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誕夜寫這篇文章，不免落入我的成長記憶裡。從四十多年前進入基督教大學的東海外文系開始，我似乎「理所當然」的浸淫在包括過耶誕節的一整套美國與西歐文化的養成教育裡。少不更事的學生們，跟著系上幾乎全是英美國籍的老師們一起過萬聖節、耶誕節等西洋節日。東海大學並沒有特別要說服我們變成基督徒，年輕活潑的美國老師帶我們聽Bob Dylan與Joan Baez，也教我們玩萬聖節扮裝。

我從沒有宗教信仰，但尊重有信仰的人及他們的宗教，這也許跟東海那幾年裡的自由生活狀態多少有點關係。耶誕季節坐在東海路思義教堂裡聽「東海聖樂團」唱聖詩是一種享受，因為教堂外的寧靜星空與教堂內美好的空間設計和音響性，能使一種莫名的宗教感油然而生，儘管並無成為教徒的衝動。

之後在美英兩國先後求學的日子裡，除卻耶誕季鼓勵消費的商業促銷活動，我有機會更直接地領略西方社會在耶誕夜時的平安夜氣氛。除了與家庭關係不睦、或距離太遠回不了家的人之外，幾乎每個人都在跟家人團聚。

耶誕節的氣氛是安靜、溫馨的，沒有什麼人在此時「狂歡」。在倫敦的那幾年，我曾受邀到一個義大利裔的朋友家裡過耶誕節，他的部分家人當天從義大利老家飛到倫敦，提著幾籃新鮮食材與家鄉料理，從下午起全家開始「耶誕晚餐」，一路慢慢吃到很晚，一面聊天或唱歌。我也曾在耶誕夜到倫敦的皇家亞伯特音樂廳聆聽韓德爾的全本《彌賽亞》演出，或到天主教聖保羅大教堂聽午夜彌撒。在寧靜、莊嚴與美好的宗教音樂裡，我總能感受到宗教的神聖感。

台灣每年碰到基督耶誕的節日時，則是另一番景象。

在台灣的西方宗教教友過耶誕節，理所當然。但台灣並非宗教國家，若計算有信仰的人口，佛教信徒人數遠超過基督教與天主教徒的總和，但是佛誕節的慶祝規模，卻遠遠無法跟耶誕節那種無所不在、舉國同歡的程度相比，遑論完全不在大眾視線裡的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日。

商業領域藉耶誕節促銷商品、製造慣性甚至強迫性的歡樂氣氛，機械式的規定大小商場的售貨員戴起耶誕老人紅帽或糜鹿角造型的滑稽絨布帽，賣場裡反覆播放叫人耳朵起繭的“Jingle Bells”或“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這些雖然令我抓狂，都還可以理解。

然而，台灣的公共空間、傳播媒體、各級校園、政府機關，以至於全台的商場店家、辦公大樓、住宅大廈、以至於許多家裡客廳，不假思索地豎起超大型或各式耶誕樹，掛上流蘇小燈泡和飾物，寄發耶誕賀卡，以學校的擴音系統在午休時間播放耶誕歌曲（我經過兩間台北市區的中小學，都聽到從教室或公共區域裡溢出人行道的英文耶誕歌曲），公家機關或學校慶祝耶誕快樂的電子看板與跑馬燈，或在媒體上大肆報導耶誕相關活動等等，比慶祝國家節日還熱烈許多的慶祝著基督誕辰，這些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不太相信年復一年如此慶祝耶誕的行為，會是各級政府或學校主管的要求或指令，它更可能是各單位自發形成的「全民運動」。但各級主管看到這些自發行為也基本視而不見、習焉不察，可能覺得歲末弄點耶誕氣氛挺好挺溫馨。

同樣內化具特定西方宗教意義為自身「文化」與生活方式的，還包括了結婚典禮與拍結婚照時，不假思索地就穿起白紗禮服這件事。這類長久以來在台海兩岸見怪不怪的以美國／西方文化為準繩的各種現象、舉措或「儀式」，罄竹難書。例如，每年2月底或3月初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台灣多年來電視直播之餘，在隔天各類媒體報導篇幅之大，隆重和興奮的程度超過美國國內的大多數媒體，好像是台灣自己家裡舉辦的年度電影盛事。

在中共當局抵制共產黨員與大學校園慶祝或消費耶誕節相關活動的此時，我提這個司空見慣的台灣現象，貌似有些尷尬了。一個批評中共舉措的說法是，中共禁止過耶誕節這類西方大眾文化的「精神鴉片」，表面上是維護文化主體，其實是害怕人民建立西方或其他宗教信仰而拋棄馬列共產主義信仰，以避免美國或其他勢力不斷通過宗教滲透進來。也有網路評論者認為，由於中國快要與梵諦岡建交、讓台灣再失一個邦交國，所以今年抵制耶誕節的打壓力道已經比往年弱了些。

中國政府處理宗教的相關措施與方法，是個具爭議性的複雜議題，此處暫不議論。但是今日中國都會中產民眾對過西洋節日的瘋狂熱愛程度，可能比今日的台灣社會有過之而無不及，則是近年來的明顯現象。

雖然對岸社會的某種集體狀態有其特殊的政治社會因素，在耶誕節或其他西洋節日藉機狂歡，也許有著移轉壓抑情緒或暫時逃避現實的作用，其實可能相當無奈，但兩岸華人社會非關宗教的以過耶誕節作為嚮往、內化美國或西歐生活方式的代表性體現，我認為背後的心理大抵是一樣的：兩岸華人社會對美國／西歐物質文明與生活方式的無盡想像或欽羨，以及對自身文化的根深自卑。

台灣未曾被美國或英國殖民過，而在文化上有如此嚴重或全面之無意識自我殖民的心理狀態，從短一點的歷史來說，大約是1950年代以來國民黨政府一貫的親美政策，與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政府「綠」出於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同樣親美路線，所帶來的台灣全面崇拜美國一切文化的結果。遠一點的歷史，則通常從鴉片戰爭之後華人至今未曾真正離開過的民族與文化自卑的效應說起。這種自卑感表現在對岸華人社會的一種常見方式，就是大國經濟崛起後炫富膨風和對西方列強叫囂的中國民族主義姿態。這種姿態反映的心理通常不是真正的內在自信，而恰恰是相反。

台灣已經沒有經濟或國力等這類東西可耀武揚威，又在長期崇美、依附和缺乏國際舞台的狀態下，集體的自卑情結反映在拼命想要讓世界看見台灣、強烈渴望被國際社群認可。

台灣社會在解嚴30年以來，其實緩慢建立起來了許多紮實的、可以建立我們內在自信的成績，但是兩黨政府看不到、或者也不在乎那些事物，他們至今的眼界和能力，總是只能以最淺薄浮誇和自欺欺人的方式，自我催眠認為那些方式可以迅速提升國際競爭力或能見度。在百年樹人的高教領域裡，我們因此看到從教育部到各「頂尖大學」，過去十幾年來一直汲汲營營於「英語化」的評量概念，認為英語化就是國際化，以及被英語世界操作的大學「國際排名」。

於是，提升所謂「學術競爭力」的作法，是不計代價、犧牲許多大學基本目的以瘋狂拚「國際排名」，其潛規則包括要求院系新聘教師要具有國外博士學位，要求他們一旦受聘必須投稿SSCI／SCI期刊的英文論文，必須至少開一門以英文授課的課程；而學生則被要求要有英語檢定成績才能畢業的分數門檻。

許多學者已經透過研究、分析或評論文字，討論以英文發表論文、以至於擠入所謂「國際排名」，發現跟本國學術的茁壯或國際競爭力並無多大關係；而學生的英檢成績也與英語能力無啥關係，多半只是學了些答題技巧，並順便圖利了相關廠商。

在這篇文章，暫不展開教育部和台灣的大學裡那些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各種荒謬自欺的作為。我只是先指出，讓這些教育部官員和大學主管們瘋狂於「國際化等於英語化」的迷思背後，是源於怎樣一種集體的崇美與自卑情結，而這樣的心理如何在平日的生活方式和細節裡不斷鞏固和強化。

全民慶祝耶誕節，看似無傷大雅，大抵只是個商業消費行為，但是日常生活的政治性作用，就在這裡面不斷成為牢固不破的價值系統、標竿和意識形態。如果我們不計較、不拒絕那些內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種細節的話，我們恐怕無法真正抵抗或反對得了國家層級或權利掌控者的各種缺乏思想與基本價值的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