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的電視情境喜劇《天才小麻煩》（Leave it to Beaver），裡頭的瓊（June Cleaver）花了許多時間保持家裡一塵不染，並為家人烹煮精緻的菜餚，但我們採訪的女性卻有不同的重點，她們最在意且認為最重要的是做為母親的角色，而不是家庭主婦，她們尤其在意自己對於培養孩子學業成功以及「全方位」發展的責任。如同我們所見，這些女性絕對不「只是家庭主婦」。相反地，她們是孩子課外活動的編導，她們是孩子課業上的教練和支持者，也是整個家庭的家庭規劃師。女性經常花大把時間將小孩從這項課外活動送到另一項課外活動，幫助小孩克服在小學課堂上遭遇到或是日常家庭作業遇到的問題，緊盯他們各個社交和情感的發展階段，促使他們參與各種豐富的教育和文化活動，並且通常會監督他們做為個人和「世界公民」的成長和發展。一旦女性離職回到家中，她們在子女生活各方面的高度參與，就成為她們轉向家庭的關鍵因素。

事實證明，對於所謂好母親的過度期望，不僅僅涉及高成就母親的職業生涯中斷，同時也代表著當代美國母職的主流文化模式，亦即社會學家雪倫．海斯（Sharon Hays）所說的「密集母職的意識形態」（ideology of intensive mothering）。這種育兒模式是「以小孩為中心、專家指導、情感投入」並「建議母親花費大量時間、精力和金錢養育孩子。」如上所述，這些理想並不限定在上層階級或中上階級，但社會學家發現，這些階級的女性可能更敏銳配合密集母職的訊息（當成專家的忠告而放在心上）。由於她們擁有更多的資源（教育、經濟等各方面），也就更有能力把嚴格的理想付諸實踐。

確實如此，根據一項重要的研究，一提到如何落實養育子女，社會階層似乎顯得特別重要。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蘿（Annette Lareau）發現，相較於窮人與工人階級，她所研究的中產階級與中上階級家長（主要是母親），實行的是資源與勞動更密集的育兒形式，她稱之為「規劃栽培」(concerted cultivation)。顧名思義，這種養育方式的重點是透過異常忙碌且有組織的活動，以及密切關注與鼓舞孩子的發展需求，培養孩子的才能。拉蘿發現，即使「規劃栽培」造成中產階級家庭的焦慮以及瘋狂的生活方式，但也提供兒童過渡到成年期各式各樣的社會優勢。這些優勢包括具備更多的信心與技巧，讓他們走過學校與職場當中重要領域的考驗並獲得成功（這些領域已經充分反映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標準）。重要的是，她的研究還說明（且得到其他人的證實），「規劃栽培」是中上階級女性維持地位很重要的一種教養風格，也是這些家庭傳承與維持階級特權很關鍵的促成因素。

職業女性憑藉自身階級的優點，無論她們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是否有工作，都會投入「規劃栽培」。事實上，想要盡可能參與子女的學業和人際發展（尤其是當小孩的年齡逐漸增長），是一些女性最初決定辭職的重要因素。

隨著小孩愈長愈大，這些女性之間有一個共同的念頭，那就是灌輸她們的（而非褓姆的）「價值觀」很重要。「價值觀」這個字經常出現，以至於我們開始將它理解為一個暗語，描述女性可以因著她們特有的階級特權對教養的影響（品味、偏好、教育傾向等等），來傳遞社會優勢與地位。

然而一旦女性離職回到家中，就會進一步強化母親一職（現在是全職工作）。她們通常會說自己對於全職育兒的重要性有了強烈的感覺與信念，而這種想法則不斷增強她們對於母職的投入。

弗朗西絲（Frances Ingalls）語重心長地說：「我是個全職媽媽，但事實上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在家裡。」她曾經在公立學校教書，過去21年來大部分的時間都沒有從事有薪工作，而是忙著在社區擔任志工，將心力放在另一份無給職的事業。弗朗西絲多年來投入各家致力於女權議題的非營利組織，她發揮各種領導能力，像是擔任理事、募款人，甚至是其中一家組織的創辦人​​。一般來說，她每週大約花10到20個小時在這些活動上面。

她對於擔任志工滿腔熱血，弗朗西絲既是我們眼中常見的女性，但又有罕見的一面。她就和其他許多女性一樣，離開職場後，馬上投入社區裡各式各樣的志工活動，以此取代她覺得居家生活所缺乏的一些東西，例如人際關係、精神刺激和目的感與成就感。她就像其他女性一樣，願意花大把時間和技能在這些活動，而且投入程度愈來愈高，甚至到了職業水準。

但是在某個重要面向，她又有點不同於一般人。我們採訪的女性之中，擔任志工的目的，幾乎都是為了提升自己的社區生活和家庭生活。幾乎沒有什麼人像弗朗西絲這樣，將自己的時間和技能奉獻給慈善活動或政治與社會事業，讓這些事情帶來的益處超過自己的社區或社會領域。由此看來，這些女性離職在家後從事的高階志工活動，可以視為她們母職和維持地位角色的延伸與進一步強化，因為這些無薪活動大多是為了規劃栽培子女的社會資本和課業資本。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愈賣力做志工，往往也就會更投入家庭事務，並且遠離有薪水的工作，即使這會擴展她們在家庭以外的活動。

雖然她們擔任志工的角色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包括班級媽媽、家長教師聯誼會會長、主日學老師、科展組織者、學校募款人、童軍團長、學校或教堂董事會主席等等，但迄今為止許多人的重心、最受歡迎的志工活動，仍是在他們小孩的學校裡。學校的志工工作幫助她們走進小孩在家庭以外的世界，包括教室、操場、同學與同學的家長，還有小孩個別層面的生活，這些她們都想充分參與。這項工作也提高她們對學校職員的影響力，從老師到行政管理人員。唐娜（Donna Haley）細數自己大量參與的重要動機（其他女性或許比較能體會）：

「我在各所學校當志工發現了一件非常有用的事情，那就是這些活動真的有助於你和（社區中）『有權有勢』的人建立關係。」

正如唐娜上面的說法，女性充分意識到自己參與這些高階的志工活動，得以提高自己在社區和子女在學校中的形象和影響力。

尤有甚者，許多女性投入了教育基金的募款工作，有的在她們孩子的學校，有的在當地社區裡的教育基金會（募資來豐富本地學區的活動）。女性通常將這些活動視為直接手段，藉著她們高超的做生意與專業技巧來擴大或增強孩子學校的資源。

諷刺的是，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志工募款活動都是在那些經費充裕、資源豐富、以及「一流的」公立學校學區和私立學校學區。因此，這些女性才華的「回饋」，主要是豐富了她們原本條件就已經很好的家庭與社區（加劇貧富之間的不平等）。

有些女性投入的志工工作旨在幫助「有需要的人」，但這通常只是伴隨著主要目標而來，她們並不以慈善為出發點，而是要教育孩子在他們富裕的郊區之外更廣闊的世界，並灌輸他們「正確」的價值觀。女性志工參與的情況緊緊跟著子女學校和課外活動的起伏。唐娜的話，很有可能是許多女性的真實想法，她坦承自己的志工工作主要是綁在自己小孩的教育參與，「當小孩離開校門那一刻，我根本就不會再做這些事情了。」

即使我們訪談過的每一位女性都做了規劃栽培的密集母職，但有不少人看到其他家長也採取同樣做法時，卻充滿批判。她們對於高度投入育兒工作的後果憂心忡忡，嚴厲批評她們眼中「過度安排」（overscheduled）的童年，以及對兒童的密集施壓。弗朗西絲特別指出：

「我的煩惱之一是，父母過度安排孩子的時間。有一件非常不同於我們小時候的事，現在的父母親很熱衷於提供孩子一切的經驗與物質。我們住在有錢人的地區，所以這一點更為明顯。但是我遇到很多父母，他們讓孩子一項活動接著一項、另一項接著另一項活動。孩子從來沒有任何休息的時間。那真是個大麻煩⋯⋯同一批父母會讓他們的孩子一週上5天芭蕾舞，因為他們6歲的時候就開始競爭⋯⋯這樣簡直是要培養奧運選手。因為我們可以提供一切資源，我們的孩子就要成為最好的。」

有些媽媽忿忿不平地說做為這些嚴格標準的執行者，讓她們備感壓力。幾位女性都點出，目前撫育孩子的新壓力，幾乎要求其中一個家長選擇退出職場（顯然是母親），曾是非營利組織高階主管、有位創投資本家老公的梅莉莎提到：

「我認為照顧孩子變得愈來愈困難，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很多家長選擇其中一人留在家裡。全心全意安排孩子的行程，並為他們創造良好的環境。」

當我們要求這些女性思考自己和父母那一代在撫養子女做法上的異同時，最常出現這樣的評論。這些女性幾乎異口同聲地說，現在的父母有更多且更大的壓力要積極參與子女各方面的生活。正如上一代專業人士和管理人員的工作「加速」（speedup）一樣，研究也指出，育兒工作也在「加速」，而理想母職的要求也不斷強化，特別是在富裕人家之間更是如此。這些理想可能會讓貝蒂娜（Bettina Mason）這樣辭掉律師、全職在家陪小孩走過孩提與青少年歲月的母親，覺得自己「如果沒有時間全心投入，就是個不適任的母親」。時間分配的調查反映出此種樣態，當代母親每週花在育兒的時間比起1960年代母親大約多了30%。

更具體地說，針對當代專業和管理階層育兒策略的研究表明，密集化育兒的理想及做法，可能是在回應變化多端、更不穩定的經濟環境，在如此不確定的環境中，現在中上階級的家長更無法確定自己的孩子有沒有能力複製其特權階級的位置。例如，社會學家瑪麗安．庫珀（Marianne Cooper）研究不同階級背景的家庭如何應對日益嚴重的經濟不安全。她發現，中上階級的家長敏銳地意識到（相對於工人階級的父母親更明顯）經濟全球化日益增強的競爭本質，這「加劇他們對孩子最終表現良莠不齊的焦慮，也提高他們對孩子的期望」。在她的研究中，富裕家庭的特色往往有一位負責養家的過勞父親，和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留在家中照顧小孩課業與社會發展的全職母親。這項研究和我們的研究都指出，選擇退出職場並轉向家庭，可能是中上階級家庭愈來愈擔心地位不保而有的反應，他們透過加倍努力來維持自身的階級優勢。

一旦回到家裡，女性經常變成大家眼中的照顧者，不僅是自己的子女，還有年邁的父母、公公婆婆，以及家族裡其他需要照顧的人。對於一些女性來說，這成為延長她們離開職場時間的另一個因素。她的先生、兄弟姊妹和家族裡其他人似乎假定，因為這些女性已經在家，所以她們有時間也有意願扛起家族裡每個人的身體健康照顧以及老年人照顧的責任。女性願意一肩扛起，有些人也的確樂於承擔。米爾拉（Mirra Lopez）過去是一名工程師，接受追蹤訪問的時候，她已在家待了12年，也成了負責照顧年邁父母的人（她每週要照顧8到10個小時）。米爾拉的性格平靜，待人親切，她說：「我確實承擔了更多照顧父母親的責任，因為我又再度掉入『我有時間且願意』的圈套。我甚至不願意讓我的兄弟插手，因為我說：『我會搞定的！』」

丈夫的工作塞得滿滿的，而且也缺乏養育子女的能力（就是這種情況迫使女性脫離自己的職業生涯），這也意味著他們無法照顧自己年邁的父母；因此，女性也經常成為她們公婆年老時的主要照顧者。外表纖瘦、活力充沛、曾擔任行銷主管的派翠莎在接受追蹤訪問時，她的兒女都已離家，那時她已經離開職場18年。她描述了自己如何處理父母一連串嚴重的健康問題，包括對抗最終奪走父親性命的侵略性癌症，還有85歲母親的兩次心臟病發作。雖然派翠莎曾經異想天開地想重返職場，但她和先生都同意，「對我來說，重要的是生活有所彈性，可以讓我放下一切。」

《菁英媽媽想上班：美國頂尖名校女性重返職場的特權與矛盾》，帕梅拉．史東（Pamela Stone）、梅格．拉芙蕎（Meg Lovejoy）著， 許雅淑、李宗義譯，游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