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12/19，台大校園，17度，陰雨

一切看起來煥然一新，陰暗走廊重新粉刷加上明亮的燈光，破落紗門換成了電子密碼鎖，但是，台大第一學生活動中心還是宋欣穎記憶裡的樣子──它依然叫作「活大」，中午時分學生從校園各處匯集來此，吃喝閒晃或開讀書會。

「238」，當年聚集最多異議性社團的辦公室，因為最近學校舉辦整潔評分，變得不那麼雜亂了，但牆上的《國際歌》和大大「幹」字，都還在。

「我來的時候就有了，那些字絕不可能動的，」自稱到社辦來混時間的男同學敬畏地說，「但自從旁邊的卡漫社來抗議菸味，我們就加上了那個⋯⋯」他指指天花板，手繪的大大禁菸標示下方，有一行字，「我愛卡漫社」。

為了即將上映的作品，電影公司每天都替她安排一連串的採訪、廣播節目、映後座談⋯⋯從昏天暗地的宣傳行程抽離，宋欣穎坐在這個充滿青春回憶的地方，眼睛發著光，環顧四周，問道：「請問勞工社倒了嗎？」「應該不在了」，學弟說，兩人逐一比對過去和現在的差異，知道女研社還在，宋欣穎安心地笑著。

20年前，她也在裡頭跟著吸菸，「愛怎麼吸就怎麼吸」，似懂非懂地聽著女研社學姐們熱切討論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樓下的活大禮堂生吞活剝一部又一部藝術電影，「別人做過的，我都想嘗試，一直要到長大後，才真正面對自己到底喜歡什麼。」

1990年代初期，剛解嚴的台灣社會從壓抑到騷動，各種文化思潮與社運風起雲湧，台大校園內也爆發豐沛的能量，不停撞擊這位來自新莊工業區的女孩的內在心靈。

一連串的校園反性騷擾運動、女生宿舍放A片的行動中，她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性別在社會框架中的意義，「與校方碰撞最激烈的一個議題是廢除女生宿舍門禁，為什麼晚上12點前，女生就要乖乖回到被碎玻璃圍牆包圍的宿舍？那時突然深刻理解到，小時候看的灰姑娘故事在講什麼。」

宋欣穎從小就習慣沈浸在自己的世界，看著故事書、模仿電視節目，一個人自言自語飾演不同角色，玩著辦家家酒。雖然偶爾擔心「這小孩子是不是腦袋有問題」，但優異的成績表現，讓母親對於她的幻想沒有太多囿限，甚且買下每一套上門推銷的百科全書。

到後來，她才越發明白，那對於勞動階級的家庭是多麼大一筆錢，其中蘊含著母親寄予的厚望，期待女兒完成她沒能實現的人生：好好讀書考上好學校，以後當醫生、律師，能夠自立自強、改善家境，成為很有用的女人，不要只能做工，一輩子依賴丈夫。

最終，宋欣穎沒有達成母親的心願，步入中年的她，卻用人生最精華的青壯歲月，完成一部台灣罕見的自製動畫電影《幸福路上》，用一位成長在解嚴初期台灣女孩的眼光，回看過去，問觀眾，也問自己，「成為你理想中的大人了嗎？」

曾經被不平凡的時代浪頭高高抬起，日子終究要被平凡的時間之潮沖刷磨損。再回到「啟蒙時代」的校園，能看得更清楚，那些模糊的理想，所為何來嗎？

「我在台大時書唸得很差也很少上課，但那是我的社會意識覺醒的開端，雖然電影裡對這段時期著墨不多，因為不容易用具體的影像呈現，但那些看不見的影響，才使我用『這個方式』講一個小女孩故事。」宋欣穎說，在此以前，從小的教育將周遭鄉土與環境隔離在外，甚至跟著主流價值歧視來自花蓮、吃檳榔的阿美族阿嬤，她心中孺慕的是中國文化，想去看長江、黃河，「連自己是勞工的孩子都沒有想過。」

那時候，故事是逃遁到真空世界的幻想，漸漸地，高中開始離開新莊到台北念書，在全台第一志願的女校中，她發現自己生活的世界有點不同，別人下了課可以去逛街購物、買書與CD，看國家劇院表演，她得去補習班幫小朋友改考卷，打工賺零用錢，沒有空閒像其他同儕早早就接觸許多文化活動；上大學後對課堂外事物更加渴求的她，常因每天得花兩、三個小時坐公車通勤，在社團活動中往往因體力不支睡著，但如海綿般吸收各種思想刺激，才初次看見，不虞匱乏的小康家庭表象後，自身處境（一天到晚很累、羨慕別人懂得很多）與家庭在社會位置的關聯。

「所以我的故事想要去講，大的社會、歷史對人的影響，我唸的政治系根本超保守，但因為在社團的經歷、周圍的人的刺激，開始思考很多沒想過的事情，包括這個作品中很深刻的部分：性別與知識的覺醒。」宋欣穎說。

成長故事是電影與小說歷久不衰的題材，迥異於再現青春的浪漫愁緒或放大戲劇張力，宋欣穎將乍看可愛無害的動畫角色，放進鉅觀的社會脈動，與微觀的個體生命交織互動，那些抽象的夢想、遺憾、記憶因此長出真實的血肉──一首屬於「六年級」（出生於1970年到1980年的世代）的生命組曲。

因為導演幾無任何名氣可言，加上國產動畫過去從來沒有成功的商業模式，在院線正式上映前，電影公司安排大量試片與特映會，期待能帶起口碑，儘管是否能創造票房佳績尚待驗證，導演卻已直接感受到觀眾熱烈的共鳴。

「映後進去戲院跟觀眾打招呼時，幾乎沒有人知道我是誰，但很明顯地看到全場都在掉淚。完全沒有預期到這部電影會讓人哭，我很小心、節制地處理剪接，不要輕易讓情緒催出來，我以為這是一個好笑片！散場後，甚至有觀眾跑來抱著我掉眼淚說，我覺得妳講了一個超好的故事，沒有想過有人會講『我』的故事！」宋欣穎說。

在戰後嬰兒潮一代父母庇蔭下成長的六年級，衣食無缺的童年之後，見證黨國教育的尾聲與90年代反體制另類文化的萌芽，在拋不掉的禮教責任與追尋個體自由的矛盾中，跌跌撞撞，倏忽來到中年，不上不下，往前是步向終點的上一輩，往後是理直氣壯的下一代，以及自己嗷嗷待哺的家小。往昔的夢想未逝，卻越來越難辨識影跡，四顧茫茫中，沈默地為生活奔忙。

宋欣穎透過在平凡又不平凡的時代的成長軌跡，描述出這種模糊、猶疑、難定義的狀態，以及與片名裡的「幸福」看似相悖的──無常。

「曾經覺得我的家庭很幸福，可是，明明前一刻還很高興聊天的人，怎麼一瞬間就戲劇化地遭逢巨變？」

宋欣穎至今仍然記得，某天在台大女九宿舍餐廳吃飯時，看到電視新聞報導剛發生的華航名古屋空難，鏡頭轉到一位女孩的臉，因其母為罹難者之一而悲傷哭泣，她馬上認出是遲未歸來的室友，她之前才興奮地說，改嫁去日本的母親特地回台灣來探親，要把握難得的相處機會，會有好幾天不在宿舍，沒想到再次見到，竟然是在宿舍餐廳的電視螢幕上。

強烈的超現實感襲來，幸福沒有永遠。

人生的路上，或近或遠的生命的逝去，都在宋欣穎敏感的心中留下幽微的迴響。當她準備到京都留學，踏上追逐電影夢想的第一步，卻傳來第一份工作時頗照顧她的前輩──台灣青壯輩小說家袁哲生，自殺身亡的消息，不久前，他們才通過電話。

在辦公室時，只是偶爾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不知道為什麼，當時已經在文壇頗有份量的大哥，總會將剛寫好的小說初稿，拿給他口中「新新人類」的小妹看，並熱切地期待聽到讀後感想，兩人就此建立深刻情誼。

「當年我根本就只是個屁孩，哲生卻非常誠懇地，把作品給一個不是『同溫層』的人看，想知道妳這樣的『新新人類』有什麼想法，這種開放與謙虛帶給我很大的影響，希望拍出能觸擊到芸芸大眾心靈的片子。」

資金不足、製作團隊出走、技術執行的落差⋯⋯在沒有動畫產業的台灣，要完成一部原創的動畫電影，其中的艱辛過程不足為外人道，宋欣穎無時無刻都面臨放棄的臨界點，但過去的都過去了，即將正式上映的作品，已開啟它自己的生命。

「生命一定會消失，會有很多遺憾，可是作品會留下，這可能是在我眾多無能為力的人生當中，唯一可以掌握的事情：做出一個作品，感動很多人。」宋欣穎說。

宋欣穎導演的首度動畫長片《幸福路上》，2018年1月5日全台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