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達也穿著寬鬆的藍色短袖衫、工裝褲，走進採訪室。腳上套著灰色的中筒襪，搭配一雙洞洞鞋，突出了這位導演不畏他人眼光的性格。

原點，是奧姆真理教的拍攝。

1995年3月20日平凡的週一早晨，5名男子帶著以報紙和塑膠袋包裝的沙林毒氣，搭上東京地下鐵，用雨傘將袋子戳穿，毒氣瞬間蔓延。近距離接觸毒氣的乘客、地鐵站務員口吐白沫、昏迷、身亡，其他乘客也身體不適、瞳孔放大，視線黑暗，人們從地下鐵中被搬運出來，躺倒在路邊，救護系統因突如其來的事件癱瘓，宛若地獄光景，最終造成14人死亡、高達6,251人輕重傷，更有人留下終生後遺症。事後奧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和幹部被認定為主謀，麻原和9名幹部被判決死刑定讞，2018年執行，另有5名共犯被判無期徒刑。

當時，日本各地掀起廣大的「反奧姆運動」，地方成立對策協議會，將信徒趕出村落。媒體們普遍將信徒詮釋為極其冷血、殘酷、遭受心靈控制，犯下恐怖惡行的人，《富士電視台》也指示當時簽約的年輕導演森達也，前往教團設施，記錄奧姆真理教的「惡」。但進入設施後，森達也卻感到吃驚：「信徒們是很善良、溫和、溫柔的人，和媒體報導完全不同。」他因如實報導被《富士電視台》解除契約，後自己獨立拍攝為紀錄片《A》。

森達也鏡頭下，信徒平日生活，慈悲為懷，連昆蟲都不殺，但當詢問信徒們，如果被教主要求散播沙林毒氣，他們會不會做？一些人卻給出肯定的答案。後來，森達也更與監獄中6位被判死刑的奧姆真理教徒長期會面、通信，發現他們也都是溫和的普通人。親身體會善惡之間的模糊界線，森達也深感衝擊：「人並非因為生性殘暴而殺人，而是進入『組織』（集團）時，放棄了自我思考，才做出殘暴的事。」

森達也直言，殺人者理應背負責任、受到裁罰，「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寫道，（猶太大屠殺主要負責人）艾希曼（Adolf Eichmann）該受罰的理由，並非純粹因為他殺了人，而是因為他選擇遵從組織的命令。我也這樣認為，」但社會應思考，「集團化」機制如何使普通人化作殺人犯，否則便會重蹈覆轍。從二戰到大規模殺人事件，「集團化」和日本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有關聯。

拍完《A》後，森達也在電視台深夜時段做紀錄片，聚焦日本媒體圈常見的「自主規制」現象──明明某些題材並未被明文禁止，電視台卻自動將爭議內容排除。彷彿要向「潛規則」對抗，森達也的《放送禁止歌》討論涉及犯罪、政治、情色等「敏感內容」的歌曲，為何遭到自主禁播；他也拍攝侏儒摔角、天皇等被刻意迴避的題材。

森達也更觀察到，奧姆真理教事件後，日本社會的「集團化」加速，催化劑就是恐懼。當媒體只剩一面倒的報導、民眾紛紛把奧姆真理教徒劃為「異類」，拒絕理解時，其實形成了另一個放棄獨立思考的「集團」，甚至足以影響法庭。即便審理中的麻原彰晃出現嚴重的精神症狀，在被告席上不知所云、講著幻覺，但法庭卻以「推測是裝病」為由，禁絕麻原接受任何精神鑑定和治療，強押他繼續受審。最後，審判始終無法自精神崩壞的麻原口中，問出奧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氣的具體理由。麻原被判處死刑後，真相成了謎，只有恐懼不斷膨脹，讓日本社會更容易被恐懼訴求集結。

在接受《報導者》採訪時，森達也吐露他對日本死刑制度的批判：

「媒體在犯人被判處死刑時會大肆報導，死刑定讞後，死囚的生活如何、如何被處死？卻無人關心。也因此，對日本人來說死刑是一個抽象概念──因為不知道壞人還可能做什麼，所以非消除他們不可。」

當時森達也為文評論：「所有事件的『特異性』中必然有其『普遍性』存在──事件之所以發生，不單單是犯行者的個人因素，社會因素亦不容忽視。」

森達也與入獄的植松聖展開通信、會面，並採訪專家，寫成《Ｕ相模原に現れた世界の憂鬱な断面》一書。他將植松聖視為「普通人」，藉由與發展障礙、精神醫學等專家和記者對談，拉開討論的幅度：曾認為照顧障礙者是自己天職的植松聖，殺人理論從何而來？他認為「不具備和他人溝通能力」的障礙者沒有存在價值，這和埋藏在日本社會裡的優生學思想或安樂死需求，有何交互影響？他對於自己的主張極度固著，又是否可能涉及了泛自閉類群者的特性？

森達也在書中寫下：奧姆真理教大審後，愈是凶惡的事件，社會「不要讓加害者逃脫法律制裁」的呼聲愈大；當法庭無論如何都得認定加害者有責任能力、以處重刑，了解加害者的內心、事件真相，就變得困難。其結果就是「動機不明」的案件持續增加。

森達也今年帶著首部劇情長片《福田村事件》來到台灣，這部片可說是匯集了他埋藏多年的議題關懷。

「我其實是20年前在拍《A2》的時候，聽說了福田村事件，當時就想拍成電影。這個事件涉及了日本人對朝鮮人的歧視、對部落民的歧視，可說是極象徵性地體現了日本近代社會的扭曲之處。」

由於爭議歷史是電視台的禁忌，當時森達也和多家電視台提案皆失敗，只好先將所知寫成書出版。不料書籍被歌手中川五郎閱讀後，做成民謠傳唱，後被編劇荒井晴彥聽到。20年後，當森達也準備把福田村事件重新製作為劇情片時，荒井晴彥主動跑來與他合作，最終電影成功以群眾募資方式推出。20年前埋下的種子，竟兜兜轉轉，又成就了電影。

在劇情片的世界，森達也依舊保持犀利的論述角度。「《福田村事件》裡的『集團』就是村莊，」森達也解釋，軍國主義、日本殖民者對朝鮮人長期的壓迫、對部落民的歧視，驅動村民團結，當大地震後、朝鮮人將趁機報復的謠言四起，村民便在恐懼之下暴走，造成屠殺。

第一個動手的是被謠言蒙蔽、以為丈夫遭朝鮮人殺害的女人；第二個動手的，是在婚姻與社會中受挫、極想向他人證明自己的男人；第三個動手的，是被軍國主義氛圍迷惑、對從軍充滿嚮往的少年⋯⋯。

最終人人都動了手。

森達也說，他從不認為自己的作品很具影響力，畢竟過去紀錄片上映後看過的人有限，但《福田村事件》在日本一度形成話題，有許多從未看過自己紀錄片的觀眾，也進入了戲院。他說，在安倍政權以後，否認南京大屠殺、朝鮮人虐殺以及慰安婦存在的人顯著增加，他相信很多人聽到官方否認震後朝鮮人被虐殺的事實，一定會感到氣憤，正是他們支持了這部電影。他似也多少看到日本社會的轉變。

森達也的作品多次揭開主流媒體不會報導的面向，在許多觀眾眼中，仿若「真實」的代言人，紀錄片映後每每有人向他道謝「我終於知道真相了」，但森達也卻直率透露，這種回饋令他「困擾」，總會忍不住糾正觀眾「這只是我眼中的『真實』」。森達也說：「『真實』就是『主觀』，世界上存在多少人，就有多少版本的真實。」

「我從來不認為我自己是記者。因為我不相信社會正義，甚至覺得日本社會很可怕，而且我也並不公正中立。」森達也說，自己並非因為強烈的信念創作電影，只是個發現了新事物，就無法忍住不說，誠實地把自己所見告訴他人的孩子。