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幼教／托兒領域的嚴重人力荒，德國各地政府紛紛推出一系列短線補救措施，將希望寄託在退休老師、跨專業轉職者、以及外國人力身上。然而，《南德日報》（Süddeutsche Zeitung）今年（2023）2月一篇題為〈急徵托兒所人員！到底是急還是不急？〉的專題報導卻細數了一系列困境：

急著要為幼教領域的人力荒來滅火，卻碰上另一個人力荒的問題，這種荒謬的情況恰恰是當前德國遭遇全面性之系統危機的尷尬寫照。

根據聯邦經濟部公布的數據，德國目前有44%的職業領域都遭遇明顯勞動力缺口，這對高達55%的企業都造成了經營風險。導致此一情況最主要的理由是德國人口結構已高度老化、長年的低生育率導致青壯勞動人口不足，再加上產學適配失衡、以及不少行業低薪高壓的工作環境所致。

如此嚴重的勞動力問題直接拖累了德國的經濟表現：今年7月底，國際貨幣組織（IMF）公布對各國今年度的經濟預測，疫情過後的德國經濟非但沒有回溫，反而還將衰退0.3%，在紛紛加快復甦腳步的經濟大國中難堪地吊車尾。

儘管德國經濟衰退的情況自去年（2022）年底就已不再是新聞，但輿論依然深受震撼，又一次開始如火如荼地檢討因應各行各業缺人的對策。在全德國總共801項行業類別之中，幼教／托育領域人力荒的嚴重程度位列榜上第二名（只以些微差距落後榜首的社工領域），也成為高齡化社會的經濟下最為棘手難解的問題──因為這樣的社會經濟運作型態，本質上是「反育兒」的。

讓我們先試著思考一下上述問題裡的邏輯：

德國目前作為各行各業都人力衰退之高齡社會，是期待雙親都以工作為重，以便維持社會經濟運轉並支付社會養老的退休金（無論是透過工作倫理與職場成功學的呼籲、或是透過拉長工時變相減薪的經濟壓力）。這意味著育兒被邊緣化，成為家長工作之餘零碎時間的活動，也表示孩子待在托兒所的時間將跟著大幅拉長。

在這種趨勢下，托育領域所要承受的是雙倍於其他領域的壓力：亦即在與各行各業一樣遭遇普遍的人力荒之外，還需要另外承接各行各業因人力荒而增加工作時長的後果──大幅增加的托育壓力。如此，當德國社會人力缺口的問題愈加嚴重，最先崩潰失能的就是托育系統。

托育系統一旦無法負荷更多壓力而崩潰失能，溢出的壓力回頭波及家長，便引發家長在工作與育兒之間兩頭燒的過勞潮。並且正如前文引述之漢斯柏克勒基金會（Hans-Böckler-Stiftung）的調查報告所顯示：絕大多數家庭面對從托兒所回溢的育兒壓力，都是透過增加工時、加班減假的手段來自行承擔。換言之，在德國這個勞動力衰退的社會中，家庭成為托育系統因勞動力短缺而崩壞洩洪而出的緩衝淹沒區。

巨大的社會經濟壓力在工作、托育、家庭三個領域間互相擠壓轉移，也成為高齡化社會裡的一項標誌性衝突。德國曼海姆行政法院（VGH Mannheim）2022年11月做出一項裁判：托兒所不得以人力不足為由拒絕家長托育的申請，此一象徵著家長「勝利」的里程碑毫不意外地引發了托育人員嚴重的不滿：「感謝令人敬愛的庭上打臉！」、「超讚的裁判，現在缺人已經缺到無法滿足照護義務了！更不用提孩子的福祉了！」

當社會經濟壓力的踢皮球演變成托育人員與家長之間的拉鋸戰，不管結果如何都不會有真正的贏家。就上述裁判的實際效應來看，育有幼兒的家庭本身並非真正的贏家，而是不斷需求更多勞動力的企業。說得誇張一點，這場官司彷彿就像是企業透過其所僱用的家長員工向托兒所發起的代理戰爭。

從這個角度來看，托育需求反而成為長時工作所衍生的不受歡迎的副作用，就像是生產活動造成的碳排放，有待衝突各方上法庭處理。正如企業面對排放汙染的問題最便宜的處理方式是外部化，工作時間不斷拉長導致的育兒壓力，最後仍轉移回替其勞動的員工自己身上──以家長照顧孩子這個天經地義的理由。

家庭作為整個社會勞動力短缺之壓力最後的洩洪區，也將進一步引發德國育兒作家克呂佛（Nathalie Klüver）所謂「育兒私領域化」的效應。

克呂佛在其去年出版的《德國：與小孩為敵之國？》一書中探討了德國家庭在自行吸收育兒壓力過載的情況下，逐漸淡出公共空間、並在公眾視野中被隱沒的現象：在長工時的社會裡，育兒被認為是私人該自行解決的問題，而少子化的公共環境與大眾則逐漸「厭孩」，對小孩的存在感到不耐。小孩不只被當作家長工作的負擔，也被視為干擾他人安寧的麻煩。

這位身兼記者的育兒作家帶著自家幼兒出門時，往往會在電車上或餐廳裡感受到周遭困擾與不悅的眼神，或是在小孩哭鬧時碰上旁人的「指教」：「妳小孩餓了吧？妳沒有餵他嗎？」對此她結論道：這些經驗使得家長們開始習慣退縮到能夠避開公眾的「舒適圈」裡，例如只願意去熟悉的附有幼兒遊樂區的餐廳、或是提前在沒人的時段進餐廳用餐等。

如果再額外從德國選民的年齡結構來看，以2021年國會大選為例：50歲以上的選民比例高達6成，其中70歲以上的比例又占了2成。這樣的年齡比例，自然又讓政治的焦點更加集中在例如退休改革的議題上，進而繼續排擠了幼教／托育議題。

在這個被德國前家庭部長施密特（Renate Schmidt）稱作「戒除小孩之國」（ein kinderentwohntes Land）的環境之下，低落的生育率就是當然的結果。

至此，我們循著高齡化社會經濟的邏輯一路推論，確認了德國托育系統瀕臨崩潰與家長過勞潮，及其背後反映之社會壓力轉移的現象：勞動力短缺的經濟壓力，導致托育系統的崩壞，繼而將壓力重新丟回給育兒家庭，並且讓整個社會環境更不鼓勵生育──換言之就是：讓社會更加往高齡化發展。

如果以上推論是正確的，那麼我們似乎就在德國的案例中發現了觸發高齡社會繼續加速老化的一隻「看不見的手」，這個機制讓德國陷入社會老化和經濟衰退相互加強的螺旋之中：

德國托育系統的加速崩潰猶如一場人類社會發展的異色寓言──在德國這樣高度現代化且反育兒的績效社會（Leistungsgesellschaft）裡，人類社會長時賣力勞動的終點彷彿就是持續老化並終結人類自己的勞動力（所以AI會是人類社會命定的救贖嗎？）。

然而若從反面角度來看，拯救托育系統也可能正是對德國經濟的救贖，亦即能消除家長育兒的後顧之憂，以便全心投入工作以緩解整個社會的人力荒。

有鑑於此，有論者便把托育系統稱作「經濟的引擎」，而德國現任家庭部長庖斯（Lisa Paus）更是因此宣稱「職業媽媽們的龐大潛能」：只要將母親們從育兒差事的束縛中解放，就可以緩解德國的人力荒。

根據漢斯柏克勒基金會的調查報告，目前仍有三分之二的家庭育兒工作是由媽媽來承擔。此外，眼下也只有四分之三的媽媽們投入職場，且多半都是兼職工作，因而稱媽媽們擁有「龐大潛能」足以緩解人力荒，也並非全是誇張的宣傳。

換言之，在最理想的設想下，投資托育系統並解放媽媽大軍的就業潛力，既有助於挽救經濟，也能因此增加政府稅收，使後者更有錢能繼續投資育兒、讓「政府幫你養小孩」，並且還能促進性別平權，可謂「經濟」、「育幼」、「平權」一舉三得。這也是目前德國主流經濟智庫所給出的共同答案。

然而以「工作、工作、工作」的對策來回應「經濟、育幼、平權」的三重挑戰，這樣似乎也不脫那原本造成德國高齡化社會陷入持續老化與經濟衰退之惡性循環的邏輯：「更長時間的工作！」

先投資托育系統、再增加社會整體的工作時長來解決「經濟、育幼、平權」三重挑戰的策略，似乎更像是一種與上述惡性循環競相押注更多工作時長的軍備競賽，而人們還不完全清楚：究竟「更長時間的工作」加上「更長時間的托育」是否真的能實現工作與育兒的健康平衡，而不再落入原先兩者互相衝突導致惡性循環的窠臼？

有鑑於此，便也有家庭政策專家反對以更長時間的工作作為問題的解方，而是應該致力於降低工時，並增加對家庭育兒的補貼與福利，讓家長同時能有更多時間陪伴孩子，同時創造更合理的工作環境以提升生產效率，而非要求人們單純投入更多鐘點在公司賺錢並繳稅讓國家養孩子。問題只是：對於一個遭遇經濟衰退危機的社會來說，這既要投資托育系統、又要給家長津貼、且可能還得補償企業的一大筆錢要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似乎也還是沒有答案。

近20年來的歷屆德國政府面對社會高齡化與「戒除小孩」的趨勢，始終沒有建立方向明確的配套策略來因應。2019年梅克爾政府通過「優質托兒所法案」（das Gute-Kita-Gesetz），當前執政之紅綠燈政府的「托兒所品質法案」（das KiTa-Qualitätsgesetz）則在今年1月1日上路，兩者皆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態度承諾投注托育系統，其預算加起來共達95億歐元（約新台幣3,290億元），已可謂是大手筆，但卻都並非同時整合家庭、教育、勞動、經濟等部門的配套策略。

這95億歐元實際上能為德國眼前的困境帶來多少轉機，不少專家仍持保留態度。但可以確定的是，根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到了2025年德國幼教／托育領域的人力缺口將比現在多出近一倍，快速攀升到18萬人的空前高峰──緊接著在2026年，德國全天制小學的新制就又要上路了。這種軍備競賽式地延長孩童在校時間以適應家長長時工作的做法，是否會重演2013年下修托育年齡而導致的系統過載，人們對此並不樂觀。

德國在托育人力荒的泥淖中輾轉掙扎的過程，或許已經可以作為某種啟示錄，讓我們去思考步入高齡化社會的一系列大哉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