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2003年SARS風暴、當前的COVID-19（又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我們看到不斷出現的抗煞、抗疫、防煞、防疫、抗病毒、增強免疫力的說法，而這些以對抗、戰爭部署為核心的意象，不但存在公衛與醫學模型與思維，影響各種政治說法與做法，更不斷地形塑並重新鞏固特定想像身體、病毒、人我關係與世界的方式。這種以特定方式理解身體與科技的方式，可以稱之為各種科技社會想像。

例如，西醫的身體觀將免疫系統視為身體防禦機制而病毒是入侵者，一旦有病毒入侵，免疫系統會發揮其保衛功能，發動各種T細胞、B細胞、巨噬細胞等殺死、消滅外來者。冠狀病毒更會導致人體免疫系統「防禦過當」，而發出錯誤警報，導致各種免疫細胞分泌過多抗體與干擾素，讓身體有大量發炎的反應，一旦過度激烈，身體可能會出現「免疫風暴」引發休克而喪命。因此，西醫在冠狀病毒感染的治療方式上，一方面抑制病毒，另一方面也用類固醇抑制免疫系統的反應，避免「免疫風暴」。

中醫則有相當不同的身體觀與世界觀。在廣義基本學理的大傘下，中醫長久以來不斷分門別派，發展出諸多診斷與治療取徑，而在近代與生物醫療密切互動與影響下，持續發展出更多方向。

在中醫的想像中，疾病與健康可以由正邪、陰陽的循環互動與平衡理解。對應更廣的天地關係，則可理解為順時應人的四季時氣、與人體正氣順利循環。若有疾病，中醫治療的關鍵是由診斷中，根據症狀尋找失衡的病機與病因，引導身心回復平和。雖然部分中醫觀點或治療，不乏與生物醫學一般，認定有單一致病因素者、或有解毒方劑，但較少全面針對特定外來威脅而必須除之而後快的治療方案，往往是以恢復身心平和為主。而這也是一般認為「中醫治本」的原因。

在這種觀點中，除了細菌、病毒等致病原之外，環境、飲食、作息，甚至人際關係與情緒心念，也都是影響失衡的原因或恢復平和的途徑。而以疫情來說，這種不細分微生物的觀點下，傳統中醫以疫、雜氣、邪氣理解看不見的病菌或病毒影響，其治療關鍵也不會聚焦在殺死病毒本身，而是這些影響如何引起人體失衡，以及如何恢復平和。

許醫師的診斷、治療細節較為複雜，在此不深入解釋。以下以其用藥的「君臣佐使」邏輯，說明中醫的平和想像如何運作。許醫師說：

（病勢）如果從化學來講就是速率決定步驟，它是⋯⋯一個很多面向的東西⋯⋯那這個就是醫生要掌握的東西，那你要把那個重要東西解決了以後，不然你去處理拉肚子，處理⋯⋯疹子什麼，那個都是在處理枝微末節。 那我們來看，就SARS（緊急的）是那個發高燒⋯⋯我們用石膏把這個燒降下來⋯⋯就像火車頭就給它⋯⋯緩下來，後面才會迎刃而解。那迎刃而解以後如果⋯⋯次序對了⋯⋯病情就會改善。

舉例來說，許醫師以石膏作為「君藥」救急，用於清熱，先緩解病勢；然後以「臣藥」如黃芩，平和胃氣；以桔梗為「使」，引領藥勢到達肺部；並以霍香為「反使」，防止有形、無形之邪氣進入腸胃。因此，是否是病毒？或是如何對抗、殺死病毒本身？都不是重點。這藥方重點並不對抗病毒，也無須趕盡殺絕，關鍵在於如何使藥物合作，使藥力與身體共存（解決危急狀況並扶持正氣）、身體與自己共存（而不引起免疫風暴）、身體與病毒共存（緩解症狀，無須針對病毒）。

相較之下，一般廣為流傳以板藍根、金銀花等「抗」病毒的偏方，多以「對抗」思維使用中藥。這些中藥的偏方化，以西醫的對抗、專一性思維使用中藥，往往無法發揮中藥的最大效用。而君臣佐使邏輯則是搭配藥物各自偏性，以共同合作發揮最大效力。

甚至，如前所述，中醫的治療觀點不限於微觀藥物，任何環境層面也包含在內。因此，當我請教許醫師如何由「君臣佐使」思考整體防疫時，許醫師說：

如果要講「君」的話，從醫院照顧端跟被照顧的人這兩端來看，這兩個當然是不大一樣，醫院照顧端的，就是你要讓所有的同仁能夠安於做這防疫的工作、照護的工作，所以一定要讓他在照顧裡面無後顧之憂，這個可能是「君」。以病人端來講，那個隔離措施要做好，那個才是「君」。 主流因為畢竟還是西醫上的治療，但是治療不一定有效，但是至少防護要做好，那我們中醫的除根湯、或者說醫護人員照顧的這個團隊的強弱，那因為安心照顧，那這樣子可能就是「臣」。 那「使」，我覺得就是要大家要有一片善心善念，善念影響很大，因為善念才會覺得說「我願意去工作」，那後面才會很多人員的帶頭。

在此，類似多種藥物的偕同作用使身體逐漸趨向平和，這種擴大的社會「君臣佐使」想像中，重點也是各安其位，中西醫、醫護與眾人共善，在危難中安心合作。

中西醫的對抗戰爭與平和共存的想像，有助於理解當前面對疫情的各種措施。例如，在震撼人心的抗疫警告與宣示中，充滿戰爭想像。抗疫「大戰」下，大家想像社會必須是密不可破的防疫網，因此一有風吹草動便是「破口」；媒體與鄉民也積極肉搜「危害」社會的「公敵」；縣市首長也動輒喊話超前「部署」，不但要「廣篩、普篩」，既要領軍「兵推」又要「封城」，務必斬草除根。

這些抗疫戰爭下的社會動員措施有其道理，但也充滿代價。如同西藥用來殺入侵者，人體也有免疫大軍，但往往是殺敵一萬自損三千，而且一將功成萬骨枯。現有單一敵我、對抗、封鎖的想像，看不見那些社會中的弱勢者，也忘記如何讓他們與我們持續共存。

像是對物流運輸、零售加工、服務業、醫藥衛生或打零工者，他們接觸人群頻率與數量遠大於白領工作者，他們不但無法遠距工作，而且封鎖更可能意味著斷絕打零工者的生計。甚至，為了維持飲食、物流與各種服務，所有第一線工作者反而冒著更大風險維持著封鎖中的城市生存。

而在封城下的家戶，也很難共存。「家是避風港」、「每個人都有個家」這些美好想像，忽略了看似承平時期許多人默默面對的日常災難。當前社會存在多重家庭問題，衍生多元居住型態，許多人自力救濟、另覓安身之地，但那不見得是我們一般想像的家。然而，大量以家戶為單位進行隔離時，原本跨家戶間的支持消失、能夠藉由工作或其他活動稍稍減緩家庭壓力、甚至暴力的彈性也消失，無論是城市的無家者、被迫居家者，或是需要居家支持的失能者家庭，因而必須重新面對驅離、家暴，再度失能，在疫情緊急災難外加重日常災難。

而因為八大行業發生案例而有疑慮，便一聲令下全面關閉，也只是對抗邏輯下的鋸箭法。這個果斷的一聲令下，看似斷絕感染管道，但是並未考慮這些行業背後牽涉多少周邊美容、飲食、清潔、服務產業的聯繫，以及這些人們與家庭的生計要如何維繫，因此也斷絕他們的生路。

甚至非到必要，普篩、廣篩可能也不是好辦法。先不論偽陽性或偽陰性的有效性問題，大量篩檢本身就將耗損大量社會資源與信任之外，徵用醫療照護能量，將立即排擠慢性病、重病與急性病患的照護需求。在還未徹底撲滅病毒前，這些病患可能先步入險地。

相較於一一針對性地篩檢病毒，封鎖病毒，或撲滅病毒，相反地，從共存角度，或許當前戴口罩、宣導勤洗手與減少聚集等做法，帶有相當「平和共存」意涵。

口罩、洗手與人身距離的措施看似針對病毒本身，但卻無法找出病毒、殺死病毒。甚至嚴格來說，配戴外科口罩無法完全隔離病毒，不過卻能降低傳染機會與速率；因此，戴口罩而「降低病毒傳播之勢」，展現平和共存的機會。

你我戴上口罩，稍稍平衡了必須密切接觸人群的第一線工作者的風險，是協助他們、也協助我們自己的共善之舉；降低傳染風險與速率，無須封城、家戶隔離，自然也無排擠醫療量能的疑慮，而這亦是為城市、家戶、健康等弱勢者，爭取維繫疫情下共存的空間；當人們無須限制流動，仍能在地維持一定消費，地區經濟仍有一定活力，這也有助於減緩衝擊，協助地區型企業維持生計，共度難關。

更積極地說，疫情雖是災難，但是否能借此更為積極想像共存的未來呢？

例如從社會經濟的角度，當疫情影響經濟而消費緊縮時，有餘裕者可能只是勒緊褲帶，但對小店家或經濟弱勢者，卻是被勒住脖子。因此，是否可能將防疫措施結合社會經濟重建？例如，個人紓困之外，是否可能轉化為防疫經濟，如防疫計程車、急難餐或各種防疫輸送服務體系，吸納受衝擊而閒置的社會服務產能；或是以社區支持購買，協助社區中小型商家度過難關，以免倒閉？而更長期而言，關於食物里程、在地消費的理念，是否也有機會成為疫情長期化下的地方創生方向，在未來重建中更為落實？

再例如醫療體系的永續。這次疫情仰賴許多習於高壓工作的醫護全力動員，堅守崗位的高水準表現固然可喜。然而，反觀因為擔憂疫情而減少的醫院門診與各種調度，也透露舒緩長期醫護過勞、改變民眾醫療習性的可能性。那未來災後醫療重建的過程，除了肯定醫院防疫的功勞，是否也該順勢動員、重整基層醫療與社區的照護能量，以減輕醫院的高壓與濫用？

簡而言之，疫情的起因與後果，不正是離不開萬物共存與平衡的原則嗎？由中醫想像：人與萬物平和，藥物偏性需要搭配，針對偏證協助恢復平衡與共存，對於外邪只需扶正驅邪，兩相安即可。人與自然是如此、人與自己的身體亦如此，人與其他人更是如此，而單一國家社會與其他國家社會亦是如此。

事實上，台灣長期面對危機，也善於吸納且轉換資源，是一個具有高度社會韌性的國家。社會各界長期已發展諸多共存之道，但亦有不斷精進的空間，這次疫情只是許多經驗的再一次學習。若不浪費此次疫情經驗，不只是天真期待抗疫戰爭後的和平，或許，我們必須以疫情為師，學習如何共存。為此，此次舉國齊心合作的正念可以為「君」、各種創新防疫安排為「臣」，而借鑑與警惕為「佐」，再以疫情暴露的缺失為「使」。

期待共同探索，如何讓台灣成為夠更有利於共存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