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總以為礦坑是女性禁地，因為不潔、不祥，不被看見、不可言說。其實台灣礦業史上曾出現「炭礦婦」的身影，隨著礦業關閉而消散在歷史煙塵中，無人記得。我那95歲的阿媽張桂就是這群隱形女礦工的一員，為「她們」的存在留下見證。

正當16歲的青春年紀，她就成為礦坑工作的一員。少女時靠著礦坑養家、接著成了礦工妻子，夫妻都在礦場謀生。礦工命運像世襲，生下的孩子也成了礦工。總是噬人的礦坑隧道，奪走她曾經的倚靠與幸福。

那是一個以命換炭的黑金年代，也是一個戰亂的年代。阿媽的生命史補足台灣礦史中散佚的女性篇章。

阿媽出生於昭和二年（1927），沒有上過一天學。她的父親和情人跑了 ，無父依靠的生活十分艱苦。童年若不是撿柴火，就是幫忙採茶。「沒做就沒得吃，」她說。就算做得再辛苦，也總是半饑地活著。

彼時日本的新興殖民地台灣，礦業開採方興未艾。日人山本信義來台不斷擴大礦場規模，1920年整併成大安寮炭礦，改名為「山本鑛業」，包括阿媽故鄉媽祖田及三峽礦區。為了賺更高的工資，她離開了茶園，進入礦場。

日治時期和阿媽一樣的「炭礦婦」不在少數。1898年統計全台有57位炭礦婦；到了1941年，50年間，人數擴增至6,170人，佔總礦工人數11%。阿媽見證了山本礦坑內的女人工作樣態：坑內女性是做「二手的」（擔任男礦工的輔助者），從採炭、支柱，到選煤、搬運、雜夫。男性的工作中，都有女性參與。當時「金包里礦業株式會社」還曾公開表揚崁腳礦場的林旺根攜妻入坑工作，是「夫掘妻拖，甚然勤勉」，還加發賞金以茲鼓勵。

不過，《山本炭礦》記載女性從事的是坑外選煤工作，並沒有記錄張桂這種坑內的搬運女工，更未提那些做男性工作的女礦工。在正式文件中，女性是礦場必要卻又不被看見的「黑工」。女礦工人數不多，既要做坑內助手，又要做坑外選煤，也可能隨時被行政人員叫去煮飯、燒水、運煤、打雜。

她們是整座礦場的母親，如果沒有女性的後勤支援，礦場也無以為繼。

台灣的煤礦礦脈深入地底，從主坑下去到工作的煤巷之間長度可達2、3公里之遠，深度可達300公尺以上，相當於台北101的高度。從坑口到工作的片道，最遠得一小時以上才能抵達。在黑暗的坑道裡是沒有里程標記的，阿媽也失去了距離感。每日週而復始、來來回回，不論坑外晴雨，坑內永遠只有幽暗、潮溼、令人感到窒息的汙濁空氣，以及隨著鋼索上上下下、反覆推移的炭礦重量。

1941年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在戰火中，阿媽與阿公張祿結婚了，但由於戶政人員的疏失，阿媽不是冠夫姓，而是換了夫姓，從「曾桂」成了「張桂」。

二次大戰末期，日本軍部在台灣島全力構築防禦工事，徵召全台青壯年在海岸線挖戰壕、山壁挖彈藥庫。 阿媽隨阿公被派往屏東林邊挖掘防空壕設施。阿媽回憶：「飛機在頭上，子彈嚇嚇叫…。若剛好起火要煮（飯），飛機飛過，有煙要馬上熄掉，（不然會）有炸彈…。」

日本戰敗，台灣島上，太陽旗降下，換上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對於改朝換代，阿媽覺得：「給日本人與台灣人管，都沒有什麼差，都是半仔餓（吃不飽）。」

戰後，國民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山本煤礦由瑞芳李家得標承購，改稱「海山煤礦」。隨著礦場擴大，1956年在媽祖田開闢新坑，阿公是第一批進坑者。隨著煤層開挖，媽祖田成了百人礦村。

1964年，中華民國政府明令禁止女性入坑，女性只能坑外推車、選煤、倒路尾（倒石）。但是，一直到1972年的官方統計，坑內的女性雜工仍有948人。阿媽親眼見證，只有海山的「本坑」禁止；在土城媽祖田的礦坑，依然有女性下坑。

1958年，媽祖坑礦災，死亡的兩名礦工是我的阿公和他的助手。阿公張祿得年37歲，新寡的阿媽32歲。

台灣礦災死亡率高，尤其是光復初期，每年死亡人數皆破百。每百萬噸的煤，平均要付出34條人命。數字背後是無數破碎的家庭以及傷心的親人。

阿公死後，留下3個小孩，我媽12歲，大舅8歲、阿姨4歲，還有阿媽肚中的遺腹子；再加上阿祖（張祿的母親），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擔就落在阿媽一個人肩上。礦災撫卹金領到24,000多元，4,000元拿來辦後事，20,000元寄存在海山公司，每個月可領400元利息。但每月都入不敷出，留下一屁股債。

海山公司改派阿媽去顧礦埕。10月8日凌晨時分，她陣痛加劇，找不到人援助。嬰兒等不及，已經滑出子宮，阿媽回憶起那個生命攸關的時刻：「那時候不知要找誰斷臍，我自己斷，再把小孩子洗一洗⋯⋯。」當年的生死交關，如今說得雲淡風輕。

丈夫死後的冬天特別難熬。阿媽傷心過度，食不下嚥，加上長年在坑內工作，氣喘發作。她回憶：「（氣喘）最嚴重那一次去住院，將我送太平間隔壁（笑）。我睡不著，時鐘這樣嘀嘀嗒嗒⋯⋯。」那一晚，死神已經來敲過門了，或許悲憐阿媽一家，放過了她。

海山礦業改派阿媽在礦坑澡堂燒水，用畚箕挑煤礦去澡堂，每天300斤，燒水給出坑之後的礦工洗澡。洗掉一身煤塵後，才看得出原本面目。

在媽祖坑生產穩定之後，海山選擇資深工人鄧進發當坑區領班，負責招攬、管理礦場工人。當時半個月發一次薪資，全部就有20餘萬元。進發用帆布袋背著錢，騎上腳踏車去媽祖田發餉，公司有時還請保鏢護送。

進發有10個小孩，妻子多年前難產亡故。他看到阿媽張桂一個寡婦要養活一家，著實吃力，所以不時送米給她；有時還會帶些菸、酒，讓阿祖與張桂婆媳去坑口兜售。他也是工寮的領袖。他在礦坑周邊租了一塊地，下工之後就種些空心菜、菠菜、絲瓜，告訴大家可以隨時去採。

當礦工採礦進度未如預期時，進發得親自下坑趕工，留宿礦工宿舍。後來阿媽懷孕了，媽媽才意識到：不管她喜不喜歡，進發已經是家人了。

在阿媽家中，我第一次看到鄧進發的照片。他留著海角仔頭（油頭），臉長、鼻樑很挺，看來精明幹練。阿媽輕柔地說：「我錢賺太少，沒辦法（養家活口），伊（進發）才說弄一些米給小孩吃好不好？一起幫忙養小孩好不好？」

我問阿媽：「他對妳好嗎？」阿媽說，在一起十幾年，這個大她18歲的男人從來沒有打過她、罵過她，而是默默支撐著阿媽養家。有時候，還會邀她出遊，說：「（平常）做到要死，我們來去哪裡走走⋯⋯。」他帶她去烏來探親，走出陰鬱潮濕的礦區，重新看到燦爛的陽光。

如今，阿祖與阿公的照片掛在家中客廳；但是進發的照片是收在阿媽房間的床櫃裡，掛在阿媽的心中。

1984年，是令所有礦工家庭悲傷的凶年。台灣三大礦災接連發生，宣告台灣礦業邁向死亡。海山公司自1989年停坑收工。宿舍也遲早不能住了、業主要另作他用。阿媽聽到拆屋還地風聲，一家人提早搬離宿舍。

那時兒子也成家立業了，近50歲的阿媽咬牙買房，再出去做粗工。1980年代台灣股市上萬點，處處蓋樓房，缺工之下，沒經驗也可上工。為了孩子，張桂從地底500公尺不見天日的礦坑，上到高聳入雲的300公尺高樓。她挑磚、石，做的是男性做的粗工。 她說：「要擔土、擔水泥，（攪）和在一起，都要挑，爬樓梯，一手扶扁擔，一手扶（樓梯）把手。很艱苦⋯⋯小孩讀書，衫啦、鞋啦！迫不得已。」

這7、8年間是阿媽一輩子勞動最累的時候，但不錯的工地收入改善了家中經濟。當公寓交屋入住，一家人總算擁有自己真正的家。

阿媽的手指早已扭曲變形，她說：「挑土，咱不夠力，都會去折到、傷到！那時也沒有弄（處理），消膏貼一貼，⋯⋯（手）就變成這樣，硬梆梆。」長期的勞動在阿媽身體上銘刻了不少傷痕，膝蓋關節已磨損，承載不起她的風吹就倒的重量。

如今95歲的阿媽無法行動自如，但她一直掛念著母姓「曾」在結婚登記後「被消失」，萬一哪天她突然「返去（過世）」，會找不到原來姓氏。2021年底，阿媽要二舅幫她去戶政事務所改名字，從「張桂」改為「張曾桂」，找回了失落逾一甲子的母姓，了卻她掛念大半生的心事。

我再度回到當年「炭礦婦」行走的媽祖田，尋找礦坑入口。推開圍牆的小門看到了那座爬滿綠蔓的景觀橋，前行數公尺，雜草叢生，地面積水漸行漸深。改爬上高逾一公尺的駁坎，劈開雜木蔓草前進，終於發現坑口的山牆，依稀可見「海山本鑛」四個大字。那曾是上演礦工家庭生死修羅場的礦坑起始處，不知何時已漫成一片水塘，落了一池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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