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下旬，我帶領9位日本大學生到台灣進行研修旅行。最初的目的地是台南。一行人抵達台北松山機場之後，為了搭乘台灣高鐵，分開搭乘計程車前往台北車站。

所有學生都是初次到訪台灣，原本眼神充滿期待而閃閃發亮。但是到了台北車站後，他們清一色都是表情僵硬，臉色鐵青的樣子，異口同聲地說「台灣的計程車真恐怖」，對計程車司機的橫衝直撞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有學生暈車覺得噁心想吐。在台南，也有學生差點迎面撞上騎在人行道上的機車，險象環生。

經過為期6天的訪問行程，學生們逐漸喜歡上台灣，被美食小吃、充實的文創園區、台灣人的人情味深深吸引，我才鬆了一口氣。回國後，請學生們提交報告，沒想到9位裡面就有4位提到台灣的交通環境問題，像是「台灣是個很棒的地方，唯獨交通⋯⋯」；甚至，有位學生寫道「我的家人中有視障人士，本來打算下次一起去台灣，但想想還是作罷」。

我本身已經習慣台灣的生活，面對如洪水般傾瀉的機車潮、開車殺氣騰騰的計程車司機、占領人行道和車道的汽機車等等，自有一套應對方法，作為「生活智慧」深植於腦海中，所以不會感到非常痛苦，感覺已經麻痺。不過，學生們對台灣還不熟悉，當我看到他們的真實反應，再度深刻意識到台灣的交通狀況果真嚴重。

剛好在這個時候看到新聞報導，台灣交通部在3月底公布了2022年度的交通統計資料，內容指出2022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3,085人，創下10年以來歷史新高，尤其是萬惡根源都指向了機車事故，死亡人數多達1,954人，將近占了整體的三分之二。而高齡者（65歲以上）的死亡人數也居高不下，有1,286人，顯示出高齡者是交通弱勢者，容易被捲入交通事故。

台灣人平時非常親切友善，很會照顧他人；然而，一旦發動汽機車的引擎就不禮讓，漠視行人、見縫就鑽的駕駛行為，讓人不敢相信與平常相處的台灣人是同樣的人。有好幾次走在斑馬線上卻差一點被右轉車輛撞到，還有在車道上騎著YouBike，汽機車為了超車從旁呼嘯而過，相當驚險。道路，不是為了汽機車而存在的，是要與行人和腳踏車共享的，這算是交通教育的問題。我難忘學生在台灣提問的重話：

「台灣人有雙重人格嗎？平常都很親切，怎麼手一握住方向盤，好像就變人格似的。」

其實，有關台灣的交通安全問題早已被討論許久了。台灣民眾也應該都一致認為「有問題」，卻毫無改善跡象，甚至正趨於惡化。原因究竟為何？現在正是值得全體台灣社會共同思考的最佳時機。

交通部在記者會上提出非常重要的概念：「（交通死亡人數持續增加）已不單是交通問題，也是社會問題」。既然是社會問題的話，就不是光靠交通部就能解決的。因為交通部不是執行機關，這裡就一定要有警察公權力的介入。然而，我個人認為，要逆轉台灣的交通死亡事故，一定需要警察更有力度參與交通安全的取締和宣傳。對台灣人民的利益來說，比起取締違規開罰單，呼籲大家遵守交通規則一樣重要，不是嗎？

日本的確成功降低交通死亡事故。當台灣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逐年不斷攀升，日本卻持續下降。1970年，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16,765人，因為正值「汽車社會化」（motorization）的爆炸期，死者大幅增加。於是，日本警察向這場「交通戰爭」進行宣戰，全面實施交通安全對策。結果在1970年代末期，死亡人數降至8,000人左右，減少了一半。

然而，一旦鬆懈了，死亡人數又開始遞增，1994年達11,452人，於是警察把它定位為「第二次交通戰爭」，再度加強對策，至今數字不曾再往上升──2021年，1.25億人口的日本，交通死亡人數為2,636人，2022年是2,610人。在這裡，如果要舉出和台灣的明顯差異，就是：日本站在對策最前線的是警察，警察把交通安全視為己任，與調查殺人事件一樣擁有同等權力，積極執行對策。

對我們日本人而言，看到日本的派出所前立著公告「昨天的管區交通事故　〇〇件、死者〇〇人」，是再熟悉不過的日常景象了。道路上的告示牌也會顯示「上個月交通死亡事故、縣內最差的是〇〇署管區」之類的，也就是說，在組織裡面利用競爭原理和罰則的誘因，以降低交通死亡事故。死者只要一旦增加至5人或10人，就會被長官告誡，必須加強巡邏；還有，警察署長也會因為交通死亡事故增加，而被該縣市的本部警視長約談，數字繼續攀升就會受到懲戒等處分。換句話說，從組織角度讓警察有動機去減少死亡事故。

在我年輕時，負責跑社會線新聞的記者時代，日本警察署長上任致詞一定會出現「我希望在任期內能夠有效減少交通事故」的言辭。這是因為對高階警官而言，好不容易才爬到這個位子，萬一在負責轄區內交通事故異常增加，恐怕就此毀掉前程。警察也是人，工作也必須同時兼顧理想和利益，身在組織裡面，工作表現的考績就是利益，而減少交通事故與考績有直接連結，所以他們會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

我在寫這篇文章時，正值日本全國在推廣「春季交通安全運動」的期間。每年春秋兩季，會舉行交通安全運動──這是自1970年代的交通戰爭以來持續至今的活動，也是不限於警察，所有的政府機構都一定要參加的「全民運動」。根據筑波大學醫學部教授市川政雄的研究指出，實施交通安全運動當月比起其他不實施的月份，事故件數平均減少了2.5％。雖然有人認為交通安全宣導變得制式化，效果就會減弱，但是對於在提醒民眾注意交通安全上面，仍然具有一定的效果。

如果台灣也能夠實施這樣的交通安全運動，會是如何呢？

雖然台灣的交通部也提出了改善策略，但是我並不樂觀，反而是感到有點悲觀。原因出在台灣政府看起來還沒充分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不夠有「宣戰」的決心，與此同時，不少台灣民眾是抱著「事不關己」的心態。但是，難道大家在交通安全的問題上真的可以置身事外？

我在台灣有認識的牙醫師朋友，他說在台灣進行顏面手術的人相當多，理由之一就是機車事故──雖然安全帽能夠保護頭部，但是臉部撞到地面或與對向汽車發生碰撞而受傷，因此需要進行顔面手術，當然也會留下傷疤。

當然不是只有顔面手術，甚至是成為輪下亡魂。在這10年內，我的兩位友人接連在交通事故中喪生。一位是《西日本新聞》的駐台北記者中川博之，另一位是台灣的紀實小說作家陳柔縉。中川歿後，西日本新聞關閉了台北分社，雖然是經過多重考量，但是如果沒有這起交通事故，分社應該還會繼續營運吧，這等同於失去了日本媒體在台灣的新聞取材據點之一。陳柔縉是評價頗高的作家，無法再讀到她的作品可以說是文化界的一大損失。我想應該有不少人都經歷過親朋好友因為車禍而離世，或者是重傷住院，照理說，就不應該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放任那些一上路就橫衝直撞的汽機車，並置行人於險境的危險駕駛行為發生。

在台北或高雄這樣的大都市裡，已經有捷運、輕軌、公車等完善的大眾運輸工具，還有YouBike公共自行車系統，交通十分方便；但是在機車使用上，仍有部分是過度依賴機車才能夠生活。如果是學校和公司機關等原則上禁止騎機車通學、通勤，或者是增加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的誘因，提供交通津貼等鼓勵措施，會不會也是一個辦法？

基於性善論來呼籲交通安全，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原因出在重視眼前方便的人不會積極配合。有人說，大家騎機車也是「台派」文化，我某種程度同意，也不是請大家不要騎機車，不過確實遵守交通規則，當個有禮貌的騎士之後，再來講「交通台派」也不遲。

如果未來有一天，蔡英文總統在沒有隨扈同行下，自己一個人從總統府步行到中山北路的話，就能夠實際體會到台灣的交通環境究竟對行人是如何的不友善。有人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恐怕要我補充一句的話，就是「台灣最不美麗的風景是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