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二人創作的新媒體藝術作品，《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下稱《從》），先在環球貿易廣場（ICC）外牆上展出，後被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決定將作品下架不再展出，並登出聲明指二位藝術家違反合作協議，藝術家亦作出聲明反擊，事件引發藝術受政治審查之爭議。

《從》本是由獨立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策劃、藝發局資助、ICC作為場地提供者的公共藝術展覽「感頻共振」其中一項作品。作品是在ICC外牆上展示全長6分鐘的數字，頭5分鐘以不同形式包括秒針時鐘轉圈、阿拉伯數字、甲子等，倒數一分鐘各五次，最後一分鐘則是一串9位數字高速倒數，是由當下倒數至2047年7月1日逐秒倒數，即香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限期。

每次倒數之間，出現一句話「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藝術家在作品宣言中指作品乃受王家衛電影《阿飛正傳》中「從現在起，我們就是一分鐘的朋友，這是事實，你改變不了」的對白啟發。

不過，在作品展出期間，黃林二位藝術家接受媒體訪問，訪問內容中稱「這串9位數字是黃宇軒和林志輝二人創作的新媒體藝術作品，名為《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兩人稱之為『倒數機』」。更稱「將頭5分鐘理解成最後一分鐘2047倒數的幌子，並不為過。」黃林二人曾在2014年雨傘運動中，創作登出巿民為運動打氣之留言的「打氣機」，並受到國際媒體報導；因此「倒數機」的命名，就比「從現在開始，我們就是六十秒的朋友」具更強大的政治含義。

「2047」近來成為香港的矚目政治關鍵詞。

香港學者呂大樂在數年前開始關注，現時的「一國兩制」在2047年完結之後，香港如何在政治上定位，及至青年政治領袖黃之鋒近來組黨準備參選，提出以十年時間推動香港進行公投，以決定2047年後香港政治何去何從（即所謂「港人自決」的政治議程），不少政治人物及評論人亦加入討論──「2047」這個數字包含了港人對現時一國兩制實施中，中共統治意願壓倒香港自治的絕望，同時亦有自行尋找出路的希望。

可以說，黃林二人的作品若以「倒數2047」為主題，便是直接指涉相關的港人自決政治議程。而二人亦在訪問中，提到人大委員長張德江訪港期間，一系列高壓的封路措施，彷彿不要讓張看到任何示威，那麼在ICC外牆上的倒數，便可以突破封鎖，張德江只要拉開酒店窗簾，就無法不看到。

黃林二人的言論在媒體上受到很大注意，尤其在網上廣為傳播。藝發局的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鮑藹倫與是次展覽的獨立策展人Caroline Ha Thuc 22日晚間發表聲明，指「倒數機(2016)」不再屬於展覽的展出項目，由即日起不再展出，指兩名藝術家黃宇軒和林志輝違反與策展人及局方的協議，並指事件可能危及業界未來於公共空間展示藝術品的可能性；而藝術家的反駁聲明則指，「倒數機」只是《從》的延伸作品，是「篏入」為原作品的一部分，而策展人由始至終知道內容，並無違反協議。

30日傍晚鮑藹倫發出個人聲明，重申ICC及藝發局沒有施加任何政治壓力，再次指藝術家修改作品性質不符協議，以及表示事件過度發酵令部分利益相關者無機會發聲。

就常理推想，《從》在下架前也已展出了好些天，張德江要看的也應該看到了，既成事實都仍要下架，付上重大的公關代價，裡面不可能沒有政治影響。藝發局的聲明由鮑藹倫（亦為資深新媒體藝術家）聯同Caroline Ha Thuc署名發出，有聲音指責二人是政治審查黑手，這卻或是見木不見林。

所謂違反協議，根據黃林二人的訪問內容，指展覽場地ICC曾明確表示作品「些許政治都無法接受」；而藝發局聲明則指ICC並無過問作品內容，那麼「非政治化」的協議顯然同時存在於藝發局、策展人、藝術家、場地之間。

當代最炙手可熱的美學理論家洪席耶（Rancière）認為，美學的政治乃在於那些在系統中不佔有看／聽／說的位置與權力的人，以偶發、無系統的對抗行為，「補充」了由治安機關平時劃定的可感知（sensible）的範疇分佈，重新定義什麼是可以看／聽／說的。

異議（disagreement）的產生不是因為誤解或欠缺溝通，而是因為在什麼可被看／聽／說的定義層面，民眾與治安機關存在衝突。正正是下架「倒數機」的行為，把「倒數機」提升到政治—美學的範疇，加強了作品的挑釁性。

如果是一個有政治輪替的健康的民主政體，各人可以為自己的政治主張與陣營自由表達，著實不必如此壓抑。這種壓抑，乃顯示所謂國際都巿香港，其實歷來是政治勢力較勁的場域，中共與西方之間，中共內部的勢力之間。以心理分析的語言來說就是，「政治中立」的幻象，支撐著香港「如常運作」──背後就是政治權鬥血腥撕咬的實在界（The Real），而實在界的面貌，其實也非常人心靈可以承受。

因此，政治審查是無名而處處皆在，我們理應看到「倒數機」所觸動的真正禁忌何在，到底傷害了何人的利益？誰畏懼香港尋求2047後的政治自決？

由此看來，在藝發局、ICC甚至港府之上，還有真正的政治壓力來源。它們不現身，不署名，讓一切留在猜測與陰謀論中，讓人民彼此分裂。相反，為作品下架聲明署名的鮑藹倫及Caroline Ha Thuc，不躲在機構後面而現身署名承擔責任，讓事情有了可追溯的源頭，反而有著民主體制的光明型態、顯現個人意志的處事方式，在政治對立的洪流裡，值得一瞥與知曉。

其實最令人傷情的是，面對政治壓力，為何藝術家與策展人不能站在同一陣線面對打壓？在世界各處，都有策展人以些許詮釋動作，把政治性作品包裹放入大型公共或藝術展覽的例子，甚至在中國內地也有很多。

為什麼這次不可以？

關鍵之爭議點也許在於策展人認為2位藝術家在媒體上把作品重新命名。

眾所周知，「命名」在當代藝術中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環節，就事件來看，即使是同樣的內容，從「六十秒的朋友」到「倒數機」，作品的指向就全然不同。「倒數機」是《從》的一部分而非全部，但卻是一可以扭轉全體的關鍵部分──必須說，藝術家的說法十分聰明，顯然清楚知道作品與詮釋之間的模糊灰色地帶。

藝術的詮釋，本質上是無法窮盡與限制的，亦不能全由作者負責。這次關鍵的爭議點在於，藝術家本人在媒體訪問時將作品改稱為「倒數機」，主動將作品詮釋扭向政治方向，讓媒體寫出「頭五分鐘實為最後倒數一分鐘的幌子」之說，更指「如果一開始說得太白，就沒可能通過」。

或者在媒體上強烈鮮明肯定的說明及表態，令策展人再無轉圜餘地，甚或是策展人也認為自己被騙了而惱火。

以往有政治訊息的作品，要麼完全處於建制之外，要麼是靜靜的偷渡進去；而黃林二人這種由媒體事件（Media event）完成作品的方式，大聲說出原為偷渡的內容引起效應，並非香港以前的做事方法。

而筆者年前已經觀察到，香港社會近年因為對於政府、商業等大型建制都處於不滿狀態，不少藝術家把參展視為展示態度的平台，可以為表達態度而退出展覽，展示平台及接觸的團隊並非主要溝通對象，真正的溝通目標是媒體及巿民（或網民）。

過程中，對介乎建制與民間的展示平台（包括策展團隊）之中介與模稄兩可性質，採「寧可破壞」的態度。筆者對此始終持謹慎態度，因為中介就是橋樑與窗口，它們的消失會加速社會的崩壞，首先會是一輪更窒息明顯的政治打壓，實在界的降臨。

如果藝術家不求取這麼強的政治議程連結與媒體反應，如果策展人採取放大作品含混性（而非放大「倒數機」的政治性）的處理方式，事情會不會不一樣？那麼事情為何不能這樣發生？以前在香港好像是可以的。

撇開統治者、政治陣營、資本家的利益不算，2位藝術家以媒體發言重寫作品的方式可能令合作方感到受傷；ICC外牆以後可能不再做公共藝術作品，也可能讓一些藝術家感到自己的機會被剝奪，「倒數機」事件可能被認為是「竭澤而漁」而不符共同體利益、不符內部倫理的做法。

古典的政治含義是尋求群體之間的「共同善」（common good），即「每個人的利益不會造成任何人的不利」，而洪席耶則認為政治的根本在於「偏移」而非均衡，引入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le），破壞原有的利益分配平衡。這樣說來，「倒數機」事件果然是政治的，問題在於，我們希望它發展為追求共同的政治，還是講求敵我劃分的政治。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也說過，獨裁最大的破壞力，在於它把人與人之間隔絕開來，讓人們覺得自己孤立、微小、絕望。出現獨裁型態的政治壓力時，民眾之間的分裂是最讓人憂傷的。是次事件所顯現出來的最大危機，不在於政治審查──香港藝術面對政治審查經年，本有一套偷渡或者翻臉拒絕的習慣。最大的危機在於，在愈形對立而溝通習慣愈趨歧異的狀態下，藝術界內部出現分裂與信任破裂，彷彿失去了共同行動的信任基礎。要重建溝通倫理，是必須而艱巨的事。

媒體及臉書上的表態與指責，只是當下最浮面的部分──藝術的眼睛應看著未來。

重新摸索新的偷渡規則、考慮中介機關包括策展人應被視為建制代表還是民間同道、尋找共同行動的共識、組織一種可以包容藝術家反叛的論述，以及認真思考，民眾如何在參與到公共藝術之中並協助完成「可感知」（sensible）範疇的重新分佈，以之前不被看／聽／說出之物來衝擊現有秩序？而真正細緻、開放的對話，應是接下來時代的重點。

（本文論點乃與文藝界友人討論而成，在此特別感謝何慶基先生。 ）

（作者簡介：詩人、作家、文化評論人。沒有全職，但每日工作十五小時；近乎瘋狂地堅持理性，熱烈工作而內心虛無，讀理論時會淚眼漣漣。曾任電台文化節目主持，偶然參與社運，於各大專院校及中學兼職任教。著有詩集、散文集、訪問集五本，編有合集、訪問集、評論集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