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幼兒園孩童疑似體內有「巴比妥鹽類」管制藥品案愈燒愈大，隨著來自各方的檢驗報告與其中數據的判讀方式，及檢測藥品存在人體的意義與產生來源是否餵食的問題，參與表達意見的各方人士、專業、立場愈來愈多，包括：

「檢測過程可能會遇到干擾或偽陽性的情形，比如尿液可能有其他與巴比妥酸鹽結構相仿的藥物或物質，導致測到有數值。因此，驗到有數值，不代表有巴比妥鹽存在，必須制定一個合理判讀標準。」 「尿液藥物篩檢其角色是初步檢驗，不以零檢出為陰性，而是低於閾值為陰性。」 「沒有第一時間保存證據，隔了22天等到藥物代謝後才採集檢體藥檢。」 「孩子體內都是微量，藥物可能來自家長要求餵感冒藥。」 「結果判定為陰性，但殘留大於其他孩子，必須釐清。」

近日又因新檢驗數值曝光，及新爆他家幼兒園孩童尿液檢出安眠藥「苯二氮平類（BZD）」，更加造成家長的擔心和疑慮，也出現新的討論：

上述問題都必須經由科學根據的實證來釐清事實，但也需要藉由科普言論的敘述與民眾溝通，才能降低引發社會的恐慌，避免造成對家長和幼童的二度傷害。

任何檢驗方法的設計都有其可以產生的功能及可能受到的限制，且必須承受採集的檢驗物質（也叫檢體）本身特性，及採集時間、保存條件是否合宜的干擾。例如：要測定的對象是否因為藥物本身成分自然地逐漸變化、採集時已被代謝或消耗掉、採集後沒有冷藏造成腐壞變質，尤其在來自人體體液或組織的檢體上，上述的挑戰更加複雜，也影響最終檢驗報告的解讀與臨床的應用，因此整個過程必須謹慎進行檢視、思辨、討論、溝通，才能取得檢驗效果最佳的獲益，降低方法本身既有的限制。

以過去3年延燒至今，目前還與我們息息相關的COVID-19為例，也由專業知識逐漸被轉化、教導成民眾可理解的一般常識，像是冠狀病毒檢驗方法的各類設計方式、使用時機、結果判讀，及疫情的管控決策，不也曾經歷原本非常生冷的Ct值（Cycle threshold（Ct）value，即「循環數閾值」）究竟多少才叫陽性？才算感染？才會傳染？最後民眾也逐漸熟悉且琅琅上口。

檢驗方式又有所謂「顯示陽性、陰性結果」的定性報告，或可「呈現測得多少測定對象的量」且「必帶有測定單位」的定量報告之區別。定性報告通常用於篩檢或初步的診斷判定；定量報告則除有前者的功能，更有可以觀察此一測定對象的影響程度，例如身體健康狀況或疾病治療的改善程度。

如COVID-19快篩試劑，「快篩」原本是檢測方法專業上的定義，利用毛細現象將抗原結合物帶至檢測線（Test line，T線）及控制線（Control line，C線）。控制線（C線）是確保檢體量足夠讓試劑吸收，出現顏色才表示當次測試具參考價值（一條線）；檢測線（T線）含有可與抗原結合的抗體，若檢體含有病毒蛋白通過就會呈現出顏色（出現第二條線，即陽性）的判定。

但「快篩」也可變成是指所有報告可以快速提供通俗認定，不管是採用定性或定量方式的描述，所以後來當COVID-19核酸聚合酶連鎖反應（PCR）法，也可進行自動化大量快速檢驗時，也都叫做「快篩」，大家便不會在意專業的定義或方法的原理是什麼，反而要求的是能夠減少等候的時間，或是如果需要購買時花費多少的考量，甚至在不同疫情狀態或時間階段下可以取捨的評估。這些都是決策部門必須不斷和民眾說明及溝通，才能共同了解的議題。

所以包括高靈敏度的方法，通常適合用於初步篩檢，就是因為這類方法檢查強度高、容易抓到嫌疑犯、但也可能誤抓，所以必須有一套儘管檢查條件高、不輕易出手抓人、可能較費工夫的專一性方法做配套，再進行確認之鑑別診斷的流程等專業學理。這些也必須達成共識，才能在不同面向的爭論和釋疑中，基於求真和良善的意念，努力於增加大眾對於科學實證的了解，才能成就社會共榮共享的美好，避免在面對像疫情高峰期的危機時，仍然陷於不斷的爭議中。

故就此次幼兒園藥物事件的檢驗結果必須釐清及有待逐步處理的關鍵作法，提出幾點個人的看法，期待結合更多專業與實證，且經由審問、慎思、明辨的純正理念和確實說明，減少事件造成衝擊的延宕，略盡所學專業及過往歷練的綿薄之力。

不同檢體來源及採集時間的合適性，如果已經無法對問題的釐清產生檢驗應有的效益，便只會增加彼此爭論的可能或迷失。目前新北幼兒園餵藥事件的血液檢體，此藥物（巴比妥鹽類與苯二氮平類）的代謝時間大約3～5天，尿液則大約6週左右，光在採檢的時間點上是否能夠讓檢驗的報告成為可信的結果，其實非常堪慮或可說沒有什麼意義。醫學檢驗的第一課說到，「錯誤的檢體寧可不要檢驗，以免報告因此造成病人的傷害」，就是在說明此一重要性。

不知大家是否有發現一般報告上另有一檢驗項目「肌酸酐」（Creatinine），那是用來看尿液是否太濃或太稀，因為尿液不像血液是屬於生理恆定成分，易受喝水量影響成分之濃度，所以此一項目雖非主要項目，卻是尿液報告必須呈現與對照判斷的重要解讀輔助，也顯見檢體是否合適之重要性。因此，毛髮檢驗雖有其流程設計與檢測操作的較高困難度，仍應把握藥物殘留實證之可信效期約3～6個月內盡速完成。

檢驗方法的限制不只有檢測靈敏度帶來的陽性、陰性的「判讀切點」（cut-off value）合宜性爭議和質疑，其實檢體中其他成分的干擾，更是任何免疫法設計上無法避免的殘缺。

因為免疫檢測製造試劑過程會有不同抗體產生來源，通常是指用來產生抗體所使用的動物不同，所造成產生出來的抗體純度會有差異，尤其面對成分複雜的人體檢體挑戰不小，會令試劑抗體連接到檢體中不該連結的其他類似原本所要測定藥物的成分。因此需如台北榮民總醫院專家建議，盡速將進一步需要釐清的免疫初篩後之篩檢（screening test）檢體，再進行質譜儀的確認檢驗（confirmatory test）──當然還是需要先確定所測的檢體，無論是血液或尿液在時間上是否仍然有用的。

若有可能，應收集來自事件發生所在同一孩童、不同時間序列採集的同類血液或尿液檢體，且有良好的冷凍保存條件，進行同樣方法分析，以就不同時間點下的檢驗數值變化，分析是否曾經存有藥物或來自干擾的影響。

如此也能作為擴充定性且篩檢的檢驗方法，在評估每次檢測所可能產生量測不確定度的機制，這種情形就如同民意調查是否有意義的正負誤差考量下，作為檢測量值變化可以參考的相關資料。

例如一名學童，藥物檢驗數據在不同時間點都一直維持在穩定的低值，也就是有驗出數據、但不達陽性，較可能是存在個別的背景或干擾因素，包括所處環境或是學童本身的狀況；如果在不同時間點，有明顯大於量測不確定度的下降差異，則就必須考慮是否存有真正藥物的可能，即用藥時數據高、停藥後可能數據漸漸降低的意思；當然應該不會有明顯大於量測不確定度的上升差異才對，否則就是還持續吃到藥物。這也是未來對於追蹤個案在檢驗方法可以選擇簡易及可近，且長期多次檢驗的結果判讀是具有其品管效應的公衛調查方式之一，就是「檢驗流程較易方便執行，但方法設計有其功效限制的狀況下，不能單憑一次檢驗報告立下結論」。

事件發生所造成的紛紛擾擾，在媒體的呈現上繼COVID-19疫情後，再一次讓檢驗結果的討論成為大眾關心的議題。上述相關的見解希望能夠有助於大家整理一下多元資訊必須澄清的思緒。

「推動不能推動的，常是徒勞無功；不去推動可推動的，則是輕忽怠惰」，我想是整個事件發展至此，同時得到重要的風險省思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