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梅的紀實報導《賢妻良母失敗記》中，受訪者敘述母親就業優秀又成功，但因結婚而辭職，用5萬退職金買了店面開店。雖說是夫妻合開，母親只像個無薪的長工：要顧店，照顧公婆小孩，負責員工的食宿，午睡一躺下又被父親叫起來招呼顧客，積勞成疾。致富以後父親長期外遇，母親痛苦、重病。病發時女兒要叫救護車，但母親不願麻煩別人而拒絕，猝然死去。

江佩津的親情散文《卸殼》，回憶母親是公認全家族最美麗的女孩，但嫁了賭徒，懷孕大著肚子騎機車跑業務養家。臨盆時算好錢，背了背包，騎車去長庚醫院生，竟在醫院被偷光，只好回家到附近醫院生產。母親離婚後開旅行社養女兒，老公同住拿女兒當人質要脅，她只好繼續替老公還賭債、還老公打死人的賠命錢。女兒上了國中，才把老公趕出去。後來母親到高雄夢時代百貨美食街做清潔員，做到領班，每天上工前要吞好幾顆維他命撐過去。後來母親去外包公司，去社區大樓、電影館做清潔，被巨債追著跑、重病、自殺。之前母親去便當店買雞腿或排骨便當吃，為了先把雞腿、排骨分類冷凍，整箱寄給在台北租房掙扎打拼的女兒。女兒去聽卡債對策說明會，一位單親媽媽說，因為倉皇逃離家暴，只能辦現金卡，一張接一張刷。

這些真人實事，都像深水炸彈擲入讀者內心，寂靜地爆開，粉碎原有的認知。她們的遭遇深深傷害了我，使我憂傷困惑，茫然失眠。但讀者必須被傷害，才會無頭蒼蠅似地陷入強迫性思考，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是別人的錯、還是她們自己的錯，究竟是哪裡出錯，環境系統缺少了必要的什麼。為什麼母親們天賦優異、柔善耐心付出一切，卻落得一無所有，在兩性關係和金錢上都踏陷絕境以終。成因是多重的，關鍵是什麼？日本記者飯島裕子的社會調查報導《瀕窮女子──正在家庭、職場、社會窮忙的女性》使人開天眼，給出了重磅答案。

《朝日新聞》在2011年底，頭版全版報導「單身女性3人中有1人貧窮」；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2007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計算相對貧窮率，結果20歲到64歲的單身女性中，32％的人，可支配所得不到國民人均的一半（114萬日圓，約台幣32萬餘元）。65歲以上的女性，和單親媽媽，都有一半人口陷於貧窮。社會原本以為2、30歲的女性，年輕力壯處於經濟優勢，驚訝她們也陷於貧窮，2012年《日經經濟》網站、《Friday》、《AERA》雜誌、《NHK》的網路頻道《E電視Heart Net TV》都報導了年輕的「貧窮女子」。日本政府雖在2015年施行《女性活躍促進法》，卻不了解女性貧窮成因，也就持續不作為。

作者和《大誌雜誌》（The Big Issue）基金會合作，調查50位青年街友，出版《報導：青年遊民》一書，後續接到許多讀者關心：「遊民沒有女生嗎？」「女生比男生不容易窮嗎？」「女生沒錢是不是大不了賣身就好？」2014年，30多歲的女性到大阪區公所問申請低收入補助，職員就罵她該去賣身。這個男人把賣身壓迫講成權利，就把它變成了義務。這些錯誤的刻板印象，持續把女性推入貧窮深淵。作者便在3年間透過生活貧困者協助組織、工會、都道府縣等性別平等中心、熟人介紹等，採訪47位16到64歲女性，寫成《瀕窮女子》，每篇生命傳記都令人哀傷徘徊不已。但在故事血肉之外，關鍵在於她透過統計調查，揭露了問題的規模與本質。

問題最嚴重的時候，竟然無人知曉。首都大學東京數據統計的阿部彩研究得知，「單身女性貧窮自20年前抵達高峰，之後逐年下降」。1992年，就業女性人數才超越家庭主婦，但就業女性超過一半是主婦兼職。泡沫經濟崩潰後，僱主利用這群主婦來低薪省成本，所以她們收入無法養活自己，只能貼補家用。老公有穩定收入時，主婦被剝削就不會被當成問題看待。等到連老公也被裁員、長期失業時，問題才暴露出來。

許多女性落入失業貧窮，是因為童年受虐待，導致成年後難以應付壓力、挫敗，也不知道可以向人求助，陷於心理障礙、就業困難和自殺。近年流行的《情緒勒索》、有毒雙親、《廢墟少年》等，其實問題一直都存在，經濟繁榮的年代，對勞工壓迫不高；現在職場血汗，逆境升高，問題才暴露出來。

年輕繭居者很多，只要父母有收入，就不會被當成問題正視。但父母退休、需要長照、死亡後，問題才暴露出來。2013年，大阪失智老婦從家中被救護車載走，救護人員沒發現隔壁房間有個衰弱的31歲女兒。女兒從國中就輟學，在家照顧母親，鄰居都不知道她住在那裡。幾個月後，鄰居報案，才知道女兒餓死了。

一棵果樹，果子在高處不容易摘，低枝的果子伸手能摘到。經濟學稱「低垂的果實」，就是各種紅利，兼職主婦低薪做清潔員、收銀員，免費做家務育兒長照，都是老闆、老公、政府的紅利。過去人們享受的繁榮，是靠著隱瞞問題、壓榨主婦才有的。現在已是不得不審視問題、振作改變的時機。現在我們如何行動，決定十年後台灣會成為地獄或天堂。

讀《賢妻良母失敗記》、《卸殼》等書，讀者會問，是不是受苦的女人自己也該負責，為什麼要嫁爛人，為什麼老公外遇她卻不離婚？《瀕窮女子》說明常識是真的，單親媽媽有一半人口貧窮，小孩愈小，媽媽愈窮。讀者從書中終於看見問題，但前述的提問把這些問題個人化了，把集體問題給個人化，就是去政治化，在受害者還不知發聲時，文化已經鎮壓消音。

《賢妻良母失敗記》的母親是有錢商店老闆娘，不列入貧窮人口。可是真相剛好相反，她付出不會得到酬勞，經營致富的財產也是老公的。老公外遇，她無權沒收財產、趕走舊老公、換新老公；反而自己受罰。《卸殼》書中夫妻財產也不是老婆的，只有老公的賭債才是老婆的。這種制度，這種文化，把她們要活下去所仰賴的心理資源完全耗盡。

事態惡化到不可收拾的關鍵，就是女性貧窮。而且貧窮被致命地隱藏起來，問題才會無解。讀者看這些貧窮女人，覺得你很倒楣，你很可憐，我們掉兩滴眼淚，自己不要像你一樣就好，孩子不要像你一樣就好。但是哪天自己就掉進去了，書中的女人也沒想過自己會落到這一天，因為她們原本也跟大家一樣蒙在鼓裡，誰知道人人有機會。

《瀕窮女子》講述了廣大國土上原本無法用肉眼窮盡發現的統計真相，也告訴讀者，真相是靠「男人養家，女人靠父母就不會窮，嫁人就不會窮，養兒防老就不會窮」的潛在觀念才能隱藏起來的，「賣身就不會窮」只是其延伸而已。其實就算女人是全職主婦，沒有她免費的家務勞動支撐，老公也無法投入高工時，老公的薪資都有她隱藏的貢獻。要是以為男人養家，收入是男人賺的，當然是男人的；那麼女人要離婚，當然社會就要她捨棄自己多年勞動成果，淪為街友都有可能。所以這種男性財產的觀念，本身就是剝奪《賢妻良母失敗記》、《卸殼》等書中女性勞動收入的元凶，它必須死。

過去帝國要殖民外族，就要先提拔一個買辦階級來統治，殖民女人也一樣。《瀕窮女子》書中談到女性階級境遇兩極化，表面上女性正職的薪資提升了，和男性的薪資差距在縮小。有了育嬰假，懷孕後不離職的女性也增加了。社會大眾看到上層表象，真的以為女性貧窮已在改善，現在跟以前不一樣，已經很好了，嫌《賢妻良母失敗記》、《卸殼》那都是少數個案，是自己的問題，不要什麼事都怪政府。

日本小說《我要準時下班！》（わたし、定時で帰ります。）探討高失業年代，女性員工爭相以少休、不休育嬰假向主管輸誠，以免公司要裁員時先裁她。台灣立委林靜儀則說，「勞基法是勞工的刀，若連在老闆面前晃一下這個動作都沒有，就算給你槍也沒有用了。」衡諸現實，台灣女人休育嬰假如果被資遣，那麼老闆受罰的影響程度，會跟員工一樣嗎？談判籌碼會平等嗎？勞基法真是一把刀，還是蚊子叮一下？

《瀕窮女子》作者提到，寫此書是透過日本的生活貧困者協助組織、工會、都道府縣等性別平等中心等管道去接觸個案。如果問一問這些機構台灣有多少？發揮了什麼作用？有沒有向社會揭露問題、合作改善源頭？那就可想而知，為什麼單親媽媽逃離家暴，只能求助於現金卡深淵。台灣的女性貧窮狀況絕不會比日本好，只是更不為人知。

台灣有女總統、女部長、女立委、女法官、女記者，就證明性別平等了嗎？差得遠。如果社會考驗女人的項目是要她們證明自己不輸男人，那麼社會踐踏底層女人，棄之不顧，高成就的女人便不會運用自己的地位去反抗。女人學會用那些專制男人的頭腦思考，女性貧窮就繼續理所當然。

男人、女人們，起來。記者必須報導，學者必須研究，像《瀕窮女子》這樣的本地報告必須出版，社會必須讀，必須討論，內閣必須應對，國會必須行動。這本書告訴了我們，如何投身改變。

（編按：本文由大塊文化提供，文章標題與內文小標經《報導者》編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