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仁碩認為，本次複決投票讓社會真實聲音浮現，表面上沒有任何政黨反對，但選後才知道有4成多的投票者反對18歲公民權，讓「世代對立」的問題浮上檯面。而此次修憲推動過程的青年動員，顯現台灣社運組織的型態轉變，高中學生在行動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草根耕耘和橫向串聯，未來有機會累積能量，繼續改革議程。另外，這次事件也將成為這個世代青年的集體記憶，但敘事如何被形塑，還在成形中。

以下用第一人稱呈現許仁碩的受訪紀要：

這次修憲複決沒有反方，至少朝野沒有政黨明確反對，但很多討論和政治訊息的傳遞蠻隱性的，發生在LINE或群組對話裡，就算學者想抓data，可能也抓不到。但投票的重要性在於，我們知道有4成多的投票者反對，不投你根本不知道，因為民調中有可能不好意思說。

老實說，你要給一個沒有權力的人權力，本來握有權力的人就會不舒服。世代對立的問題本來就存在，看不起屬性上比自己低的人，檯面化未必是壞事，我們終於可以來處理。難道這些東西以前沒有放到政治議程上，大家就很尊重比自己年紀小的高中生嗎？也沒有，只是高中生沒有站在你面前做政治行動，平常就窩在心裡。

複決讓大家表態，下一個功課就是這些人在哪裡？他們是誰？為什麼反對？這是一個重要的開始，這樣才能對話。找到他們，多拉一個人就是多一個贊成、少一個反對。我們這次沒有過的理由，不是因為反對多於贊成，是因為門檻沒有到。

至於近4成未投票的民眾，沒辦法斷言他們就是反對，不能像韓國瑜說，沒出來罷免的都是支持我的，不能這樣詮釋。民主的選舉，只能看出來投的人，沒出來的人他怎麼想，我們沒有辦法幫他幫他代言，所以都是機會。

從民主化後大型的學生運動來看，可以看到不斷變化的趨勢。現代社會運動的特徵就是個人化、流動化，不是只有在台灣，各個國家都這樣，所有組織化、建制化的鐵票都在衰退，歐美曾有過規模很大的工會、社會團體，台灣因為有戒嚴時期威權歷史，過去除了國民黨之外，沒有空間發展出這些大型團體。

所以台灣的學運還沒發展出大型組織，就直接迎來很個人化的參與──我是因為個人關心的事情，來決定我的行動，不是因為我是某組織的成員，就照著組織的意思去做。流動化則是運動裡外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可能今天還參與，明天就離開不幹了。

從野百合學運、野草莓學運、318太陽花學運、反課綱運動到這一次18歲公民權修憲倡議，我們可以看到運動結束之後，回到各地去經營自己的力量、耕耘自己的議題是很重要的，但彼此之間還是要有串聯，才有辦法在需要動員的時候集結起來。

所以像318，第一時間有辦法衝進去的人，彼此要認識、互相信任，有技能、膽識跟意識，如果不夠緊密，很容易就被警力瓦解。而且衝進去之後，訊息一散出去，馬上就能在各處找到夥伴，進到國會聲援，動員動得出來，代表有很多分散的組織網絡跟行動經驗，都是那幾年間各式各樣運動的累積。

反課綱從318的經驗得出「佔領是可行的」，所以模仿；那時候高中生的校內組織力量比較小，學生得透過網路粉專來找夥伴。但這次18歲公民權修憲的運動，比較特別的是高中學生自治組織的參與，這是校外NGO組織──例如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台少盟）或台灣青年民主協會（青民協）──難以替代的，他們無法像學生組織深入全國各校做倡議，但面對一個大的議題，全國性NGO的發聲和統一的論述又很重要，所以這是滿不同以往的做法。

不是修憲公投才叫議題，每一個學生碰到麻煩願意來找你的時候，能不能處理好，那就是實戰；如果只是帶著特定議題的目的性去做運動，一般學生不會理你啊。「我跟你說『餐廳很難吃、便當裡有蟲』，你說『那同學你知道修憲公投嗎？』」不能這麼目的性。

而且這個動員是長期的，從推動成案、宣傳、跟政黨斡旋到投票，如果沒有扎實的基礎，恐怕只能強力動員一次但難以持久。高中生這麼忙，有社團、有課業，在沒有經濟自主能力、行動力很受限的狀況，能長期持續做倡議，並且走到最後，贊成票比反對票多，整體能量是非常可觀的。

18歲公民權運動可能沒有辦法像318，有一場幾十萬人那麼大的集會，因為現在是個人化、流動化的時代，同一時間要讓所有人流到某個地方，當然不容易。大家都當過高中生，回想一下就知道，做集體行動會碰到多少困難，就知道這次這麼長時間持續性的動員，是多麼強大的一件事。

後續發展我認為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面向。第一個是實際上比較核心參與的個人，經過這樣的運動，他們公共參與的技能跟意識，一定受到很大的影響，可能未來會傾向多關心一些事，當他們再碰到某一個契機，可能會願意多投入，知道怎麼樣去爭取。

第二個層次是這群同年齡層、同個世代的人，會形成一個集體記憶──當然，這個世代多寬，我們並不確定──他們會記得高中的時候，曾經有過這件事，不管有沒有參加，他知道當時一樣是高中生的人，有做過這樣的事情，這個記憶現在才剛開始要被形塑。

比方318佔領運動之後，大家覺得公民社會大勝利，可是今年選舉結束，搞了半天，好像大家也不是很滿意。所以我們對於某一個歷史事件的記憶，會隨著當下情境去改變詮釋。接下來的課題是，這個記憶我們要怎麼去談？詮釋權在誰手上？

另一種詮釋就比較負面──你們講了半天，根本沒有人理，反正還是輸了、沒有通過，在台灣搞修憲沒有效──這也是一種談法。接下來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談法，可能會有人怪台灣社會啊，說選民都怎樣，會有很多情緒出來。

集體記憶是一個還不確定的效應，可能是正面或負面，或者很複雜糾葛，但會是未來一個重要的課題。如果下一次的行動成功，這次的行動就會變成一個連續性的史觀，我們當初雖然輸了，但我們最後贏了。可是這真的是失敗嗎？你已經連贏兩仗，讓修憲成案、複決同意票多過反對票，最後是被複決門檻擋下來。怎麼去總結、分析、敘事，當然不會只有一元論述。

第三個是縱向的，跟不同世代的關係。這次出來推動的人，大部分沒辦法投票，那麼有投票權的大人，是正面看待這次的行動嗎？想進一步合作嗎？還是覺得年輕人都不行，彼此互相責怪？如果政治行動者正面看待，真心誠意要往下推動，可能會有良性的循環；但如果現在從政的人冷嘲熱諷，或當作沒看到，表面說支持但實際上也不作為，就很難往下。

沒有哪個政黨擺明反對，但如果有些政黨覺得有責任，要多做一點的時候，是不是要反省一下消極的態度？不要叫個別候選人做、覺得沒票就不做，否則這些人20歲之後，他要不要投你？

另外，學生身分最大的特點就是流動性，3年之後，整個學校的人都不一樣了。在跟下一個世代接軌的方面，這些行動者以後回到母校去演講，應該用怎麼樣的脈絡理解，學弟妹怎麼看待，這是運動能不能傳承的關鍵。

對於此次複決結果，我很排斥說這只是訓練，或是一個嘗試，這樣太看不起努力推動修憲的行動者。重點是他們站上舞台做這樣的議題、打這一場比賽，輸了就是輸了，沒有在看說你是幾歲，或是修憲太困難，輸了就不算、沒關係，這樣太貶低他們的主體性。

這一次雖然未通過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但民主的特性是不管結果怎麼樣，大家都有下一次機會。敗選的人下一次還可以選，比賽不會結束，會一直來。所以你永遠要看，那下一次我們要怎麼做？接下來就看行動者自己，跟這些有投票權、特別是有政治動員能力的人，怎麼處理這一題，都會影響後續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