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台灣今年為了要開放18歲公民權，而挑戰高門檻的修憲複決之時，日本在2015年修改《公職選舉法》，將選舉權從20歲調降至18歲，早台灣一步實現了18歲公民權。該次修法的目的，除了符合國際潮流，並讓政治更加反映青年民意之外，更重要的是以推動修憲為目標的執政黨自由民主黨，將修憲公投的投票年齡訂在18歲，與《公職選舉法》間出現了不一致，因此決定連帶調降選舉權年齡。

在修法通過之後，高中職開始對學生講授與選舉相關知識，從《NHK》到知名少女雜誌《Seventeen》，各大媒體均推出了18歲公民權專題，希望鼓勵年輕人出來投票，然而結果卻不盡理想。在修法後的5次國會大選中，18～19歲間的投票率分別為46.78%、40.49%、32.28%、43.21%與35.42%，均低於在5成上下徘徊的全體投票率。以結果來說，開放18歲公民權不僅未能對日本低迷的投票率注入強心針，反而拉低了投票率。

在18歲公民權修法之前，日本20、30歲青年的投票率，就向來遠低於60歲以上的銀髮世代。而若細究背後的社會心理，根據日本政府2018年進行的「我國與外國青年意識調查」（以日、韓、美、英、德、法、瑞典的13～29歲青年為對象）顯示，只有48.8%的日本青年對日本社會感到滿意，但同時也只有43.5%的日本青年關心政治，均是各國中最低；即便對國家不滿，日本青年中只有32.3%的人考慮留學，29.4%的人考慮移居海外，比例上也都是墊底。

對現狀不滿，但既無心改變也無意逃離，這股無處宣洩的無力與煩悶，正充斥在日本的青年世代之間，也是造成低投票率的主因。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被問到為什麼不投票，在日本常見的一個說法是「我不希望與他人對立」。選舉必定有輸有贏，一旦表態，萬一在現實或網路的交友圈中，受到立場不同者的批判，將會造成很大的人際壓力。特別是學業與工作上都還不穩定的青年，更不希望冒這個險。

而在最年輕的首投族之間，還有另一個常見的說法是「我還太小不懂政治，我怕投錯」。

推動青年政治參與的日本NGO「NO YOUTH NO JAPAN」的成員能條桃子，在一場討論18歲公民權的對談上就分享道：

「許多人都跟我說：『我又不懂政治，就讓懂的人去決定就好。』」、「我自己18歲的時候碰到修法，第一次獲得了選舉權，學校老師叮嚀我們『你的一票會改變社會，要想好再投喔』，當時的我只覺得『欸，好沉重喔⋯⋯』。」

日本青年確實缺乏參與政治的意願與實踐，但問題並非全出在年輕人自己身上，背後還有著日本政府為了避免青年將不滿發展為集體行動，長期以國家公權力將校園「去政治化」的結構性因素。

在1968年的學運浪潮席捲全球時，日本的高中與大學校園，也有許多針對學生權利、言論自由、反越戰等不同社會議題而發起的抗爭。為了對付學生運動，日本政府除了大力擴充鎮暴警察，積極入校鎮壓之外，更在1969年制定了《大學管理法》，賦予校長及文部大臣（相當於教育部長）為了對付學運，得凍結甚至廢止特定系所的權限；在高中則發布了「關於高中政治教育與政治活動」之行政函令，以高中生的心智還未成熟為由，禁止其參與一切「政治活動」。這也是上述「不懂政治就不敢／不該投票」論述的來由之一。

日本學運在1970年代後逐漸退潮，但較之許多國家學運在日後的捲土重來，日本學運卻就此陷入長期低迷。上述在校內壓制學生「政治活動」的法令，可說是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就結果而言，《大學管理法》雖未實際發動，但在可能會被凍結甚至廢系的壓力下，大學校方往往不會保護參與社會運動的學生，反而是將之記過或退學，甚至與警方合作，配合進行對學生的驅離、搜索甚至是逮捕。

到了開放18歲公民權之後，為了教育擁有投票權的高中生，日本政府也頒布了新的「關於高中政治教育及高中生政治活動」函令，取代了之前的函令。在新的函令中，雖然對於高中生參與政治活動不再一律禁止，但強調學校擁有建造物管理權，有權否准校內的一切活動。至於學生在校外的政治活動，為了避免涉及違法或是暴力行為，校方有權搜集學生的相關資訊，包括在網路上的發言，甚至要求學生參與政治活動前，需事前向學校報備。

這份函令表面上開放了高中生參與政治活動，但實際上仍充滿濃濃的管制與威權氣息。當時的文部科學大臣馳浩在國會答詢時，就表示為了避免讓學生涉入不當的政治活動，例如集會遊行，學校有必要跟警察、司法、醫療與社福等單位緊密合作。因此無論是搜集相關資訊，或是要求學生提交活動內容，只要不涉及政治理念的實質審查，都算是基於教育目的之必要範圍內，並不構成對學生言論自由的侵害。

實際上，在媒體上不時可見校方禁止學生自主討論政治議題，甚至是政治人物要求學生噤聲的現象。由於日本的《公職選舉法》相當複雜而嚴格，當校方或政治人物質疑學生的言論或行動，例如張貼關於公共議題的海報，或訪問當地候選人等等，有「違反公職選舉法之虞」時，無論有沒有道理，都會造成明顯的寒蟬效應。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之一，是在2019年時，因為大學入學考試英文科的改革問題，引起了高中生及家長的強烈質疑。而時任文部科學大臣的柴山昌彥，就在自己的Twitter上轉了一段高中生自述在學校午休時與同學討論政治、批評執政黨的推文，加註「這樣的行為恰當嗎？」，引發了輿論批判：作為教育首長，這樣的推文是否有製造寒蟬效應，打壓學生言論自由之嫌？

對此柴山大臣則回應：「高三生當中也有許多人未滿18歲，法律上禁止未成年人參加具有黨派色彩的選舉活動」、「該生在校內（鼓吹不要投給執政黨）的發言，有可能已經違反《教育基本法》與《公職選舉法》，我的推文是認為必須正視此一問題。」

目前20到30歲的日本年輕人，他們的高中與大學老師，也幾乎都是在1970年代學運受到壓制之後的校園內接受教育；因此即便能夠教授課本上關於選舉制度的知識，也普遍缺乏在校園生活中討論及實踐公共議題的經驗。光是紙上談兵，也無怪乎許多學生對公民權所代表的意義與責任無感。再加上日本政府對學生運動數十年來的警戒與打壓，即便有個別學生對公共議題有興趣，也很難在校內公開談論，更遑論發展出社群與實踐。

即便日本青年，特別是學生在學習與實踐公共參與的環境如此艱困，我們仍舊可以看到許多青年行動者，努力開拓出屬於自己世代的道路。例如有高中生不滿學校收緊髮禁，在2021年自行採訪同學與校友，拍攝挑戰髮禁的紀錄片《北園現代史》。雖然校方堅持「不承認未受指導老師許可的學生活動」，但該部紀錄片卻意外在YouTube上爆紅，引發許多學生共鳴，以及主流媒體的關注。

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校園組織受到管控之下，社群媒體則提供了另一個串連與行動的可能。在連署網站「Change.org」的日本版上，也不時可見如「反對制定限制遊戲時間條例」、「應在中小學設置冷氣」等由年輕人發起的網路連署。而在全球遍地開花的氣候運動青年團體「Friday For Future」，其日本版也透過網路串聯，經常發起同時舉牌抗議等全國性行動，也活用群眾募資，籌集成員出國參與相關會議、行動所須之資金。

從日本的例子可以了解到，比起選票本身，推動18歲公民權的過程，可能對社會的影響更加深遠。不同於青年自己起身爭取權利的台灣，在日本，作為執政黨推動修憲副產品的18歲公民權，面對數十年來已是「去政治化」冰凍三尺的校園，是很難立即有所突破的。但反過來說，當一張選票被交到青年的手中時，政府即便只是做做樣子，也不得不多開放一點空間。即便當事人一開始感受到的是困惑或壓力，也仍舊有可能成為新的空間中，讓公共意識萌芽的起點。

近年日本年輕人對台灣的注目漸增，除了美食與旅遊外，也有許多日本高中或大學的師生開始注意到台灣的青年公共參與。筆者不只一次被日本學生詢問：「台灣學生討論政治不怕被同學批評嗎？」、「不會影響升學嗎？」、「大多討論哪些議題呢？」等問題。透過這些對話，日本學生往往會發現，並不是只有他們才會在公共參與上碰到同儕壓力、升學主義等阻力，但在台灣乃至其他國家，仍有許多跟他們同齡的人，勇於突破困境，希望讓社會變得更好。他們其實並不孤單。

無論這次台灣修憲複決的結果如何，相信台灣的青年都會在公共參與的路上繼續向前走。而這份挑戰修憲的經驗，想必在未來也會持續帶給日本青年更多的反思、想像與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