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歲的阿榮（化名），有一天在浴室跌倒，送醫急救的隔天宣告不治死亡。傷心欲絕的太太阿萬（化名）辦完喪事後，想起阿榮還有一張意外保險，便拿著檢察官開立，寫著「死亡原因」為「顱內出血」、「死亡方式」為「意外」的相驗屍體證明書（就是俗稱的死亡證明書），向保險公司申請給付保險金100萬元，沒想到竟然遭保險公司拒絕，理由是：檢察官沒有解剖，無法確認阿榮是「病死」還是「意外死亡」。氣憤的阿萬一狀告上法院，這場官司打了4年多，最後法院判決阿萬敗訴，理由是：保險公司提出阿榮的病歷，證明阿榮的「顱內出血」是自發性而不是意外導致。阿萬耗費了4年的光陰，得來的是一份敗訴判決，還失去了裁判費。

依照法律規定，所有非病死或可能是非病死的遺體，都要由檢察官跟法醫一起看過遺體，確認「死亡原因」以及「死亡方式」。

死亡原因有很多，如：顱內出血、心肺衰竭、窒息等都可能是死亡原因，但是死亡方式在官方記載只有臚列5種──自然死或病死、意外、自殺、他殺、未確認。如果從醫院的病歷、遺體的外觀或現場的監視器畫面等證據，可以看出死者死亡的原因，法醫和檢察官就可以直接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但往往單從屍體的外觀很難判斷死亡原因，例如一位顱內出血的死者，外觀可能毫髮無傷，也可能有頭部外傷。

我們在實務上經常遭遇到因沒有解剖而引發爭議的個案，例如上述的阿萬與保險公司的糾紛；又或是被告對於他的行為和死者死亡間的因果關係有爭議，法院跟檢察官間的認定不同；或甚至從現場跡證看起來是自殺，但家屬認為是意外的案例。但這個時候，遺體通常早就火化，也無法再事後透過解剖來釐清。

或許有人認為，檢察官的任務只需要判斷是否有他殺嫌疑就好，至於保險的糾紛，就讓家屬自己去法院告保險公司，不用浪費國家資源來解剖。可是現在台灣有權力對「非病死、非自然死」的屍體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的，就只有檢察官，當第一線的法醫、檢察官在無法從屍體外觀或現場狀況判斷死因時，就必須委託法務部法醫研究所進一步「複驗」或「解剖」，來鑑定死亡原因跟死亡方式。而目前國內能夠解剖、鑑定的單位，也就只有法醫研究所。

換句話說，如果檢察官決定不解剖、鑑定或是法醫研究所不願意幫忙解剖、鑑定，家屬、保險公司或其他的關係人也沒辦法自己去找法醫來解剖、鑑定。

檢察官不只需要判定是否有「他殺」和「非他殺」，在現行的相驗屍體證明書上的死亡方式欄位，還要在「自然死或病死、意外、自殺、他殺、未確認」幾個選項裡勾選，除了有無他殺嫌疑，我們還必須判斷是不是意外或自殺。

死因的正確認定，也影響到公共衛生的統計結果和政策的制定。例如，一個意外或病死的遺體若被錯判為自殺，或自殺的遺體若被錯判為意外或病死，會影響國家對於自殺率的統計；一個藥物濫用但沒解剖鑑定的遺體，很難精確分析新興毒品如何造成人體的死亡。所以解剖與否，涉及的不只是私益，還包括公共利益。

在檢察官內部論壇裡，近期也發生因法醫研究所認為個案無解剖必要而退回解剖申請，檢察官請求法務部檢察司能夠出面處理的事件，引起第一線的基層檢察官不滿。

對檢察官來說，在相驗屍體證明書上面蓋章，就要為死者的死亡原因、死亡方式負責，這是對每一條人命的慎重。如果連地檢署的法醫師都無法從外觀判斷死亡原因，檢察官又如何能夠推敲死因呢？而後續如果家屬對死因有爭議，也是第一線的檢察官必須面對的。

此外，也可考慮修改制度，讓檢察官的相驗屍體證明書直接勾選有無他殺嫌疑即可，至於死亡方式是意外、自殺或自然死，則由衛生單位來進行鑑定；或考慮仿照美國制度，成立國家級的專責死因鑑定機關，全權處理非自然死案件的相驗工作，僅在有他殺或涉及刑案嫌疑的案件，讓檢察官介入偵辦。這樣才能夠把寶貴的司法資源集中在刑事案件上。

如果阿萬的案例，檢察官當初有請法醫解剖，認定顱內出血的確切原因，阿萬雖然可能仍然拿不到保險金，但或許短時間就能解決，也不用耗費這4年的光陰和裁判費了。然而，阿榮的遺體早就火化，阿萬即使想要提出證據推翻保險公司的主張，也為時已晚。而當檢察官、法醫的認定與醫院不同時，阿萬會不會從此對司法失去信任？或許我們也無從得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