果是小咖的被抓，（集團）背後資源不會到位，集團在乎的是（被逮捕者）會不會把資料漏給警方。」

落入司法的少年們普遍擔憂受怕，即便掌握集團情資，也可能在過程中選擇沉默和承擔。

例如大馬3位少年在海關被攔下時，他們立即照著上游所說的B計畫應變，以微信簡訊給開車前來接應的台灣人說「被抓了」，對方立刻退出對話群組。姜雲享說這上頭的人都會教的：「道義的問題，自己死就好，不要拉別人一起。也只能這樣子。」

但若再和他們深談，會發現義氣的背後藏著如鯁在頭的恐懼。集團的網絡和控制有時能穿透監獄的高牆，對他們而言，就算鱷魚最終流下眼淚，進一步提供少年們法律或後續金援，但仍是由少年背負不自由的刑期，難以輕易抽腿。

涉入集團較深的姜雲享就說，他其實很早就想嘗試脫離那樣的環境，「就有很多老師怕我回去（大馬）會被射掉這樣子，被判死刑這樣子」、「其實我很擔心，因為他們找人比徵信社厲害，他們到處有眼線⋯⋯吉隆坡很小找我很容易。我就想去別的州，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地方重新開始。」

在牢囚的日子中，他們開始有更多時間回想，究竟當初怎麼走上一條運毒的道路。

岑詠樂在明陽的兩年，曾經手他個案的少年調查官會從桃園到燕巢來探望他，而為他提供心理諮商的醫生也曾寄錢給他。他在大家的鼓勵下最後申請了校內清寒學生的補助，「那時不想申請是覺得在台灣犯錯了，還要拿台灣人的錢，感覺就不對，不想這樣。」他也一直掛記著調查官對他說的，「我記得被她罵了三次，她罵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她冷靜分析給我聽，我慢慢開始思考以後要交怎麼樣的朋友。我感謝她。」

在明陽時，岑詠樂曾到圖書館翻了台灣的《六法全書》，他覺得台灣法官最後判了他們2年10個月的刑期，「是想給我們教訓又想給我們機會，相當矛盾。」岑詠樂說，自己過去沒有法律常識，若回到大馬，希望能到校園宣導，也算做件好事，讓更多年輕人知道運毒的風險。

兩年前，爸爸在兄弟倆出事趕來台灣探望時，對他們兩兄弟說的話是，「在裡頭要冷靜，冷靜，多想一點，不要亂事，提早回家」。兄弟在監行為良好，在我們採訪不久後，已假釋回到馬來西亞。

受訪時，岑詠樂和姜雲享曾留下家人在大馬的聯絡方式，我們在他們假釋回國後，曾試著聯繫，想了解三人回大馬後的近況，但岑詠樂的爸爸已讀不回，而他們的親人也不願接來自國外的電話。

或許對家人來說，這是一場不堪回首的噩夢，他們寧可豎起心防，選擇淡忘。

那台灣年輕的「鳥仔」和「小蜜蜂」，能不能被阻於前端？

運毒已成跨國事業，對虎視眈眈欲獲暴利的集團來說，他們仍持續以不當、惡意、違法的手段，尋求青春獵物，讓少年少女們鋌而走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