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one is the possessor of health and strength, a good news instinct......a fair photographic outfit and the ability to hustle, which is the most necessary qualification, one can be a news photographer. " 「如果一個人身體健康且衝勁十足，還有不錯的新聞直覺⋯⋯一套好看的攝影裝備以及推擠的能力──這是最必要的條件──那麼，這個人就能成為一名新聞攝影師。」 ──Jessie Tarbox Beals向聖路易斯（St. Louis）報社記者說的一段話。她在1901年受僱於《Buffalo Inquirer》，被認為是美國第一位在媒體工作的女攝影記者。

攝影問世近200年來，男性位居主導地位，性別人口的另一半「女性」──如同許多職業，雖有不少女性從事攝影工作，只有少數會被提及，此現象國內外皆然，新聞攝影界亦復如此。

在台灣，「攝影大哥」猶如專有名詞般形塑人們對「攝影記者」的認知與形象，對女攝影記者所知十分有限，她們模糊的身影，正是英國作家卡洛琳・克里亞朵・佩雷茲（Caroline Criado Perez）稱之的「被隱形的女性」（Invisible Women），即：女性「存在」卻呈現「缺席」的狀態，於此產生「性別的資料缺口」（gender data gap）。

基於對台灣女攝影記者的滿懷疑問、又無太多資料可循的情況下，2021年10月，我開始進行一項以台灣女攝影記者為對象的獨立調查與研究計畫，鎖定以平面攝影為刊載的媒體，包括：報紙、雜誌、通訊社、網路媒體等；凡曾任或現任於前述媒體的專職、特約女攝影記者（雜誌多稱「攝影編輯」，便於行文，以下皆稱「攝影記者」），都是此計畫預期網羅的對象，希冀能了解她們的工作樣態和行經的軌跡。

截至目前蒐集到逾50位女攝影記者名單（包含2位過世者），出生年代橫跨1930至1990，在綜合29位女攝影的訪談紀錄、家屬及同事口述，加上現有少量的文獻資料，對於女攝影記者們何時進入媒體、為何想從事這項工作、攝影技術及觀念的養成、工作表現與期待、家庭生活與工作如何兼顧等提問，有了初步的認知之外，也大致梳理出工作軌跡，亦可檢視不同階段女攝影記者的工作境遇。

目前可溯及最早的女攝影記者是1950年代末、服務於「僑光社」（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僑光新聞通訊社）的伊夢蘭（1930-2014）。伊夢蘭1949年和妹妹來台後，曾在劇團當演員、電台擔任主持人，她的新聞工作生涯始於1957年由陳蘆隱創辦的《攝影新聞報》，原是編輯，一次因人手不足被趕鴨子上架派去新聞現場支援，這是她第一次拿相機拍照；此後邊跑新聞邊學攝影，1958年起，先後任職僑光社、行政院新聞局、時事通訊社、泛亞社等單位長達36年，是1950、60年代台北攝影記者圈唯一女性。因應通訊社的發稿需求，伊夢蘭也肩負文字工作。

1977年秋，《中國時報》破天荒招考攝影記者，錄取6人當中有1名女性溫禾；翌年，溫禾的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同窗鄭桂平也進入《中時》，應是首次有女性以「攝影記者」名義進入報社。初始階段，她們的工作內容是圖文包辦，即自己挖掘新聞題材、撰稿、拍照和暗房沖洗；較之女性多是文字記者，像這兩位能寫能拍的女記者工作能力是加倍突出，故被稱「允文允武」。不過，台灣報社向來以文字為重，照片多半是配圖之用，文稿終究要比攝影的分量更高一點。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是女攝影進入媒體界的相對高峰期，《張老師月刊》、《台灣光華雜誌》、《婦女新知》、《人間》、《大地地理雜誌》、《時報新聞周刊》、《時報周刊》、《天下雜誌》、《新新聞》、《中國時報》、「自立報系」、《自由時報》、《兒童日報》、《遠見雜誌》、《聯合晚報》、《大成報》等皆有女攝影記者／攝影編輯，包括：簡扶育、郭娟秋、許月瑛、張詠捷、劉美玲（1957-2020）、連慧玲、何叔娟、江妙瑩、劉芳婷、陳美玲、林麗芳、李宜潔、黃磊、陳恒芳、李紀蒂等（未取得聯繫者暫不列入）。她們的工作內容以影像產出為主，和男攝影一起接受派單出任務，舉凡政治、財經、軍事國防、街頭抗爭、災害意外、體育、藝文、影劇等範疇均有涉獵。

1990年代中期後進入媒體的女攝影記者人數銳減，僅如《台灣日報》等，2003年後才又出現另一波，至2020年間，包括：《蘋果日報》、《壹週刊》、《新新聞》、《聯合報》、「中央通訊社」、《康健》、《中國時報》、《台灣光華雜誌》、《天下雜誌》等都有新進女攝影，而外國通訊社在台灣也有任用女性為特約或專職攝影記者。

2020年迄今，雜誌、通訊社和網路媒體是女攝影主要的工作場域，原報社女攝影記者或隨公司解散資遣、或轉雜誌、或以自由攝影工作者身分承接媒體工作。

整體觀之，台灣女攝影記者人數不多（1950年代末至今粗估70至80人），資歷超過20年者屈指可數，在此情況下，女性的工作經驗難以傳續和累積。而若將女攝影記者的口述紀錄，參照台灣紙媒發展、攝影發展和性平運動的歷程，可發現她們的工作處境大多隨著媒體的興衰而起伏，也映射著時代的趨勢與脈動。

從媒體發展史來看，儘管日治時期有陳耿彬、蔣時英等男性攝影記者，也有陳玉葉、謝好、楊千鶴等在報章雜誌擔任文字記者或編輯的「新女性」，但尚未發現有女攝影記者。

1970年代後期，民營報紙壯大且取代公營報紙的領先地位，報業市場競爭激烈，被稱作「兩大報」的《中國時報》、《聯合報》，在延攬人才、開創內容新意、增進印刷品質和拓展社會影響力上不遺餘力，這在溫禾、鄭桂平談及進入《中時》後被長官賦予「跑出不同新聞路線」的期許，獲得些許應證。

1980年代是台灣政治與社會變動最劇烈的年代，也是眾多紙媒成立的時代。1987年7月解嚴和1988年元旦報禁解除固然是兩大歷史性時刻，但在此前已有不少雜誌創刊，報禁解除後紙媒更是百家爭鳴，攝影記者需求大增，也吸引對攝影有興趣的女性加入行列。

1980年代出現的女攝影記者，可說是第一波以攝影為職業的女性力量，她們不一定出身新聞傳播科系，在1970、80年代台灣紀實攝影風潮帶動下，對攝影產生興趣者不在少數。

1990年代中期後，媒體主流轉向電子媒體（1993年開放第四台）加上網路漸興，報業由盛轉衰，或關閉、經營權轉移，抑或人員緊縮等，受此影響，新進女攝影記者覓職不易；而原線上女攝影，在個人或公司人事政策等因素下，陸續轉任文字記者、編輯，或是離開媒體，只有2、3位持續至2015年至2020年間。衰微的景況，在2003年「壹傳媒」來台、為紙媒市場注入新刺激後，再掀一波榮景，而「壹傳媒」攝影記者編制龐大，也為女攝影帶來就業機會。

2000年後，台灣報業正式進入數位時代，攝影記者面對的不只是攝影工具的改變，還包括截然不同的媒體環境、文化與思維。隨著數位化、網路化進程加速，不到20年間，媒體型態就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平面攝影之外，動態影像的需求益盛，數位媒體趨勢無法擋，紙媒進入冰河期或陸續熄燈，資深女攝影隨之「退休」，中青輩則另覓他職。

而在2010年後興起的網路媒體，正職的攝影記者編制精簡，採更富彈性的特約攝影記者合作模式，當中不乏女性，至於這樣的模式能否為女性提供多一些媒體參與的空間？還有待觀察。

數位化固然為紙媒帶來衝擊，但同時也帶來資訊交流的便捷，如：年輕女攝影善用個人雙語網站、社群媒體等作為對外連結和開拓工作機會的媒介，展現了數位世代的特色與優勢。

今日，人們對於女性以「攝影」作為自我實現的職業已視為尋常，近幾年，新聞攝影競賽也可見到女性積極參與且表現不俗，持續深化在此領域的專業性與能見度。社會開放加上性平法令保障，女攝影記者的工作發展看似走向康莊大道，但這似乎沒有明顯反映在從業人數的增幅上，原因有待深究。

從不同時期女攝影記者的口述經驗可知，女性面對的挑戰，除了媒體產業的變動，「性別」依舊是需要克服的難題，也並非所有主事者都認同女性適合或能勝任攝影記者工作。此外，女性被視為家庭照顧的主要角色，生育更是一大關卡，也因此，若想持續從事攝影記者工作，女性可能就得面對婚姻與工作的抉擇。

台灣媒體任用女攝影記者向來以實務考量出發，像是：便於和女性文字記者搭配出差、可進出男攝影不便出入的女性限定場所、適合軟性新聞的拍攝等；但在實務角度之外，女攝影記者的存在是否有著更根本性的意義？

攝影記者透過影像呈現新聞事件，其影像除了反映攝影專業，也會顯現個人的文化養成、人生經驗與生命關懷等。換言之，來自不同族群、性別或學科訓練等異質背景的新聞工作者，可望為受眾帶來多樣化的議題內容和影像觀點，於此，才可能反映社會的多元面向，而這或許才是女攝影記者存在的必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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