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一米八六高，屬鼠的。

來自明尼蘇達州的Michael Meyer，當他來到吉林省孤店子鎮的大荒地村住下，當地人見到他，彷彿看到火星來的人，眼睛睜大，驚呼連連，非要攔住他滿足好奇心才准他離去，他脫身的通關密語是：「美國人，一米八六高，屬鼠的。」用中文說，只不過帶著四川口音。

23歲那年，Michael Meyer有了一個中文名字叫「梅英東」，那是在1995年，他一句中文都不會說，參加美國和平工作團被分發到四川內江教英文。1997年結束和平隊的工作，他轉而到北京的國際學校教書，才發覺一口在街上學來的「川腔」，在北京人耳裡顯得怪腔怪調，像土包子。

2005年，北京奧運開幕的前3年，他住進北京西南角的大柵欄胡同，裡頭住的都是外地民工。胡同冬嚴寒夏酷熱，下雪天，他要扯著睡褲出門，和民工一起蹲公廁，在此起彼落的撲通聲中，避免尷尬只能盯著牆上的直腸廣告瞧。

2008年奧運過後，胡同拆得徹底，梅英東用英文寫出第一本書《消失的老北京》，接著他探訪中國妻子的東北家鄉，完成第二本書《在滿州》，兩本書在國際文壇引起熱烈討論，被視為中國書寫的翹楚。在北京生活10年後，梅英東回到美國，目前在匹茲堡大學教授「非虛構寫作」課程。

「當我1995年抵達四川時，當時沒有什麼關於中國的書，我只能讀林語堂《吾國與吾民》、賽珍珠《大地》。很多在和平隊的成員最後都成了作家，因為我們都覺得，要如何詮釋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呢？你知道你想看的書並不存在，於是你就得自己來寫。」

去年底，梅英東來台北參加研討會，我們約在博愛路的咖啡廳訪談，他褐色眼珠髮色，身形瘦高，不用問就知道他一米八六，屬鼠今年45歲。和平工作隊晚他一期的還有寫出「中國三部曲」的知名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何偉（密蘇里州）和梅英東（明尼蘇達州）皆來自美國中西部的小城鎮，深入中國的窮鄉僻野，沒有紐約、舊金山大城市知識份子的身段與驕氣。梅英東說：「我從來沒感受到文化衝擊，因為四川農村和我老家是差不多的。」

梅英東說：「我在家鄉沒有什麼選擇，只能當高中英文老師，賺一點錢。我沒有錢，沒有女朋友，沒有工作。和平隊給我美國到中國的飛機票2,000美金，還給我100元美金，我想我的天呀好多錢，我好幸運！」

成長於內陸的年輕人初次出國，像雛雞幼鴨剛開眼，對事物充滿好奇，本身卻也成為好奇的對象。每到一處鄉民就會把「老外」團團圍住，像觀賞猩猩似地忍不住要摸一把。梅英東說：「年輕的時候還可以忍受，如果要再來一次，我大概不行。」

中國鄉村有源源不絕的題材，但外地人要來取材，並非那麼容易。「如果開口說，你好，我是美國記者，可以採訪你嗎？通常會被拒絕。但如果說我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他們會很興奮，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就會一直跟你講不停。」

梅英東也曾幫《時代雜誌》（Time）在中國採訪，「我非常討厭這個工作，好像我是一個吸血鬼，我採訪一個中國人：『你怎麼看中美關係？』他說：『我討厭美國』，喔謝謝，我就走了。」

「我很不喜歡像記者一樣快速的獵取，我去西安，跳下火車，採訪一些可憐的人，說政府沒幫助他們。6個小時之後我跳上火車回北京，過了一個月，我根本不知道這些可憐人到底會如何，每個故事都沒有結束。在我的書裡，我跟著我採訪的人好多年，在他們身邊看著事情如何演變，這是當記者做不到的。」

胡同到底該保存還是該拆？主張保存的知識份子都住在有冷暖氣現代衛浴設備的樓房裡。梅英東則說：「be authentic（試著真實），外國人在中國，經常聽到一句話：『你是老外，你不會明白我們中國』，所以我要親自住在胡同裏面。」

比如蓋在大柵欄附近的大型商場Walmart，「如果美國的知識份子看見，都會說這很邪惡。」梅英東身在其中，卻看見胡同裡的老太太很喜歡去逛賣場，因為有冷氣吹，還可以坐在那裏和鄰居閒磕牙，「不買東西，店員也不會驅趕。」

胡同裡的左鄰右舍，有來自山西賣刀削麵的，來自東北開小雜貨店的，還有來自河南撿垃圾的。朋友交上了，不只是去吃碗麵，買個燈泡。吃刀削麵的同時，梅英東想知道店家為了在北京生活，放棄了什麼樣的生活環境，他要了地址，跳上火車往山西平遙，看見寬敞的曬穀場，沒有胡同裡的陰濕窄仄，再搭十幾個小時的巴士回北京。

房東是個老寡婦，總是叼著一根飛馬牌香菸，喚他「小梅」，門也不敲就直闖他的房間，將一碗剛起鍋的香蔥豬肉水餃遞到他面前。老寡婦曾嫁給一個國民黨軍官吳振東，1949年她接到丈夫從香港寄來的信，說要去台灣，此後便音訊全無。寡婦獨自養大一兒一女，在文革中受盡批鬥。

聽了身世曲折的故事，梅英東並非寫進書裡就算了，他跨海向台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出2次查詢申請，大海撈針找出2個「吳振東」，他請台灣朋友撥通檔案裡的電話，其中一通接通，說吳振東已去世，不要再打來。

「我想知道所有關於『人』的事情。那時我年輕，也不用花多少錢，只要有100塊人民幣你就可以搭上火車，去他們的家鄉看看。我現在在教書，卻發覺學生很懶，他們會覺得幹嘛要做這種事，為什麼不打電話就好。」

梅英東最喜愛的作家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曾當過記者的史坦貝克。史坦貝克小說中的人物，大多是經濟大蕭條時代被輾壓的底層工農人物。

「史坦貝克以前也是記者，他常把新聞故事發展成小說，你住在某地，學習當地的歷史，訪問人，然後你寫小說。我就是在學史坦貝克這件事，我跟著和平隊去某個地方住，然後開始寫作。」

我問梅英東，「你的學生現在還讀史坦貝克嗎？」他給我一個無奈的表情：「他們不讀，但我『強迫』他們讀史坦貝克，還有海明威、歐威爾、吳爾芙……。人們常問：『你如何成為一名作家？』我說就是不停地讀。但我的學生不這麼認為，他們只想寫自己媽媽的故事，我說老天，我再也無法讀更多媽媽的故事了！」

第二本書《在滿州》，梅英東的野心更為龐大，在他筆下的東北，有如亞洲巴爾幹半島的糾結難解，從日俄戰爭、國共內戰、太平洋戰爭一路延伸到1950年的韓戰，中、日、俄、韓在此割據又交疊，梅英東不只處理歷史，也關注當下東北的土地炒作買賣問題，為此特地向美國農村發展研究所的學者請益，也和獨立調查公司Fathom China合作。

《在滿州》將在中國出版，內容有一處被刪改，那是1948年的「長春圍城」，林彪所率領的共軍圍住國民黨部隊，也包圍長春這座城市。5個月間不准平民離開也不准補給品進入，至少死了16萬人，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的致死人數。梅英東說：「在中國的版本我不能說共產黨殺了30萬人，而改成30萬人死亡，搞得像意外，其實很可笑，讀者都知道30萬人死於共軍圍城。」

《在滿州》歷史的敏感處不只這一處，端看在哪裡出版。如果是日文版，無法過關的或許會是另一幕，那是二戰日本戰敗後，日軍為了怕蘇軍追擊，事先炸毀橋樑切斷電報，讓數十萬先前移民滿州的日本墾荒農民走投無路。

農民逃到松花江畔，母國承諾的接駁船始終沒來，而燒殺擄掠的蘇軍就在身後，數百個日本母親，把懷裡的孩子留在岸邊後，紛紛走入激流中。

「紀念日」無一方的歷史刻寫銘記。無論是發生地中國，或是彼岸的日本，不是漠視，就是噤聲。反而是這個來自明尼蘇達州的美國人，多年後前往憑弔，抽絲剝繭後寫進書裡。

梅英東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遍讀日本在殖民地所經營的南滿鐵道的文書資料。除了上窮碧落下黃泉，也搭慢車橫越整個東北，四處尋找被隱沒的歷史遺跡。

東北以外，他還特地飛到科羅拉多州，採訪二戰中曾在滿州服役，現今90多歲的美國老兵，「我知道他快過世了，所以我必須趕緊去。」接著他又飛到舊金山去採訪另一位軍人，「這些在我書裡不過5頁，卻花了我2,000美元。」他也飛到東京，採訪從滿州撤退回日本的人，「我發現那個故事太龐大了，應該寫進另一本書裡。」

我好奇這些「田野」所花費的金錢並不少，在美國專職寫作，能維生嗎？他答：「可以，但除非你寫得夠快，不然無法靠此生活，問題是我寫一本書就花了3、5年，我現在試著寫快一點，但你也知道，寫作急不來。」在另一場演講裡，他提到因為太太是收入頗豐的律師，所以可以支撐他專職寫作8年。還有他一再強調中國的物價便宜，只要人民幣100元就可以跳上火車，走南闖北。

老外書寫中國，在近年已成顯學。梅英東沒有挑選敏感的政治題材，而是書寫胡同與農村裡的常民百姓。知名作家Ian Frazier曾對梅英東說：「你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你在破壞幻想（Fantasy）。當美國人想到中國，就是：六四、天安門、機關槍噠噠噠噠噠。你不能讓讀者笑，中國人不好笑。」

梅英東坦言，「寫中國很難」。他說：「如果寫文革和六四，美國人會誇獎、鼓掌，會賣得很好。我的朋友Peter Hessler（何偉）說過，在美國，如果你要寫第三世界的非虛構故事，那麼就必須可憐或害怕他。美國人只想看到這些在中東或非洲的窮人，變成像IS那樣的殺手來到美國。但你不能寫生活在菲律賓是什麼樣子，在印尼長大是什麼樣子，沒有人為這些故事書寫。」

「出書後我被批評，應該對中國更有批判力道，美國讀者會舉手問我，為什麼不寫法輪功，但老天！我只是在寫我知道的事情，『法輪功』不是我的故事呀！中國人在平時生活中總是談論天氣，不會邊走邊批評共產黨呀，就像我也不會每天將川普掛在嘴邊，那是最難傳達給西方讀者的。」

梅英東並非全然避開政治的禁忌，《消失的老北京》裡有「六四」的痕跡，「胡同裡的人告訴我，在1989年6月4號那天，民眾為了躲避鎮壓，逃到胡同裡躲藏，所以共產黨後來才那麼想拆掉胡同，那麼異議者就躲不了。這對我來講很Amazing！」然而這本書在中國出版，照例要經過刪改，將六四改成6月5日前一天。被刪改的還有寫到天津副市長帶著女友出席會議，梅英東眨眼笑說：「他們說不對不對，資深的官員不會有年輕的女朋友。」

無論是北京的胡同，或者東北的農村，都面臨土地被資本掠奪後的遷移命運。梅英東說：「土地本身並不在乎統治者是誰，只有節氣與它們相關，種稻、收割，不管怎麼改朝換代，土地依然都在那裏，我喜歡用一個比較深遠的觀點來看歷史。」

住進胡同，接了地氣，梅英東的2本中國書寫，紀實/計時以二十四節氣如驚蟄芒種寒露霜降。春分時節，胡同裡的老人們在樹上掛了一圈竹鳥籠，搬出木凳下象棋，木頭削成的棋子時不時傳來「啪」一聲脆響。

梅英東在胡同小學裡教的學生，都是在北京沒戶口的民工後代，他說：「我的學生沒去過天安門，不認得北京的名勝古蹟，他們的生活只在胡同裡，但他們知道每一棵樹的名字，因為父母來自農村，他們是農夫的小孩。」

（《報導者》記者賴子歆對此篇報導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