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陳以軒的創作，可以從北美館個展《我出國了，然後我回來了》開始，窺見他幽默又富含詩意的攝影作品。到了2016台北雙年展的《靜物研究II：島民》、《物件詩選》則是進一步從內在的幽微探索，拓展到橋下街友的痕跡與建物的廣告文案。他將建案廣告跟街友的生活痕跡並置，並且將俗氣建案廣告以詩的格律呈現。我們可以注意到《物件詩選》中某種「諷刺」手法，這當中包括雅跟俗的並置與轉換。這種手法也繼續延伸到《委託製作》，無論是通俗的配樂、輕快的剪接、或是側拍紀錄片的形式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委託製作》中陳以軒開展了幾個倒轉。首先是「角色的倒轉」，他倒轉了平常接案拍攝或剪輯的被動角色，搖身一變成為案主、導演、編舞家等發號司令的人。 他邀請許多以接案維生的接案／創作者（以攝影或紀錄片為主）朋友在鳳甲美術館手持攝影機跳各種五花八門的舞蹈，並且以跟拍攝相關的特殊方式命名，如「攝助合體技」、「田野調查」、「暖身」、「鏡頭按摩」、「大隊接力」、「左手只是輔助」、「互相傷害」及「喪屍卡位」等，透過這些姿勢的名子，我們也可以感到這群接案人在拍攝時身體與機具互動的荒謬樣子。

再來，則是「攝影機的倒轉」，這次攝影鏡頭朝向的不是他者或田野對象，而是「我們」──共同在創作與工作間掙扎的影像創作者，以及融合自己身體與攝影器材的肉身。而陳以軒同時碰觸到當代生產影像的前提，他不是關注這群人所生產的影像，而是關注這群持攝影機的人的身體。

最後，則關乎「敘事的倒轉」，他將原本被當代藝術場域中忽略的再現或紀錄操作（通常用於宣傳），以當代藝術的多頻道操作方式，重新置放於鳳甲美術館這個藝術場域。

陳以軒跟過往的攝影作品有很大的不同，在於他在作品中加入更多「剪輯敘事」的存在。相較有些當代藝術錄像作品的沉悶、冗長、慢節奏與嚴肅（當然他們大部分試圖跟流行文化的快節奏保持批判距離）；《委託製作》的剪輯較為輕快、幽默與綜藝感。

陳以軒多頻道的使用也不是如同一般的錄像裝置般，試圖呈顯非線性的敘事，以及讓觀者體驗影像雕塑。他反而是回歸一般敘事、大眾媒體的剪輯方式，但卻以當代藝術的沉浸式展演、多頻道錄像呈現。然而，這樣的回歸代表了什麼？因為跟消費主義沆瀣一氣的快節奏剪接，被藝術場域排斥後又再次被他重新引入？又或是他在當代藝術的脈絡重新解構這種剪輯方式？

在我看來，陳以軒這樣的回歸除了炫技之外，也引入當代藝術中較少看到的宣傳介紹影片邏輯，同時將其融入更自反性地後設思考，無論是在作者自身的狀態，或是攝影機本身的後設等。這種「後設」思考，讓《委託製作》脫離一般宣傳片的再現邏輯，而是揭露出委託的框架，以及讓人意識到這群接案者在拍出精采照片或影片時的拍攝姿態。

陳以軒這種剪輯方式跟他替舞團拍攝與剪輯宣傳影片的工作經驗脫離不了關係，無論是訪談拍攝、活動側拍、舞者舞動的姿態等。然而，這次舞團成員卻不是優雅的專業舞者，而是被他指揮的業餘舞者（專業的影像創作者）。這當中除了包含角色身分的倒轉，同時也在當代藝術的脈絡中引入了陳以軒在接案工作時的思考方式。

這跟他始終在工作與創作中擺盪的狀態脫離不了關係。近年來他雖然獲得許多創作的曝光機會（參加攝影節、雙年展等），但這鐘擺卻還是抵抗不了現實壓力，傾斜到接案的一方。到了《委託製作》，則是策展人葉佳蓉陪伴他再次回歸創作的過程，策展人不只是在策劃或重新賦予作品新眼光，更多是治癒（cure）藝術家的創作心態。

這種互相扶持與陪伴的過程，也反映在陳以軒跟友人們合作的關係上：儘管乍看下來是陳以軒在這展覽中更具主導性，但事實上卻是他得配合友人們。這更多像是同儕間的互助協作，而不是接案般的利益交換。儘管他探索了發案者與接案者的關係，但他卻繞過了金錢、契約等接案層面會遇到的面向。

這樣的積極面如孫松榮所提出：

「他們之間的委託與被委託的關係，實際上未必只能以酬勞、預算或主雇等表象的物質層面及專業歸屬來加以認定，而可以涉及彼此之間的信任、交情、乃至責任等更屬抽象的向度。」

然而，這種依賴情感的互助，同時也造成了藝術生態的扭曲，創作者都情義相挺的互助，可是幫來幫去卻依然沒實質回饋，只有滿滿的過勞與無奈。

無論如何，陳以軒聚焦在於創作與工作間掙扎的群像，而這群像也同時反映了他自己一路走來的生命狀態。然而，我們不能單純將所有人的狀態化約為陳以軒，畢竟每個人還是有很大的差異，這群人中，有的在藝術創作之路較為順利；有的是接案能力很強，但創作之路比較艱辛。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面對的課題，但《委託製作》還是凸顯了這群創作／接案人的共性，不管是對創作的嚮往、攝影的熱情、對外在的關注以及自己在艱困大環境下的迷茫未來。

在這創作／接案者的群舞當中，我們看到自己的一部分，同時觀察到後福特（After-Fordism）社會中，人們處於斜槓的固定身分，以及彈性勞動的不穩定狀況。儘管如此，我們心中還是潛藏著試圖衝破既有規範與想像的創作慾望，等著被作品治癒及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