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奧運結束後，帕拉林匹克運動會（Paralympic Games，簡稱帕運）就將接著登場，自1988年的漢城（今譯「首爾」）奧運之後，已成為國際體壇每四年一度的慣例與盛會。

但若對相關新聞有所關注的朋友，應該多少都有注意到，為什麼同樣的一項運動賽會，台灣稱為「帕運」、中國、香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華人等其他華語社會多稱為「殘疾人奧林匹克運動會」（簡稱殘奧）？事實上，台灣也是從2004年才有此正名。之所以稱為帕運，乃是由英文Paralympics而來，而字首"para"就有平行、旁邊之意，也就是與奧運並列之運動會。

台灣之所以在2004年正名「帕運」，主要是因為肢體障礙的前第一夫人吳淑珍率隊出賽雅典帕運前，在台灣身心障礙團體請求之下正名。藉著吳淑珍的高曝光度襯托完美時機，得以推動正確的訴求。

為什麼不該稱「殘奧」？因為語言就是我們建構世界觀的表意工具，殘與不殘，疾與非疾，其實是個人本位經驗出發的。試想，有人天生就僅有一隻手臂，既然從未擁有過，是否仍是我們生命中的殘缺？即便是後天造成，只要坦然面對，何殘之有？何苦以肉身型態的不同，認定他人必是殘疾？既然如此，相較於在多數社會中的有形建設也好、無形制度也好，身心狀態與一般人不同者，確實多半處於「障礙」的客觀狀態，相形之下，「殘」字與多元包容的時代精神就有所扞格。

台灣人口中，約有5%領有身心障礙者手冊，但實際人數必然高於此，過往甚至現在，身心健全者多少以「慈善」、「同情」作為看待他們的眼光。如今，我們應該以更積極、宏觀的方式來看待他們，以消除障礙、確保權益與全面參與的角度出發。台灣帕運正名20年，上述這些概念逐漸滲入台灣人的群體價值觀當中，然而身心障礙者所參與運動賽會，尤其是競爭激烈程度最高的帕運，可能完全顛覆我們對於身障者被動、局限的既有觀點，而這也許是我們在觀賞帕運時最大的收穫。

說起帕運，絕大多數人所想的是，這些身心障礙者克服了多大的困難，才能和我們一樣、甚至比我們更快、更壯。但，我們什麼時候真正關注過他們在帕運的運動成就？

男子100公尺短跑，亞買加的波特（Usain Bolt）在2009年創下的9秒58屹立不搖；女子100公尺短跑，葛瑞菲斯-喬伊娜（Florence Griffith-Joyner）10秒49更是自1988年屹立至今，雙雙成為人類體能爆發極限的標竿；但我們何時關注、甚至聽曉帕運100公尺紀錄呢？

當然，帕運的各項運動項目中，各自再依個人身心障礙而有多項分類，以田徑為例，就有六大類（視力、智力、腦性麻痺或大腦損傷、截肢或矮小運動員〔站姿〕、肌肉力量不足〔坐姿〕以及肢體歧異運動員），其下再依各自障礙程度不同訂定參賽級別。姑且以所有參加帕運短跑選手的世界紀錄來說，左臂截肢的巴西籍多斯桑托斯（Petrucio Ferreira dos Santos），在T46/47級，就曾跑出10秒29的世界紀錄。

除了多斯桑托斯之外，您或許也聽過我們台灣的桌球阿媽盧碧春、羽球選手方振宇，但在我們肢體健全者的心目中，這些身心障礙運動員的存在，是不是僅僅成為激勵我們的故事而已呢？

已故的澳洲身障權益倡議者史黛拉．楊（Stella Young），曾在2012年提出、並在2014年一場知名的TED演說後廣為人知的觀點，她認為許許多多身障者的影像（包括運動員），被視為她所稱的「勵志A片」（inspiration porn）。她解釋道，她之所以刻意使用「A片」這個比較強烈的詞，就是目前普遍的熱血敘事方式，將一群人刻意物化、客體化（objectify）之後，另一群人因此獲益。在面對身障者的例子中，多數情況確實將他們物化與客體化，以讓非身障者獲得好處。尤其在帕運中，這些身障運動員，每每可以飛馳而過，或是在輪椅上做著我們常人都難以完成的動作時，更讓我們不得不反視自己，似乎愧對了這副健全的肉身，以他人的故事來激勵自己。

聽來或許刺耳，但是史黛拉．楊的提醒在經過10年之後，已是歐美主流媒體對於帕運論述的重要指南。但我們在台灣仍舊熟悉、甚至鼓勵那樣的「勵志」敘事。

當然，那樣的敘事確實有可能為某些身障運動員帶來好處，法國運動社會學家貝爾丹（Yann Beldame）等人的研究就指出，一些身障運動員即便心不甘情不願，但也深知那樣的敘事會為他們帶來更多的關注與贊助，因此在社群媒體上也願意配合演出，以符合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期待」。

然而，這樣的敘事角度，也就是我們愈只關注在身障者個人成功的奇聞軼事，愈不需要考量其他使他們居於弱勢的結構因素，一副好像只要個人夠努力，就可以克服所有先天或後天的身心障礙似的。就這樣，這些故事成了我們卸責的最佳藉口。

在歷屆帕運中，賽博格與超級身障者的田徑與游泳選手是最受主流媒體所青睞的，一來充滿動態的畫面強化了「勵志A片」的元素，另一方面，這也是非身障者普遍從事的運動，因而更能同理他們的體能展現。然而，光譜另一端的腦性麻痺者的地板滾球就難以受到關注，因為視覺上它「不好看」，這項運動的難度與小肢體動作的技巧非腦麻者難以同理，因此難具啟發性。所以我們注重的是帕運選手的「故事」，不是他們運動的技巧或成就。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Ishiguro Kazuo）的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中，描繪著一群複製人的悲劇宿命──複製人存在的目的就是以自身器官移植給人類，以延續他們肉身。如果我們只聚焦在這些帕運運動員帶給一般人的勵志高潮，那麼他們的存在，不也只是以他們肢體上的不同，換取非身障者存有的情感反應？

再從不同角度思考，肢體健全者何嘗不是「假釋中」的身障者呢？畢竟，我們與身障者之間都只是一個意外的距離而已，這麼說來，何不將身障者視為常態？他們的日常生活能力遠超乎你我的想像。每當我在瘋狂的台北街道上，看到穿梭自如的視障人士，總不免驚嘆他們的「超能力」，但那就是他們的日常，他們既然已能與這社會共處，那我們似乎也沒什麼好為他們大驚小怪的，當他們以義肢飛奔在田徑場、在輪椅上靈活地將乒乓球來來回回、或是拋出滾球準確撞擊目標白球的時候，那都是個人體能極致的展現。

我當然理解，現階段在主流媒體上，能看到帕運的相關轉播與報導，就已經是很大的前進，在這當下還以「勵志A片」來批判這樣的操作，似乎顯得不近人情，但這來自史黛拉．楊的警語總是可以提醒彼此：在巴黎帕運展開時，除了不免俗的帕運運動員勵志故事之外，我們也不妨更關注他們在場上的競技表現；轉播上，對於他們運動技巧的描繪也可更增加──他們是貨真價實的頂尖運動員，而不是勵志A片的演員。

語言與敘事是一個社會種種價值的具體展現，當然也隨著時代而改變，許多不合時宜的詞語、敘事，都應該與時俱進，「原住民」、「新住民」、「身心障礙者」等等都是時代進步累積而來的成果，這些演變過程中的訴求並非動輒得咎的文字獄或是「左膠覺青」的道德高位，而是朝向多元融合的真正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