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免門檻高低的問題可以如何思考？我們可以先從罷免制度最近一次的變革看起。

新舊版罷免門檻最大的差異，僅在於「現任者不能用反動員做武器」。由於實務上罷免案若未綁大選，就幾乎不可能有50％投票率，在舊版遊戲規則下，現任者只要冷眼相待，罷免案就會自然失敗。動員支持者去投反對票，只是平白衝高投票率而已。

但新版遊戲規則，沒有50％投票率門檻護身，動員支持者去投反對罷免票，變成現任者理性的選擇。一方面沒有幫忙衝高投票率的問題，二方面，萬一贊成罷免票真的超過25％，至少還有可能守住「反對比贊成多」這道防線。

簡言之，新罷免門檻是「前門大開、後門一樣窄」。新版罷免規則提案連署門檻降低，容易成案。對現任者而言，不但有更多機會必須面對罷免的挑戰，且反制罷免的武器變少，不能再以反動員消極杯葛，而必須努力動員以守住最後一道防線。但，對罷免方而言，最後一關需要動員出的「同意票數」並沒有真正變少。

「罷免成功」並沒有比較容易。只是要求現任者「出來面對」的機會變高了。

「25％同意票數」仍然是不容易跨越的門檻。並沒有比原罷免制度降低太多。核心的議題或許不是「立委太容易被罷免」，而是「立委更容易面對罷免案的挑戰」。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其實還不到「立委太容易被罷免會不會不好？」而只是「立委有更多機會要花心思面對罷免案，會不會不好？」的程度。

有人認為，黃國昌這麼優秀的立委，卻要遭受如此無理的罷免案挑戰，現在的罷免門檻不合理。確實，黃國昌立委罷免案是保守反動者對改革者的挑戰。但別忘了，在蔡正元罷免案，現任者才是保守反動者。

罷免門檻在罷昌案保護了改革者，但在蔡正元案則是保護了保守反動者。罷免門檻所保護的對象，是「現任者」。至於現任者的立場是改革還是反動，則與罷免門檻無關。憂心新的罷免門檻將成為保守反動勢力的利器，顯然是忽略了「罷免門檻保護的是現狀，不是保護立場」的現實。

如果我們認同政府不該對人民做思想審查，那麼罷免的門檻就只能是人數（連署數、票數），政府不能過濾、篩選人民提出罷免案的政治理由。罷免的機制是對所有不同的政治立場開放的。現在的罷免機制看似是讓保守勢力有機會攻擊改革派立委，那是因為自認改革派者，並沒有動手從事組織推動罷免保守立委的工作。要跨過提案、連署、投票成功的門檻，條件不是你的立場是否進步或保守，而是你的文宣、組織、動員力道有多強。

低門檻嘉惠的對象，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改革派，而是意圖罷免現任者的人而已。

罷免提案、連署成案的門檻高低，是一種「要讓現任者有多大可能性面對罷免挑戰」的抉擇。罷免案投票通過的門檻高低，是一種「要給現任者／實力者多少優惠」的抉擇。這些抉擇，取決於我們對「罷免權」本身的看法（要讓罷免權成為很容易實現的權利？還是寶刀最好不出鞘？），以及我們是否認為在任期中增添不確定因素是好事還是壞事（要給現任者多大的空間？）。

目前的罷免機制，最後一關罷免投票所需同意票數，仍然維持相當門檻，並未比舊法顯著降低。黃國昌立委罷免案也是在這最後一關被擋下。因此，有些人以「要是簡單多數決，黃國昌立委已被罷免」的說法，論證當初時代力量強打的低門檻主張並不合理。但也有人立即提出，簡單多數決可能會刺激反罷免者的危機感，使其更積極出門投票，不同意票將會比同意票多，罷免仍然不會通過。

不過，這個「可能」也只是或許，因應簡單多數決，選民或許會演化出不一樣的投票策略；但同樣的，簡單多數決也可能讓支持罷免者覺得更有機會罷免成功，而更積極拉票、投票。越低的門檻或許投票率越高，但投票率升高在具體個案中到底對哪一方有利，則難以論斷。用罷昌案的單一個案討論罷免門檻是否合理，會有見樹不見林的缺憾。

沒有世界最棒的罷免門檻，只有最適合台灣需求的罷免門檻。罷免門檻的高低並不是一個有絕對正確答案的問題，僅是面對當前政治環境做的政治價值取捨。至於這個取捨是否能帶給台灣政治正面的影響，則有待更多的實證案例驗證。台灣選舉制度經歷非常多次大大小小的變革，每次改變都會有很多人做出預言。但實際上，制度變革不但有改革者意圖的目的，也會有非意圖的後果。選舉制度變革真正帶來的影響，往往要過了幾次選舉後才能逐漸明朗。

就如同過往立委選舉從複數選區變革為單一選區時，也有論者預言國民黨將掌握萬年國會多數。而單一選區制首二次選舉確實也都是藍營大勝，似乎證實這悲劇性的預言為真。但2016年選舉，反而是民進黨在單一選區制下贏得首次全面執政。不但贏，更掌握單獨過半席次。

單一選區制確實會放大主要政黨的優勢，政治學教科書寫的是對的；但，單一選區制並沒有如同預期的獨惠特定政治立場。這個案例，充分顯示了選舉制度變革的效果需要時間觀察，無法就單一特定個案論斷制度變革的成敗。

歷史沒有如果，現在推測簡單多數決之下罷免結果會如何改變，也僅是無法證實的推測。即使我們有水晶球可以看到個案結果將如何改變，我們也難以預測在長期實施之後，對台灣政治文化整體的影響。罷免門檻的高低，雖會影響投票率和選民的行為，但，在罷免門檻之前，不同的政治主張都是平等的。

在罷免制度的設計上，我們該問的問題並不是「怎麼設計才能罷免掉蔡正元但保住黃國昌」，而是要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樂見民選公職在任期間接受更多罷免案的挑戰？要鼓勵現任者出來面對？還是要讓他們在任期內保有最多盡情揮灑的空間？這個問題的答案，絕對不會建立在對特定政治人物的好惡之上，因為罷免門檻沒有保護「誰」，而是保護「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